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与党的社会工作

建国初期，党针对当时存在的封建把头问题，失业问题，土地问题，灾荒问题以及嫖、毒、赌等社会痼疾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工作，有效地化解了各种社会矛盾，使党和人民政府…开始就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今天回顾当时党的社会工作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重大的突破——当前我国“三农”问题述评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自立。所以，自2泄纪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被归纳到一起，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提了出来，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特别是去年以来，这个问题更是被提到全党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使我国“三农”问题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出现了喜人的局面。     

陈云1960年的河南调研之行

<正>1960年10月18日至27日，陈云到河南进行调研。通过调研，他不仅对河南农业、工业、水利建设等方面发生的困难比原先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对一些相关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和方法，而且以对河南问题的研究与实践解决为例，取得了解决难点问题的经验，再用以解决其他地区的问题，从而促进了国家层面的农业、工业、水利建设等问题的解决。     

邓小平与澳门问题的解决

与解决香港问题一样，解决澳门问题一开始也是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在解决澳门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１９８４年以前，邓小平在谈到祖国统一任务时，更多的是针对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讲的。由于澳门问题和香港问题属于同一性质，都是要收回被外国殖民主义者所占领的中国领土，而且澳门问题又没有香港问题那样引人注目，所以，邓小平当时没有再单独提出澳门问题。但实际上，邓小平在构思祖国统一的新方略时，是把台、港、澳回归祖国问题统筹考虑的。在他看来，在大政方针上，台湾、香港问题解决了，澳门问题也就迎刃而…     

瞿秋白的大众化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杰出理论家瞿秋白，广泛参与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创作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等著作，对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实践本质、领导阶级、服务对象、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文艺大众化思想。瞿秋白的大众化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理论财富，对于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领导干部应树立辩证的问题观

问题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起点，也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具体抓手。每发现一个问题，工作就有了新的目标，每解决一个问题，建设就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某种程度上讲，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工作就是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防止出现新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我们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民族问题，怎样解决社会主义民族问题这两个当代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依据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做出了新判断，制定了新政策，采取了新举措，正确解决了我国的民族问题，形成即一脉相承、又不断超越的中国特色民族问题理论体系。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一个先进的政党，总是善于在众声喧哗中听清楚时代的声音，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一名合格的领导者，更要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探索中提出问题，以历史勇气直面问题，以责任担当研究问题，以政治智慧回答问题，以实干精神推动问题的解决。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缺乏问题意识，对问题或者视而不见、熟视无睹；或者遇到问题绕着走，生怕惹火烧身，或者漠视排斥，采取鸵鸟战术，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举起套话空话的盾牌。小问题的雪球越滚越大，最终人为地成为顽症、老大难，不仅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影响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民谋福利。     

要“问题意识”不要“意识上的问题”

当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爱动脑筋、想问题的，但也有些人看这个社会到处都是“问题”，患上了“焦虑症”，悲观厌世、心灰意冷，不思进取、浑浑噩噩；有的同志遇到问题绕道走、碰到困难往后退，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不负责任、无所作为；有的同志刻意放大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存在的问题去否定取得的成绩……这些都不是正确的“问题意识”，而是意识上出了问题，必须坚决摒弃。     

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

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后，国企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在向市场化演进过程中依然面临着两大难题：金融问题和国企问题。而金融问题的背后也是国企问题，即无法在企业和银行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约束系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国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企问题是我党最早意识到的、最早被列入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虽然改革在向前推进，但从放权让利，到两步利改税、到承包制、再到股份制，都没能搞好国有企业。国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国企改革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却得不到多少效果呢？ 一、国企改革难在哪里 国企…     

全球伦理──世纪之交的呼唤

世纪之交，回首过去，展望未来，人类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直接关系到ZI世纪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是重建人类的价值观念系统，建立一套能为全人类所认同、所接受、所遵守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全球伦理。一、时代迫切需要建立全球伦理全球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只有靠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本世纪50、60年代逐渐暴露出来，到70、8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而日趋尖锐，到了今天，已发展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索取，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失衡，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     

各进各的“村”各入各的“户”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市委农工委、市农委在征求基层单位、群众意见时，存在听不到群众尖锐意见的问题。市委农工委、市农委认为听不到意见，就是群众提的无声的意见，没有问题本身就是问题。群众不想讲、不敢讲、不愿讲，归根究底在于缺少一个群众讲真话的好环境，也在于群众讲了真话后有没有用、讲了真话后的整改结果问题。     

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与政策、执行的缺失

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们持有农村户口，却又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业劳动。这一群体的数量从90年代初开始迅速增长，并引发了诸如民工荒、农民工工资拖欠、对农民工社会歧视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这些问题中，适龄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问题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缺失。     

正确理解“七一”讲话的理论创新

学习“七一”讲话，最重要的就是深刻领会“讲话”的基本精神，这样就能抓住大问题和主要问题，不纠缠枝节问题和具体问题，从而达到在重大问题和基本问题上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进。那么，“七一”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系统总结了建党８０年的丰功伟绩和历史经验，深刻论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特别是着重论述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许多重大课题，以及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以便在新世纪更好地领导社会主…     

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症——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这些年来，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未能根治，成了一种顽症，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其突出表现是：不是把中央精神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是对中央或上级文件照抄照转，当“收发室”、“二传手”，不接触也不解决当地和群众面临的实际问题；官气十足，大话空话套话连篇，述而不作，坐而论道，不愿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不干实事；报喜不报忧，讲成绩添枝加叶、夸大其辞，讲问题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这些问题如不尽…     

让社区成为下岗职工的“家”

城市的现代化，人口的老龄化，家庭的小型化，带来养老、托幼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近年来，南京市玄武区委紧密结合社区服务开展了党建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情商的力量

著名党建研究专家黄苇町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的问题很多，集中起来是四大社会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其中，干群矛盾尤为突出，很多问题的激化都和干部处理问题不当有关系。他认为：“有时候一句暖心窝的话可以解决一串问题。但是如果情绪上顶了牛，甚至可以阻碍问题的解决，所以我们强调干部要有情商。情商就是你要善于理解他人，善于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和谐、凝聚人心。”     

学习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学习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钱宪文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本质上是思想路线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和最近的《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一文中都突出地向全党提出了学风问题，可见...     

构建惩防体系必须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构建惩防体系，是党中央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全局出发，为做好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本文从解决工作机制落实问题、解决教育有效问题、解决制度管用问题，解决监督到位问题、解决惩处有力问题五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逻辑理路

农业、农村、农民是中国经济的基础。“三农”问题的形成历史悠久，在发展过程中历经了不同发展阶段，也在不同时期进行了各种探索。新时代，理清“三农”问题的历史基缘，理论支撑以及面向新征程条件下的实践路径，对于把握“三农”问题的实质、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加快中国经济增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