公共预算启动中国乡镇人大的制度改革——以温岭新河人大预算民主恳谈为例

温岭新河从乡镇人大行使审查批准预算的职权为突破口,借用"民主恳谈"形式对预算草案进行初审和大会审议,增加会期让代表充分审议预算草案,引入预算修正概念丰富代表议案及成立人大财经小组作为预算监督机构等举措,启动了中国乡镇人大制度的系列改革.新河的"预算民主恳谈"源于温岭独创的"民主恳谈"形式,也得益于温岭多年来"民主恳谈"的操练,但其却逐渐淡出了"民主恳谈"的固有框架,开始迈向公共预算的制度基础--人大审批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让"预算民主恳谈"激活现有的人大制度,使人大成为公共预算的主角,真正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是新河改革所蕴含的重要意义.     

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改革的参与式治理路径及实现逻辑——基于上海M区案例的研究

现有文献述评表明,以整合人大和多元行动者参与预算过程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路径,对于激活人大预算监督,化解执政党面临的治理困境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走在改革前列的上海M区的调查,探讨该路径下的改革如何进行及实现逻辑。研究发现,参与式治理技艺的引入和预算修正权的落实有助于实质性监督的开启,但良好监督绩效的取得不完全取决于人大自身技艺权力的完善,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动态治理系统中预算环境的培育、权力结构的支撑以及行动者动力机制的构建。这一改革逻辑的彰显有助于基层人大参与式预算治理创新的推动。     

论人民代表大会在绩效预算改革中的运作与影响——以广东省A区为例

在当代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下,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是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由于缺乏科学有力、具体可行的制度安排,人大的预算监督在实践中往往被大大弱化。通过参与式观察及无结构访谈的形式搜集广东省A区开展绩效预算改革的实证资料后发现,尽管以财政部门为主导的绩效预算改革模式缓解了人大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而有助于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但由于人大在改革中未能发挥主导作用而损害了绩效预算改革的最终效果。因此,发挥人大的内在优势,并以构建强化人大预算监督的制度安排为主要目标,应当是当前地方政府推行绩效预算改革的不二选择,而强化预算体制的公共性则应当是绩效预算改革的基本主轴。     

中国制宪进程的内在矛盾与前景之思考

制宪权属于人民,但由现实政治实体行使,它是人民制宪权与政治实体制宪权的对立统一.中国制宪进程肇始自1908年清末制宪,走过了风雨百年,依据制宪权的行使方式,其间经历了君主制宪、议会制宪、国大制宪和人大制宪四种制宪模式的探索,走出一条与西方社会控制型制宪迥异的国家控制型制宪进路,反映了社会与国家、人民与当政者、宪政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矛盾运动.中国人民将不断探索和发展有中国气派的民主制宪模式.     

中国城市“钱袋子”的权力:来自38个城市的问卷调查

预算改革为城市人大加强预算监督提供了重要的契机。通过对全国38个拥有立法权的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经过十余年的预算改革,城市人大预算监督已经开始从原来的程序性监督迈向实质性监督,但呈现出明显的强弱差异。初步的统计分析发现,人大自身的角色认知、阻力认知、组织能力,政府内部的行政控制、政治支持和财政部门的配合都对人大预算监督存在着影响。不过,阶层回归分析发现,最显著的影响因素是阻力认知、组织能力以及财政部门的配合。     

强化预算民主四策

实现预算民主,需要进一步健全人大的预算监督和审查制度预算民主,就是政府的收入和支出预算应该遵循民主原则,政府所有的收支行为置于人民     

预算民主——公共权力制约的新视角

通过预算民主制约公共权力是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家财政来源的变化是我国进行预算民主改革的现实背景,建构人大主导型预算模式和扩大公民直接参与预算的力度是实现预算民主的两种主要路径。     

“三公消费”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分析

"三公消费"的治理问题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也是各级政府部门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地方政府"三公消费"居高不下,无法得到有效治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软预算约束"。不完全信息和大量预算外资金的存在,为地方政府"三公消费"支出提供了可能和资金来源,加之目前我国的预算体系并不完善,使得地方政府"三公消费"的预算呈现软预算约束的趋势。只有采取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加强人大和公众的预算监督,以及将"三公消费"纳入政府的考核机制,加大问责力度等硬化预算约束的措施,才能使得各级政府"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的问题得到有效的治理。     

法定预算的法律性质:从议案到法案的嬗变

预算法案名为政府执行预算的依据,实为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征税权的具体授予和支出权的具体同意,是抽象法律下的具体授权。从预算法案的文义、目的、宗旨以及预算的历史演绎四种进路论证预算法案的法律性质,应然和实然的预算法案均应具有法律的属性,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达到进一步落实和强化财政民主的效果。     

参与式预算：使乡镇人大运转起来——浙江温岭新河镇的案例启示

浙江温岭新河镇的参与式预算试验以其鲜活的实践激活了长期处于“死机”状态的乡镇人大，使乡镇人大运转起来。从其本质内涵看，新河试验激活了乡镇人大，重构了乡镇的权力结构，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从其技术革新看，新河试验为乡镇人大改革在技术上的改进贡献了聪明才智。新河试验的前景不会悲观，但是，改革的征途仍须继续。     

我国预算改革及预算政治透明化的路径分析——进入福利国家的现代国家如何构建公共财政体制

在一个和平建设的年代,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管好"钱袋子",福利国家是所有国家的必然选择,然而,预算的缺位或财政的腐败,引发我们思考到底如何更有效的配置公共财政资源。这也正是我国预算政治所面临的历史使命,使"税收国家"走向"预算国家",从"前预算时代"走向"预算时代",使预算政治走向规范化和正常化,人大预算监督、公民预算监督和一个有能力且负责任的透明政府是保证实现的有效路径。     

制度相容:人大预算监督研究的理论模型

通过现有文献的述评,可以发现,现有人大预算监督的理论成果忽视了正式组织间权力关系研究。正式组织间权力关系研究的缺失凸显了制度关系研究的不足。造成该理论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已有的预算理论模型不能有效地解释人大预算监督过程中的制度关系,即研究工具的有限。制度相容理论模型的提出是对目前研究困境的一种回应。该分析框架的关键性概念分别是轴心制度、制度相吸、制度相斥。它不仅可以揭示制度间的关系,而且可以解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制度效能的发挥。     

强化监督 势在必行——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郑允海副局长

近些年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等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相当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人民群众的呼声得到真实的反映。在大会收到的八百多件议案中,蒋福弟等32名代表提交的第1号议案是“建议加快制定监督法”,许行贯等32名代表提交的第2号议案也同样是“建议尽快制定监督法”,之后,还有291名代表提交了9个关于制定监督法的议案,要求人大及其常委会强化监督职能,依法行使监督职权。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曾参与过研究、起草监督法征求意见稿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郑允海副局长。     

出席“两会”的少数民族代表和委员们

在人大预备会议上，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代表和其他民族的代表们共同行使表决权少数民族代表们在人民大会堂前出席人大会议的唯一羌族代表杨松英，在驻地给家乡四川省茂县三龙乡金虎村的乡亲们打电话，报告会议盛况A来自西藏自治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已故十世班禅大师的母亲尧西·索朗卓玛来京赴会＊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蒙古族代表对记者说，我带来的提案是加快对内蒙古东部草原荒漠化的治理A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在议案处准备议案A参。。“两会”的。族代表、委员相聚在。民大会堂休息厅＼当前经济工作的三个新动向建立证券市场动态信…     

参与式预算与政治生态环境的重构——新河公共预算改革的过程和逻辑

新河的参与式预算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从体制外自发生长到体制内有机融洽为过程,以民主理财,完善委托代理机制为主要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基础,以激活人大机制为目的,以重构政治生态环境为指归的独特的文本.通过对其的解读,试图回答公共预算改革为什么会发生在新河;如何使政府的目标函数与公众的偏好相符合;通过什么样的路径缩短委托代理链;新河预算改革的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何在;今后的指归是什么.新河的参与式预算是一个基于公众与政府之间和谐理念而设计出来的制度创新,是对传统公众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一种变革.通过这样的创新和变革,树立了凡是与公众有关的事情都应让公众知道的思想,提高了预算编制的透明度和参与度,践行了治国的根本.这是一次人大与政府互动关系的良好发端,通过激活人大而对政府实行真正的制衡,是政治生态环境的重构过程,是新河参与式预算的实际意义所在.新河的阳光试验,正在为我国的公共预算改革探路,并为之积累经验,它将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新的起点.     

公共预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公共预算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然而,在中国,公共预算一直是经济学家(主要是财政学家)研究的领域。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在公共预算领域的“自我放弃”不仅给自身的学科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而且也制约了公共预算研究的发展。所以,本文呼吁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重视公共预算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公共预算的研究。     

论行政收费设定主体及权限界定

行政收费设定权混乱,主要是行政收费设定主体及权限界定不清引起的,必须对行政收费设定权进行规范,界定权力的主体及权限,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全部的收费设定权,国务院在有法律授权时可以设定全国性的一般收费项目,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设定地方性收费项目,地方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没有行政收费设定权。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组织机制重构——基于CGRs理论的分析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路径。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棘手问题"属性、碎片化管理现状和协同失灵现象成为影响改革绩效的主要表现。在协同治理机制(CGRs)理论框架下,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可以从协同驱动、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等三个维度进行构建,通过运用该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通过领导力、不确定性和相互依存等驱动要素充分调动和激活各级党委、人大、财政、审计等各方面力量,建构有原则地参与、共享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等协同过程,形成交互协同并相互制约的预算绩效协同治理体系与机制,可以有效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程。     

论人大个案监督的政治资源与行动策略

以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出发点,以政治资源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策略为主要研究视角,将个案监督看作人大的创新性职权行使方式之一,力图探究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司法机关时采用个案监督方式的原因所在。认为,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的发挥受到党的领导、社会舆论、宪法及法律规定等3方面的影响,这既限制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动范围,又为其行使职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从而决定性地塑造着各级人大的行为模式。个案监督就是人大诸多职权行使的新方式之一,集中体现了当前中国人大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特点。     

构建以人大为核心的财政监督机制

构建以人大为核心的财政监督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人大财政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立法滞后,制约了人大财政监督效能的有效发挥;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和透明度,弱化了人大对政府预算监督的基础;预算审批机构不健全,使人大对预算决算的审查流于形式;人大缺乏对预算执行的动态监督,导致违法违纪现象滋生蔓延。构建以人大为核心的财政监督机制,需要从构建以人大为核心的国家财政监督体系和完善人大财政监督的配套制度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