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能力与党的执政能力的关系浅析

政府治理能力是政府能力在治理理念下的新发展,党的执政能力是党执政水平的体现.政府治理能力与党的执政能力分属于不同范畴,但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探析政府治理能力与党的执政能力的关系,对加强我国政府治理能力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大有裨益.     

论依宪执政的内涵及其完善

依宪执政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制度的要求。依宪执政的提出,是对党的近60年执政经验的总结。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来看,依宪执政的内涵大体上应当包括执政目标的合宪性、执政理念的合宪性、执政方略的合宪性、执政地位的合宪性、执政行为的合宪性、执政过程的合宪性,以及权力运行的合宪性等方面。从中国宪政发展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具体情况出发,要牢固树立依宪执政的理念,推进依宪执政的实践,应当注意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宪执政的关系、党的政策与国家宪法的关系,以及党内法规与宪法规范的关系。     

试论网络环境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网络信息时代给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网络信息、网络环境的执政背景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面临着历史的考验和现实的机遇，要建立电子政府平台，加强网络立法工作，尊重现代科技创新，巩固党的执政施政基础，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关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时代命题,这是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对法治中国建设认识的又一次升华,在历史维度、实践维度以及理论维度三重视野下具有丰富的理论意涵.其对于“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达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的提升均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目标任务,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基本指引.     

加强调解能力建设 筑牢维护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调解能力,是基层调解组织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活动中的基本素质及基本能力。基层调解组织调解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由此,调解能力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息息相关。增强调解能力、提高调解水平,是调解组织落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的重要任务。只有激发调解组织的活力,加强调解能力建设,才能适应调解为民的需要,才能真正做到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以调解为主,便民利民惠民,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一、大力加强调解能力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当前,随着社会转型和形势发展,一方面调解工作所应对的矛盾纠纷发生着深刻…     

论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肩负着领导全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要把坚持执政为民这个本质落到实处,把一个有12多亿人口的大国领导好、治理好,没有很高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不能胜任的。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既取决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与党的执政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     

整体推进依法治市工作实现城市区域的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任务要求。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目标任务,要求在城市区域范围内继续推进依法治市工作,通过法治的方式,规范权力,治理社会,保障权益,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不断发展,率先在城市区域实现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一、依法治市在实现城市区域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党的十六大确立的目标任务,也是我国宪法所确定的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当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在改革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关键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既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提高凝聚力的根本性措施,是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提高战斗力的政治保证,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增强党的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使我们党不断凝聚起执政兴国的强大力量,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依法执政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依法执政是我们党的基本执政方式,提高依法执政能力是我们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依法执政是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依法执政,才能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加强和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才能不断完善民主与法治,加快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创新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推动党执政理念创新的动力,党执政理念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党的执政理念创新需要以历史发展与实际国情的基本条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规范,通过阶级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结合的合法性创新,组织化向制度化转型的有效性创新,资源整合变革与调整的功能性创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党执政理念的系统性创新。     

百年法治进程的基本逻辑与执政党角色——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24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法治工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本质特征。中国法治进程近代发端的特殊性在于其被动性和外在强制性,中国法治现代化面对的基本难题是其所遭遇的"矛盾的现代性":一方面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必须学习并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法治之路的曲折性。新中国建政之初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还是当代中国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它内在蕴含着"法治国家"的必然性。新中国法治建设在经历一定时期的挫折之后,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和正确领导,终于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正途,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全新局面,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向着"法治中国"战略目标不断胜利推进。所有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执政党之于中国法治建设所承担的领导者、设计者和推动者的伟大角色,亦归因于法治建设进程中执政党对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方法论的兼重与融合。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法治理论的有益元素,对法治理论做了七项创新发展,即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与实现依规治党、着力实现制度现代化、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还对法治理论做了十五项拓展深化,即关于依法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法治为民、法治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权力监督、德法并重、改革和法治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政法机关职能、法治环境建设的拓展深化。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成果,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了世界法治理论精华,且勇于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实践。     

法律下的中国：一个构建法治中国的法理议题

构建法治中国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共识,也是执政党法治观的集中表达。共同建设法治观和一体建设法治观建立在法律的同一性原则上,也承认了国家、执政党和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执政党法治观是构建中国国家法治观的前提,其落脚点在于对中国国家共同体的具体阐释。从法律的规范角度理解中国国家共同体,显示出其与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等视角在方法论、内容上和目标上的差异。法律共同体揭示了公民身份对法治中国的构成性功能。法律下的中国作为一个时代命题需要处理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宪法建制与公民忠诚、全球规则与中国国家行为等关系,破解国家权力高度统一与集体能力低下的历史悖论,创造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的总体性方案。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     

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法治思考

加强高校教师师德建设,对于提高教师德行素养,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法治德,对于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应该作为指导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方针。在以法治德方针的指引下,着力提高教师队伍的道德素质和法制素质,是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基本任务。采取自律与他律并重,以自律为主、他律为辅的工作方式,将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内生型治理的本质意涵与路径面向

内生型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诉求下多元规范协同治理的必然路径,体现了"中国之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内生型治理具有历史性、发生学、实事求是、人民性等意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新,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融合创新.在系统论、协同学及"技术-社会"视角的指引下...     

习近平法治思想要义解析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法治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法治基本理论、法治推进方略、法治重大关系等三大理论板块。在基本理论板块,明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法治中国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基本理论。在推进方略板块,明确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统筹推进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专业力量和群众力量相融合,坚持抓关键少数和抓绝大多数相结合。在重大关系板块,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政治与法治、改革与法治、政策与法律、发展与安全、活力与秩序、维权与维稳等一系列关系的方法。     

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看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有着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巩固和发展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从政党制度角度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的必然性，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国政党制度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国家荣誉制度立法的历史考察( 1881 -1949)

晚清政府在借鉴西方勋章制度的基础上,颁发了《奏定宝星章程》,开了近代中国国家荣誉立法之先河.其后的民国政府颁发了《勋章章程》、《颁给勋章条例》等系列规范,构建了以勋章制度为基本内核的国家荣誉制度.早期中共政权也制定了英模表彰等方面的条例和规范.中国近代以来诸如此类的国家荣誉立法例,为新中国的国家荣誉制度立法和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启示.     

社会转型时期执政党对司法的独特作用——以当前我国的能动司法实践为分析依据

无论是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还是司法能动的运用都不能忽视执政党的独特作用,＂司法独立＂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司法能动中执政党的独特作用主要表现为：执政党最可能把握国家当下的社会现实与社会演变的基本趋势,执政党最可能指明能动司法的基本要求与最佳境界,执政党的政策本身对法律具有一定的补充价值,党对司法能动的指导具有必要性、可行性与低成本性,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等方面。执政党对司法的独特作用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法院的政治功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