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协会骚扰”看我国结社权的内涵重构

结社自由是宪法基本权利之一.宪法中的结社权既具有政治权利的属性,又具有社会经济权利属性.由此结社可以分为公共性结社和私人结社,对于公共性结社,团体的设立自由和个体参与社团的自由都要受到限制.我国目前出现的"协会骚扰",正是由于现行规范对结社自由的行政管制过多,并且对"公共结社"与"私人结社"不加以区别,使得公民结社自由难以完全实现.     

浙江青年结社行为百年演进与观照

浙江具有悠久的结社传统,不同时期浙江青年结社行为有其典型的时代特征。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浙江青年结社行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斗争性指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浙江青年踊跃参与共青团带领下的实践活动孕育着新的结社行为动向。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青年结社行为呈现社会性结社特点,即青年结社动因随浙江社会经济改革脉搏律动,有来自群体本能的心理渴求,更呈现出浙江青年结社行为的敏感、务实、事功与创新;青年网络结社因浙江信息化发展方兴未艾,青年结社行为的网络化表达多元与理性并存;青年结社及其行动演展与浙江团组织引导演进相伴相生",伙伴式成长"关系在新时期蕴藏着新的内涵。考察浙江青年结社行为特点、发展轨迹和演进规律,对加强组织引导,建设现代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格局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结社权的保护与我国社团立法的建构

我国的社团立法体系理论研究起步晚,深度不够,我国社会团体立法体系存在着很多不足.其中"双层管理体制"严重的限制了公民的结社权.自由结社权是社会团体合法性最直接的理论来源,各国宪法大都将结社权写入宪法,我国也在《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结社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结社权已经事业向宪法权利,但是,无论是立法机关、行政部门,还是我国的社会群众,依然对结社权没有重视.文章对结社权作较深层次探讨,期望在"保护人权"写入宪法后,引起大家对结社权的重视.     

论"社会革命"

本文对经典作家提出的"社会革命的时代"这一历史概念进行了理论思考,界定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区别,阐明了社会革命的动力及社会革命时代的特征.这将有助于我们加强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阶段的理解,弄清过渡时期的社会特征,判断过渡时期的未来归属,进一步推动社会革命的尽早结束.     

论作为经济基本权的罢工自由及其实现——"东航"事件的宪法之维

东航事件其本质是劳动者行使罢工权利的表现,罢工自由之所以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是基于对宪法上财产自由或契约自由的一种制约。在我国当前法律体系中,罢工自由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所确立,借助宪法第33条中"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条款成为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在公民行使罢工权利的过程中,国家负有消极的不干预义务和协调劳资关系的积极义务,而公民本身也受到行使主体、行使方式等界限制约。现有的集体协商制度不能发挥作用,反而加剧罢工行为的发生,而罢工权利真正使劳动者的利益得到保障,则必须依赖于劳工结社权的充分实现。     

从"终身"走向"任期"——日本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思考

以1997年日本颁布《关于大学教师等的任期制的法案律》为标志,日本高校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从"终身雇佣"制开始转向有选择性的"任期制"."终身雇佣"制度植根于日本传统的国家观念、"集体"思想以及移植德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出了重要影响.伴随着社会发展环境以及行政改革的推进,有选择性的"任期制"逐步取代了"终身雇佣"制.这一转换过程充满了社会各种影响因素的制约,如何实现传统和现代的制衡、制度变革和教师权益保障的平衡等问题,成为关键.通过梳理日本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转变,提出一些适应我国国情的且较为科学合理的措施,以期来完善我国高校人事管理制度.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革命精神密钥探究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实践的辉煌业绩显示了创造奇迹的巨大能量,党史学习教育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这个时代追问有着历史源头,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说到底是一个探寻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本质的底蕴问题.百年奋斗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十个方面的出色表现形成了"能了什么"的事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时间和意义空间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各种革命精神不管反映什么样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实践场景,都具有超越时间、地点和情况的永恒价值.革命精神基本因子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具有决定意义.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源泉.革命精神提供了党员、干部言行举止的规范,形成了敢于创新的优秀品质,彰显了强大的凝聚力,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大力弘扬革命精神对于新时代续写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答卷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两制"构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

"一国两制"构想使香港、澳门成功地回归了祖国,由此产生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两种制度并存的局面,并形成了以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基干的新的部门法体系.本文试从国家结构形式、国家政权、国家属性、国家法律体系等四个层面,论述"一国两制"构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一国两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

随着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一国两制"由一种科学的构想变成我国现实的国家制度.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国家结构形式、国家职能和作用、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呈现出新的特点.准确把握"一国两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正确区分和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维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有利于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保持国家的兴旺繁荣和长治久安.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实质论"解析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实质论"即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新式农民革命、农民战争,是其新民主主义革命观中一独具特色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也是其对传统农民革命的继承和发展.新式农民革命、农民战争与旧式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的联系与区别是:首先发生在原因上,二者的相同之处都是反剥削、反压迫;不同的是新式农民革命、农民战争除了反封建主义之外,还要反帝国主义的压迫.此外,阶级阵营不同;理论武器也不同.     

转型期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威胁与挑战——“颜色革命”的启示

“颜色革命”是指近几年来在中亚诸国发生的、具有鲜明颜色标志的一系列“革命”。从实质上讲,“颜色革命”是一种非暴力的“革命”或“夺权”方式。我国与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虽然在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文化背景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同样面临着“西化”、“分化”的外部威胁,内部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期,因此存在着引发“颜色革命”的潜在威胁和可能性,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效率：依然是“效能革命”的目标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进行的“效能革命”或“效能建设”的基本目标仍然是行政效率。从“教能革命”的具体做法与实际取得的成效来看,这一改革实际上解决的是政府办事的方式与场所的问题,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办事速度的加快,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效能革命”无法解决行政效率低下的体制性问题,因此可以说,这一“革命”无法从根本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机制,这一目标需要长期的一系列改革才能实现。     

从体制改革到机制调整:“大部门体制”深度推进的应然逻辑

"大部门体制"旨在解决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等长期困扰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政府顽疾。但是,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大部门体制"的深入推进时常面临着部际冲突内部化等问题的阻碍。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部门体制"过分关注"体制改革",导致"机制调整"的滞后。在政府施政实践中,执行机制缺位、部际协调机制缺失、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都是"机制调整"滞后的主要表现。因此,需要将"机制调整"作为"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促进部际整合由"职能整合"转向"流程再造",推动政务公开,加强社会监督,积极建构部门间的"伙伴关系"。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科学技术基础

本世纪以来 ,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支柱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和飞速发展。目前正进行的科技革命把知识和能力摆在了第一位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的社会关系 ,产生了许多新变化。对这些由于科技发展所引发的种种变化我们必须运用法律和道德的手段来调节 ,这就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科学技术基础。     

浅析我国“肉食者”角色期待的转变——韦伯的“政治合法性”视角

政治学把＂人们为什么要服从某一特定国家或某一特定的统治体系＂这种一般性的讨论应用在具体的国家研究之中,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本文以韦伯的＂政治合法性＂为视角,概览了我国封建社会、民国时期、新中国前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我国＂肉食者＂各具特色的角色期待。     

“中国和平崛起”与“国际体系和平变迁”——以建构主义“国际体系变迁”理论为依据

2005年4月23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博鳌亚洲年会上作了"为中国和平崛起而实现的共赢方针"的主旨演讲①,这暗示着我们的一些邻国开始正视并参与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如果这一过程能够顺利进行,中国及其所带动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的崛起将必然给现有的国际体系带来深刻变革.②在主流国际体系变迁理论中,无论是肯尼思·华尔兹的"权力分配论",还是吉尔平的"权力转换理论",抑或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是聚焦在如何通过霸权战争等非和平方式完成国际体系的变迁.如果只把这些理论作为"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依据而加以否认,不跳出其分析框架来重塑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途径,那么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构建中就存在着不足与缺陷.笔者认为,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理论更适于为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体系和平变迁提供理论依据.     

现代化道路上的分裂与整合——辛亥革命与明治维新后中日两国不同国家状态的原因探析

20世纪初期的中国辛亥革命与19世纪中后期的日本明治维新都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革命基本性质,都打破了原有的政权结构,引发了各自国家社会的全面变革。然而,两国变革后的国家状态却大相径庭——中国从中央集权走向军阀混战,日本从幕藩二元制走向高度中央集权。其结果既是两国革命宗旨和领导力量的差异所致,也与当时两国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结构的差异密不可分。     

发达国家的工作福利制对中国低保政策的启示

20世纪末,很多发达国家都对原有的社会救助政策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共同趋势就是在社会的最后一张安全网中实行了工作福利制。虽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改革背景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随着低保制度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劳动能力者被纳入低保范围,一些原有的消极救助政策在今天已不适用,我国应借鉴国外的一些积极的救助政策。     

党章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章,始终把制定和完善党章、学习和贯彻党章作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形成的正确理论路线纲领载入党章,用党章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保证了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