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解读

大国和大国关系属于历史演进中的概念,也是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国际制度。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主要出于防御目的,希望能够和平崛起、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以及为维护国际秩序发挥自己的作用。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建立,关键在于美国是否真正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是否被接受为具有合法性的大国俱乐部成员,参与国际规范和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同时也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战略选择。     

国际制度竞争、利益分配与国际秩序转型

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过程和方向是政策界与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历史上的国际秩序转型通常以暴力方式实现,旧的秩序被完全推翻,获胜大国及其集团围绕自身利益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安排。在当今时代,暴力方式难以为继,新兴大国只能通过一些相对和平的手段改变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推动秩序的渐进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动力,崛起国寻求提升在制度体系内的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守成国则试图利用制度体系内的优势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崛起国的制度竞争策略包括改革既有制度、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和排斥守成国的制度,守成国针对崛起国的行动而制定相应的反制策略。双方的制度竞争通过改变既有利益分配的不同维度来决定国际秩序的转型模式。当前,中国通过改革既有制度和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实现了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的提升,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持续互动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     

国家声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崛起国家与体系内现状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任何国际体系中,如果主要国家的利益及其相应的权力长期维持恒定状态,或者权力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依然按照原有比例分配,那么,这种体系就能无     

共同社会化与中国的国际秩序战略

国际秩序是由国家、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体构成的共同体,既包括确认秩序成员资格和调整成员互动的规范与规则,也包含反映秩序成员利益分配的地位或位置排序。共同社会化是崛起国与国际秩序成员共同调适,就秩序的规则与规范构成、利益分配份额以及崛起国在秩序中的地位与行为取得共识的过程。它具有调适过程的协商性、调适目标的共识性、调适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崛起国可从“改革+示善”两方面出发,实施共同社会化国际秩序战略。一方面,崛起国可主动改革国际秩序,加强治理能力,提升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崛起国也需要以实际行动表明对改革秩序的善意,以获得外界的认可和支持。当今中国的国际秩序实践体现了共同社会化特点,既推动秩序改革,提升治理能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又通过履行承诺展现改革的善意与效益。今后,中国可继续采用共同社会化的国际秩序战略,从有所作为地推进国际秩序改革、积极战略示善、理性处理对美关系、合理匹配成本与收益等方面出发,不断优化自身复兴的外部秩序环境。     

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2009年是"全球治理"获得重要发展和变化的一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政治利益结构和力量结构出现深刻变化,全球治理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其主要变化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金融领域,针对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不断推出,各大国之间展开新一轮主导权之争。二是     

建构对外关系中的核心价值

尽管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其改变世界格局的速度和力度,以及历史上大国崛起造成的震荡,依然让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强国充满忧虑,甚至心存妒忌。对于国际秩序而言,中国不仅改变着既有的利益格局,也冲击着长期被认为合理的制度和价值。为了让国际社会更好地适应自己,中国在努力调整着自己的言行,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清晰地表达出核心利益,以     

新自由国际主义与美国大战略的思想转向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曾在美国得势,一度成为美国战略的主要思想基础。然而,新保守主义在伊拉克战争中受到重挫,陷入低谷,美国大战略的思想基础转向何处?新自由国际主义很可能成为美国未来国际战略的思想基础。新自由国际主义一方面秉承自由国际主义传统,主张在民主自由国家之间建立以国际机制为基础、以权力为支撑、以大国自律为条件,以开放经济、集体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将一些现实主义的特点糅合进去,在强调宪政制度的同时,也重视权力和国家利益。2002年启动的普林斯顿计划根据美国国际安全环境新特点和美国传统的国际秩序理想,提出了美国未来的安全大战略。从理论背景和实际内容来看,普林斯顿计划带有新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思想烙印,体现了国际宪政秩序、权力的自我克制、多边机制下使用武力、多边整合大国关系等新自由国际主义的原则。     

国际秩序中“大国责任”的困境与重构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大国始终是无政府国际社会的实际主宰者，“大国责任”也是维系国际秩序有效运转的原则和保障。自20世纪80年代来，越来越多的人对“大国责任”维护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国际体系明显呈现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和问题领域“碎片化”的特点，     

可持续动力:新兴大国崛起如何规避“比较优势陷阱”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给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深远影响,原有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的博弈似乎预示着第三次权力转移的开始.然而,通过对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仔细剖析后发现,这些国家均面临着增长方式落后,赶超发展缺乏后劲的问题,这不仅影响新兴大国竞争力的提高,还制约着其赶超进程的进展.     

欧美政治格局变化及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欧美政治格局乱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理想和现实能力之间的差距拉大;国家利益和实现利益能力之间的差距扩大。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日益加重,而美、欧、日经济的弱化使得其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大幅下降,国际秩序出现了全面弱化的趋势。而对亚洲经济的影响,短期内负面大于正面,长期则很难预测,主要取决于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处理好它们的内部事务。     

美国国家实力衰落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

探讨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美国衰落的话题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纵观战后现实,美国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这种衰落在显现必然趋势的同时,又会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反复过程。这个过程并非线形的,而常常是在一定时期出现拐点,形成周期性循环。因此,客观性、相对性、周期性和必然性是美国国家实力衰落的主要规律特征。同时,由于这种衰落是一个动态曲折的过程,美国实力的变化将会导致国际权力的分散和国际权力结构的震动,进而对国际权力格局及其所衍生出的既有秩序和规则产生一定冲击和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国际权力竞争加剧、国际体系转型变化凸显、国际秩序变革斗争激烈和国际安全形势日趋严峻。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要正确认识美国国家实力衰落的基本规律,妥善应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动荡变化。     

全球治理新观察与中国角色再思考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对长期以来主要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造成了强烈冲击,也使全球治理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在谋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新兴大国之间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巨大的合作潜力,但要真正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一员,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新的时代背景需要新的战略思维,究竟以何种身份和角色参与全球治理进程,进而推动国际秩序朝向真正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战略课题。     

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

全球南方崛起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事实,它已经导致而且必将持续造就国际秩序的巨大变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以来,全球南方崛起先后经历三个时期,即非殖民化(1945—1989年)、全球化(1990—2008年)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2009年以来),全球南方自身也相继经历“体系内的反抗者”“审时度势的融入者”和“积极的能动者”的身份变化。在以上三个时期,全球南方崛起所引起的国际秩序变革,在不同层次、地区和领域均各有不同表现,但都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权力结构、交往方式、国际规则和制度。在纵横两个维度上揭示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互动关系及其机理,有助于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政治的大变革和大方向。     

大国崛起准备的理论启示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大国规划和设计自身崛起之路的意识正越来越强，既是为了防止自身崛起态势受到压制和阻碍，也是为了尽量巩固自身崛起成果。随着诸多地区大国力量快速上升、传统大国力量发展相对停滞，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及其推动的国际体系艰难转型，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最受瞩目的重大事件。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战后70年“世界秩序之争”的对话

<正>世界秩序之争的背景与缘起▲今年是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战后70年来,世界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这些变化的焦点是什么?●1945年以来的70年期间,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民族民主运动"("非殖民化")、"冷战"、欧洲一体化、苏联解体、经济全球化、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中国"崛起"。这些大事件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国际(世界)秩序的演化。1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世界秩序是焦点之焦点     

进攻性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大国权力-安全竞争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对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权力—安全竞争的分析独到而精辟 ,他据此对国家权力—安全战略的阐述亦颇有深意 ,为理解国家安全环境提供了新的视角 ,值得仔细探究。大国权力—安全竞争的理论逻辑国家的生存环境及由此而来的国家行为模式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大国为何陷入无休止的权力—安全竞争的理论基底和逻辑起点。米尔斯海默认为 ,国际政治素来残酷而危险。尽管大国竞争的烈度消长无常 ,但大国总是彼此惧怕并相互争夺权力。因为在国际政治中 ,权力是确保安全的终极手段 ,最大的权力确保最大的安全。② 他说 …     

秉持“只争朝夕”精神: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历史的可能,也是两国现实利益的需要。但是,由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冲突的概率较高,中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前景仍存在较大变数。因此,中美两国应不失时机,主动采取必要措施,力图使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变为现实。具体而言,两国应优先在下列五个方面积极推动合作:经贸关系、军事交流、网络安全、朝核问题和气候变化。     

发展中大国崛起的影响

当今国际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和社会取得了快速发展。国际社会称之为发展中大国的崛起。     

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及对“中国梦”的三重意涵

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现状,西方学者惯于用权力转移理论的"大而必霸"逻辑设定来探讨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所引起的大国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然而,这一理论假设更多是从系统层次即中国崛起的外部国际格局的分析所得出,缺乏对决定中国国际行为的内在逻辑起点——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和"为精髓的儒家文明及对其有所扬弃和重塑的"和谐"理念一方面昭示了中国数千年崇尚"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非权宜之计的逻辑起点。因此,中国在承认大国间存在战略竞争的同时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实现大国关系的平稳发展与互惠互利。这实际上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体现,更是中国崇尚"以和为贵"文化传统的现代重塑。同时,它还承载着契合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梦"的对外解读,及营造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梦"、并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日本的崛起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利用

日本的崛起是其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内部改革、重视科技和国民教育之外,对大国关系的利用也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由于日本具备了崛起的物质技术与国际环境等有利条件,因此相对较早地实现了国家崛起,成为第一个非西方的现代化国家。但是,日本崛起后对邻国的侵略以及同欧美国家的殊死争夺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