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政务服务的过程性整合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自推进放管服改革以来,政府部门采取“重组”策略进行智慧政务服务的业务再造,其本质是科层制度占据主导的技术辅助与内部协同,显露出政务服务的服务需求侧低弱位、数字技术工具化、持续互动效果不明显,眼光“向上看”的管理者服务逻辑等短视化弊端,忽视了人的服务需求,亦导致政务服务改革缺乏强有力的全局统筹性,处于分散化状态。过程整体性思维导向下的政务服务智慧化改革,突破了“业务驱动”的服务范式,具有凸显公共价值理念、治理面向多维性、服务过程灵活性等特征,体现了对数字政府转型中的积极变革与数字治理思维升级,在复杂治理情境中更为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发展导向。因此,在未来的政务服务深化改革中需要注重过程整体性,基于人的需求进行服务设计,发挥整体智治,构建灵活性组织,深化智慧型政务服务改革,为完善数字政府治理形态提供一种可能方案。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创新扩散中的跟进应对与竞争策略——基于黔、鄂、渝、辽四地政务服务改革的探索性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赛道。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数字化转型先行省份的改革经验与创新扩散,忽略了非对等结构下“跟进型”地方政府政策转移、技术吸纳、创新竞争的策略行动。基于府际关系和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构建包含“府际竞争度”和“创新行动力”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跟进策略划分为“竞争-扩充式”跟进、“学习-在地化”跟进、“吸纳-协调式”跟进和“观望-被动式”跟进四种模式。在此基础上,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考察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实践样态。对比发现,贵州、湖北、重庆、辽宁四地政务服务改革的扩散跟进在范围、路径和结果上存在差异。“压力驱动-对标竞争-创新示范”是地方政府创新跟进的一般逻辑,也反映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和“为创新而竞争”的双向竞争格局。     

加快建设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

这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治理革命。近年来,浙江以“互联网+ 政务服务”为抓手,持续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和“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在审批服务领域率先突破,走在全国前列.     

政务数字化转型效果因何不同：基于上海“一网通办”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新公共治理“政府-公民”行动者的框架,从政府数字行政能力、公民合供行为两个维度出发,选择上海16个区为研究样本,将fsQCA和多时段QCA策略相结合,探讨了“一网通办”在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为何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中,“个体-组织-系统”不同层次上的数字行政能力很重要,但并不是解释高效果的唯一条件,还必须考虑公民作为治理行动者的合供行为;多个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四种提高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的方式——领导主导模式、技术主导模式、协同主导模式、合供主导模式;从“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的组态结果来看,整体呈现出“数字领导能力主导下的强技术建设或弱公民合供→数字协同推进能力主导下的强公民合供”的路径演化特征。研究结论丰富了新公共治理行动者框架的解释情景,且对深入理解不同阶段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有启示意义。     

一体化推进城乡基层数字治理

当前,在数字技术和政策红利的双重推动下,各地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具有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实施智慧政务改革,推进政务服务智能化。近两年来,江苏以“不见面审批”为代表的“一网通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工程持续推进,成为全国政府数字治理的先行省。在基层“三整合”改革中,各市、县(区)围绕“加强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审批服务一窗口”的目标,完善审批服务平台,融合政务服务网,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视域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战略高度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谋篇布局,明确提出了要“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为新时期政府数字化转型明确了功能定位和原则方向。对此,需要从三方面予以理解：首先,“数字政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已有政策文件和实践共识基础上,将“数字政府”中的“政府”聚焦到“政务”,同时将“数字化”扩展到各类党政机关当中。它不是对“数字政府”的替代或迭代,而是为了让政府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推进并融入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中。其次,高效协同是数字政务的核心发展目标与原则,它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数字政务统筹机制、夯实数据共享与平台设施、提高干部数字素养。最后,“五位一体”是数字政务发挥作用的功能格局,它要求数字政务在实现自身高效协同的同时还要强化对其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与引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领域政府的角色功能应有所差异。     

公众对智能政务服务和人工政务服务的感知与选择——基于调查实验的研究发现

为探索公众对人工政务服务与智能政务服务的感知差异和选择偏好,采用混合纵向研究设计,剖析服务特征从IHIP转向IHSD后公众的认知变化。首先,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到,相较于人工政务服务,智能政务服务存在哪些优势与不足。然后,通过两个调查实验进一步评估公众对智能政务服务的认知和选择。实验1采用2（服务方式：人工服务/智能服务）×2（事项类别：服务类/监管类）四个实验,探究不同服务方式、不同事项类别对公众认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对智能政务服务的感知便利性、感知有用性、感知风险和独特性忽视都比人工政务服务更高,存在“双刃剑”效应。实验2讨论了政务服务效能感的调节作用以及公众对不同服务方式的选择偏好。研究发现,政务服务效能感可以缓解智能政务对感知风险和独特性忽视的影响,并增强公众选择智能政务服务的意愿。     

“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研究

以支撑“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为着力点，以地市级“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为模型，通过研究建设公安机关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互联网+”与公安政务服务深度融合，优化再造公安政务服务流程，推进公安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     

从ChatGPT到GovGPT：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构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迭代,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正在成为塑造政务服务智能体的新型引擎,构思并衍生出行政领域的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GovGPT。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务服务主要体现在：空间场景的虚拟,政务情境的自动化与虚实共生;虚拟公务员的兴起,政务管理的无人化与政府“智”转;组织和资源要素的集成,政务运作的整合化与无缝隙政府;政务服务的技术主义范式,服务供给的智能化与需求革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虽然塑造了政务服务智能体的通用模型,作为推动数字政府“智能化”建设的先导和理念,其仍有赖健全的行政生态维系,唯有如此才能有效融入新一轮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从ChatGPT到GovGPT,需要树立数智化政务服务生态的理念,构建智能政务服务生态的行动共同体,促进政务运作的虚实共生与智能联动,打造全方位智能政务服务生态的安全保障体系。     

政务公开，提速更需“保质”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就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作出部署,特别是,对公众关注的“三公经费”等要求逐步细化到“项”级科目,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要求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调查处理结果等。这些要求表明,政务公开向纵深推进,不仅是公众期待和时代大势,也正成为一种政府自觉和行政诉求。     

“互联网+政务服务”创新扩散的事件史分析——以省级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为例

省级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是建成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关键环节。基于政府创新扩散理论,构建包含"两个维度"(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体现"三种关系"(上下、左右、前后)的政府创新扩散模型,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省级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创新扩散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制度压力、邻接省份的竞争、本省(区、市)的企业数量和政府网站绩效与省级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创新采纳正向相关,而试点城市数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省份性质等未通过检验。基于此,未来可以通过制度建设、重视区域创新、关注外部需求等,不断优化政务服务模式,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北流打造阳光透明政务

近年来,北流市以推进发展为主题,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以打造一流政务环境为目标,把加强对权力制约监督放在政务服务的突出位置。通过不断改革监管机制、创新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措施等,全力推进北流市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一体化建设.     

数字法治政府下“放管服”改革的关联逻辑与未来进路

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它既体现为对法治政府的数字化发展,又彰显出对数字政府的法治化规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数字技术和依法行政的深度融合。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与“放管服”改革的同频共振,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实践政府职能、以良法善治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放管服”改革的运作过程主要依循权责适配、审管协同、服务共创和制度共进的逻辑,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未来应着力于战略定位、组织建设、数据融通、数字法治能力培养、法律法规完善等方面予以推进和施行。     

普通人的技术执行：忠诚呼吁与12345政务热线的职能扩展

在过去40年里,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职能不断扩展,政府数字化转型视角与基层治理视角的研究都探讨了这一进程,但较少分析普通人在其中的行动逻辑。建立“普通人的技术执行”框架,通过历史回顾和典型呼吁案例分析发现,12345热线的职能扩展是在制度开放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形成的。制度与技术的双重赋权使得普通人具备了正式进场的能力。普通人以宪制规则为基础,综合调用依法、据理、合情等策略,不断发出忠诚呼吁,最终将12345热线执行成一个便于表达生活需要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技术治理平台。忠诚呼吁促成12345热线职能扩展的机制体现在“规则的重塑”“虚拟的联合”和“注意力的转移”三个方面。12345热线职能扩展似乎可以说是普通人张扬个体理性、主动选择并努力建构的结果。     

移动政务：人人都可享用的政府服务

移动政务的应用，加速了政府信息化、城市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建设，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和管理效能；它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并能随时随地为公众服务的特点，为构筑高效政府、服务型政府打开了新通道。移动政务真正实现了政府与公众的直接沟通，是人人都可以享用的政府服务。     

发展中国家移动政务的机遇与挑战

移动政务是将移动技术运用于政府行政管理,为公众及企业提供公共服务.本文阐述了移动政务与移动服务的概念、内容与应用;简要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移动通信现状;分析了移动政务为公众提供的移动服务案例;探讨了移动政府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界定了发展中国家的移动服务.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潜在风险与实践取向

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其自身的工具理性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理性高度耦合,这也为信息技术可持续赋能创造了先决条件。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表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本质上是依附于信息技术建构政府的有机过程,包括形态演进、高效行政、治理创新与价值选择四个维度,形成了相对系统的逻辑体系。然而,技术“双面性”特征也可导致政府由“数字民主”滑向“技术利维坦”,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技术-组织-制度”设置失配、技术理性侵蚀民主价值、空间过载和信息外溢、非兼容性等潜在风险。伴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治理对象的高度复杂性,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仍需通过信息技术的内在价值重塑、顶层设计完善以及创新能力提升来实现预定目标,可为防范信息技术异化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或潜在风险提供价值预判。     

赋予文明城市新内涵 打造城市诚信新品牌——张家港市诚信城市建设的做法与体会

以政务诚信为先导，强化诚信建设的公信力。大力加强以取信于民、服务社会、依法行政为主要内容的政务诚信建设，充分发挥政府机关的表率和先导作用，这是加快诚信城市建设步伐的关键之举。为此，我们以政务诚信建设为切入点，努力建设为民亲商的“服务政府”、实干有为的“责任政府”、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和公正廉洁的“阳光政府”。     

数字化社区治理:应用政务热线大数据创新物业管理

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心,物业管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关涉到政府、社会与市场三方的互动关系。为了解决传统社区治理在激发公众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方面的不足,本研究基于政务热线大数据探索数字化社区治理模式的实现路径,通过政务热线采集北京市社区物业管理的全量诉求,识别物业管理问题的时间趋势、类型特征和阶梯式的分布模式;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调研访谈和案例分析诊断社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研究发现,城市化起步较早的核心区和中心城区,物业管理诉求集中于共有设备和公共秩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物业企业和业主组织等社区治理主体成为市民关注的重心。针对各城市发展区域之间差异化的物业管理诉求,政务热线可辅助社区治理决策的精细化和精准化,推动社区治理模式向数字化转型。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现实困境和实践进路——以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现实背景下,由人口流动和生产要素流动催生的结果,这既是传统政务服务的升级版,也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既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界定政策目标和政策路径;又需要以数字化为技术支撑,构建信息数据融合机制,满足政务服务对数据全面、持续、及时更新的需求;还需要健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地域之间协同配合的治理网络,强化行动主体的协同,如此才能保证预设政策目标的达成。本文以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为考察对象,系统剖析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现实挑战和推进梗阻,并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基于“制度—技术—结构”框架分析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实现路径,为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持续扩大和“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