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概谈

鉴于典故自身所具有的学科交叉性内涵特征,该课题研究必然要更多地涉及到邻近学科理论的借鉴以及新的思维方式、方法的探索。就研究现状而言,修辞学、语用学理论与训诂学、语义学理论为其主要的理论支撑。在研究方法上,循典故脱胎到成型的动态过程,其具体研究过程可析为考证源流、系联“今典”、归纳义类三个环节。     

关于“训诂学”未来走向的一题三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训诂学这门传统学科日益呈现衰退态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各方对该学科的发展也持有不同的论点。本文以训诂学的未来发展为切入点,论述了训诂学与社会、训诂学与其他学科以及训诂学与理论的关系问题。提出训诂学应该充满对于当下的关怀精神,它与文化学在精神气质上最接近,该学科应该以一种全球的眼光来思考问题,创建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理论。     

浅谈古代西方语义学思想萌芽

语义学是一门专门探讨语言符号意义及指称的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诞生于19世纪,但在历史上对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在古代西方对语义问题的研究起初是哲学家们和逻辑学家们对语言研究发生兴趣之后才引发出来的。在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时代对语词、专名及指称等方面的问题就已有论述;在德谟克利特时代,对语词的认识已达到理性的程度;真正对语言进行独立研究的是智者学派,他们第一次把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来对待,提出了语言符号本身及语言符号何以能传达它所代表的事物等重要问题;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亚氏在《工具论》中对语义学方面的论述比前人更为精确和深刻,成为语义学史序言的不朽篇章;之后的斯多葛学派对古代语义学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人文语义学视角下的历史事实与文本真实

<正>人文语义学是理解史实、文本的重要方法与途径。历史文本书写是否反映历史真实,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或根本问题,而真实性是人文语义学的基本属性之一。从人文语义学审视历史与文本,则两者都是真实与客观的存在。即人类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客观现实,历史文本也是真实、客观的记录。既然两者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为何     

自然语言逻辑研究：从广义量词到动态广义量词

自然语言逻辑是近几十年来在现代逻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学科，是用现代逻辑作为研究工具把自然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新方向，广义量词理论作为自然语言逻辑的重要理论之一，对逻辑学、语言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动态语义学继承了真值条件语义学的思路并对其有所发展，对句法和语义的结合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此二者基础上的动态广义量词能够对语言中的语言回指现象作出完美的形式处理。     

“人文语义学”与现代人文科学传统的回归

<正>当前,“人文语义学”的研究者指出,人文科学研究首先要重视对语言中意义的研究和解释,强调对专有人文术语和概念性词汇之微言大义的历史性的研究,这为当下中国人文科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指出了一条极具建设性意义的道路。实际上,“人文语义学”远远超越了“语义学”     

经济理论的语境分析

经济理论语境分析一直潜存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之中。在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及情境语义学研究的背景下,经济学语境分析之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一个连续体,是一个连续体上的不同部分。     

略论严学宭的训诂学理论与实践

严学宭先生是我国20世纪著名语言学家,为学博涉多方,训诂学是其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训诂学理论研究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传统训诂学的学科性质;传统训诂学的利弊得失;字词训释的要则;训诂研究可行的路径及方式方法等。其理论成果贯注着先进科学的学术思想理念。其训诂学研究实践呈现出如下主要特点:积极探索,努力构建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合理吸收前人成果,不断开拓创新;讲求实据实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实行多学科结合,以训诂研究助力音韵学、方言学、民族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     

语言哲学的三段式发展路径

历史地看,语言哲学大体上经历了“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的三段式发展历程。19世纪末出现的自然理性学说促成了现代符号逻辑的产生,成了现代语形学的哲学基础。语形学建立了一种普适的物理语言,体现了先验意义逻辑性与经验意义证实性的统一。然而,语形学在构建自然命题系统的同时,将形式理性引向了绝对化。为了去弊语形学的不可通约性,语义学侧重对语言符号和它所指向对象间关系的研究破解了传统语形学的难题,并得到深入发展。与语形学一样,语义学对语言意义的构建仅限于语句本身,而并未扩展到社会交往文化范畴。于是,语用学把握语言的文化意义为语言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从语言哲学的两大历史转向,我们发现,语形学、语义学与语用学三者共同括定了语言哲学的发展方向,并为我们分析各种社会现象提供了不同的分析理路。     

试论隐喻在广告创作中的应用

关于语义学研究中隐喻修辞用法与广告创作中隐喻性广告修辞结合的项目本身就是一项跨界、跨学科的应用性课题,在应用语言学广义领域里研究隐喻性修辞广告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以相关典型广告为例,运用隐喻性修辞理论对此进行初步解读和分析,有助于在广告创作中巧妙发挥广义语义学中隐喻性修辞的作用。     

真值条件与意义阐释

真值条件意义论的构建是由戴维森将塔尔斯语义学的真理论颠倒过来而实现的.真值条件意义论将真(理)作为当然的原初概念,以此对意义做出阐释,进而把语句的意义归结为语句的成真条件.真值条件意义论的创立被认为是,在新的基础上把意义理论构成逻辑语义学,并将从奎因开始的把深刻哲学思辨和高度技术性的逻辑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推进到更高水平而取得的重要成果,但是意义毕竟不能等同于真值条件.因此,不妨把这一理论的建构看作意义问题研究中的一场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实验".     

崇生、尚和、重情:中华文化的独特智慧

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孕育和积淀了与西方文化迥异的智慧,其中许多都与当今时代具有共鸣点,具有永恒而普遍的意义。积极挖掘、弘扬和运用中华文化的相关智慧,必将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近代“自然”语义身世之谜

<正>文化转型产生新观念,新观念又引导着文化转型。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就是如此。东西方文明和思想的融合产生了许多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又反过来塑造着东西方思想的融合。词汇是人类发明表达思想观念的工具,也因为人类交相复杂的使用而具有了生命力和生命史,从而成为人文语义学的重点关注领域。词汇的生命力和生命史,是其意义和用法既不断传承又不断变化双重运动的产物。这里笔者想就近代中国“自然”概念的身世进行考察。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转向”与其东西方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创立的西方发展理论和东方发展理论,都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整体构想的一部分。西方社会理论是这一构想的主体部分,而东方社会理论则是这一构想的延伸与支架;两者不是截然不同的东西,而是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体解剖”和对东方社会的“猴体解剖,”两者不仅有近亲关系,而且后者还是前者的逻辑派生物,二者的问题域是一致的。     

论音转的性质与音转研究的意义

音转是由于历史的 (同源分化 )、地域的 (方言分化 )和文字使用上的 (音近通假 )等原因所产生的语音流转现象。音转常常伴生着词形和词义的变化 ,所以 ,音转属于训诂学的范畴。但音转与音韵学、语源学、方言学以及地名学等学科具有密切关系 ,其价值不仅仅局限于训诂学。     

本期推介

<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化、民族化、时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理论结晶,具有共同的理论语境和现实语境,吸收了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试图解决共同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但同时由于视角、方法和路径的不同而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礼银在《论中西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可能性与路径》一文中认为,有必要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整体视域,与中国马     

西方发达国家“情报主导警务”模式的共性分析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对情报主导警务的研究已近20年,相对于我国来说各方面都比较成熟。这些国家情报主导警务理念产生和推广具有相似的社会发展和警务实践背景,运作模式具有如出一辙的技术架构,并且具有共同的工作原理。     

论当代中国城乡文化传播的生态失衡

在200多年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西方文化的传播和研究都是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理论研究层面,都明显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从经济到文化,都市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和霸权地位,而在＂城市中心主义＂的社会文化传播系统中,乡村成了被忽略的＂他者＂。当代大众传播研究和建设应努力改变欧美国家以都市文化传播研究为主的模式,重点关注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乡文化因传播失衡而面临的生态困境。     

亚里士多德意义理论初探

如果我们所说的语义学,就是(用一个最普通的说法)指关于那些语言表达式和它们所指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或者就是指对表达式的意义的研究,那么,语义学的因素在古代、特别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可以找到。沙夫《语义学引论》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其实现形式

为了应对多元文化主义,解决选举民主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应运而生。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根植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协商民主上也表现出不同的内涵。与西方协商民主相比,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层次多、范围广的特点。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无论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还是基本政治制度,都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协商民主。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同时,还要注重发展选举民主,进而实现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相结合,共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