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女儿朱敏自述:我在纳粹集中营

落入纳粹的魔掌我14岁才来延安见到了父亲，不久，就由父亲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当时改名赤英。后来，因我”身体不好，6月被送到苏联南方夏令营疗养。料不到的是，德国法西斯6月22日向苏联发动了战争，侵略的铁蹄踏上苏联的国土，我们疗养的地方首当其冲成了沦陷区。顷刻间，远离祖国的我又失去了革命的“家”。疗养院的孩子里，只有两个是中国孩子：我和张闻天的儿子。他仗着男孩胆大，趁黑夜逃出了疗养院，想跑回莫斯科，可被无情的炮火炸死在途中，那年他才12岁。这是我后来离开德国集中营，回到苏联才知道的。没有多久，我们10多…     

同志：温暖亲切的称呼——忆彭塞同志

１９８７年，几个军队转业干部来到党史工委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不久，我们都发现彭塞主任称呼我们时，都是姓名后面加同志。开始，我们既感到新鲜又还有些不习惯。像他这样一位资深的领导和长者，称我们这些晚辈为“小张”、“小李”又何尝不可，叫“同志”则显得过于郑重其事。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他不仅这样称呼我们，即便是分管党史工作的省委或其他领导，他也称同志，绝不称职务；不管是与其长期共事的同事或下级，还是大学刚毕业分配到单位的年轻人，不论职务高低还是年纪长幼，一律称同志。我曾心想，或许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因…     

我的红岩情结

最近,有朋友给我寄来今年已出的几期《红岩春秋》杂志。它的封面,它内容的地方特色,一下就把我这个离老家近50年的重庆人的思乡情结,特别是红岩情结牵动了……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去过三次红岩。第一次是1946年3月间,我在沙坪坝中央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我当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进步青年群众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核心小组成员之一。我们学校经过“一·二五”要求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示威大游行和“二·二二”反苏大游行之后,南方局青年组要我们新青社核心组成员去参加总结会。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全国青…     

圆梦

年逾花甲的父亲，要去北京登天安门。这是他多年来对晚辈的唯一奢求。父亲小时候吃过苦，受过罪。他三十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才知道中国有个天安门。我小时候父亲在村里当干部，那时他才知道中国的重大盛事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但他从未看到过天安门，天安门在他心里也就一直是个谜。在我上高中时，村里有人买了电视，父亲才看到了天安门，他知道那是毛主席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地方，就萌发了去天安门看看的愿望。别说那时登天安门有限制，单就我们的条件也是望“门”兴叹。我的两个哥哥都像父亲一样，天天守着黄土地，…     

难忘的岁月

1937年上半年，保定特委书记刘秀峰（后来才知道的）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住在我家。他眼睛很大，我们都称他“大眼刘”。我当时只有11岁，正在村子里上小学，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只记得那时学校的围墙上有国民党画的漫画，内容就是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所以，我以为共产党就是漫画中的那个样子。有一次，“大眼刘”对我说：“你看我这人怎么样？”我说：“挺好的。”     

学习的楷模——在彭塞领导下的工作片断

当我闻讯彭塞同志在川医逝世时，我真不敢相信，然而事实又是无法改变的。以前，彭塞同志也住过医院，我还到医院去看望过他，这次住院的消息我是在他进院几天后知道的，当时，我就想及时去看望他，但又听办公室的同志说：彭老的病目前正在检查确诊，据说比较重，希望我们暂时不要去看望，以免影响他的休息和治疗。我想，那就只有等到彭老的病好一些，天气暖和时再去看望，可我没有等到这一天……彭塞同志是１９８３年到我们单位任领导的，这时他的年龄已６０多岁了。从此，我才第一次认识和接触彭塞同志，并有幸在他的领导下从事中共四川地…     

刊海拾贝

毛泽东看京戏 听京戏评京戏 毛泽东对京戏可谓情有独钟。他在休息的时候,爱看京戏,爱听著名京戏演员的唱片。从内容上则对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戏更感兴趣。 他在听唱《空城计》时,那种得意之情,逍遥之态,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说:“诸葛亮之所以敢对司马懿施这一计,是因为诸葛亮太了解司马懿了,知道司马懿多疑,料定他不敢进城,所以才把城门敞开。”又说:“诸葛亮当时也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干的。”这时,我突然联想到解放战争,就问他:“主席,你是如何领导全军打败蒋介石800万军队的呢?”他给我讲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后说:“我对蒋介石太了解了,蒋介石一翘屁股,我就知道他拉啥屎!”     

老兵心中的陈老总

今年 8月 26日，是陈毅元帅诞辰 100周年纪念，我这个曾在陈毅领导下南征北战几十年的老兵，此时心中充满了缅怀之情。陈毅虽已离开我们 20多年，但他那雄才大略和平易近人的光辉形象，仍时时激荡在胸，难以忘怀。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远铭刻在亿万人民心中。 1 战争年代，陈毅曾经担任过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统帅，我们习惯称他为陈老总。 　　1930年，我这个江西贫苦农民的儿子扛枪当了红军，在中央苏区时就知道陈毅这个名字，知道他曾经担任过我们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但当时我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一盏不灭的明灯

郑培民副书记离开我们近１年了。我头脑里总是挥不去和他交往的历历情景。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３日，省人事厅一位领导泣不成声告诉我郑副书记的不幸后，我倒在电话机旁。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久，又一位领导从省城打来电话，说省残联的领导于１４日去北京参加郑副书记遗体告别，并要我写一篇悼念郑副书记的文章。我还是半信半疑。直到打电话询问省残联周理事长和郑副书记的秘书，才完全证实是真的了。１５日，我踏着千里悲伤赶往省城，为郑培民副书记送行……１６日，是安葬郑培民副书记的日子，当一切安顿好后，憋了一天的老天爷再也无法忍…     

我所接触到的纪登奎

“文革”后期,尤其是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后,我接触过一些新上台的“大人物”,纪登奎就是其中我接触较早较多的一位。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大约是1974年,有一天(具体日子记不起来了)中宣部留守处通知我去中南海,说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要见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是纪登奎。谈话很简单,纪     

中国新闻出版史上光辉的篇章——刘少奇与报刊工作

一 刘少奇一生非常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早在1921年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就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对联共布党史十分熟悉,对列宁领导<火星报>指导革命、组织和团结人民群众的革命经验有深刻的理解.回国参加革命后,曾多次讲到<火星报>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必须像列宁领导<火星报>那样,让报刊成为宣传革命的舆论阵地,成为共产党的喉舌,充分发挥其重大作用.     

风云途中——阅读与实行革命（上）

读书与革命，毕竟是两件事。读书取代不了革命，革命也取代不了读书。毛泽东1964年8月25日对一个外国青年学生代表团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正是在“实行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感到，     

让教育远离功利

大学里学文学理论接触到《艺概》这部煌煌巨著时，才知道刘熙载这个名字。当时只道他是一位“躲进小楼成一统”、穷年猛钻“故纸堆”的穷酸学究，后来才知道这位大学者既不“穷酸”更无“学究气”，其正式身份竟是一驰骋政坛多年的“官人”，只不过他在学术上的辉煌几乎完全遮掩了他的政声。而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即便在今天来看仍不乏“建设性”意义。     

邓小平：富有魅力的政治家——第三章 笔墨之间

“笔杆子，枪杆子，革命要靠两杆子。”邓小平重视枪杆子，长期在军队担负领导重任；邓小平也重视笔杆子，这却是别人较少知道的，尤其是，他还有关于笔杆子重要性的论述呢。他说，“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子。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作个大报告，也只有几万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     

根深不怕风摇动——怀念张闻天师

在我十二三岁时，也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二年，我开始知道“张闻天”这个名字。那时，我哥哥和他的少数进步同学们似乎有一个非正式的读书会，出钱买书的是他的一个家中很有钱但思想很进步的同学。书刊全是革命进步的，文学作品也有，全都放在我们家中。这些书中也有一些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出版的，后者中有张闻天择的书，我似乎翻看过，但我的文学气质太弱，连书名也忘记了。但从此我知道张闻天是个文学家。大概是在1936年冬，我从同一个途径读到了范长江同志的通讯报告集──《塞上行》、《中国的西北角》，不知是其中的哪一本…     

会“结合”是成熟的标志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说:“我曾经说过,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现在我还要说,能不能把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是理论上和政治上能否成熟的一个标志。”这为我们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实践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方法,指明了方向。 理论与实践结合是理论和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是对我们党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学和用的辩证统一,是事物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的体现,也是科学领导的基本要求。翻开我们党的历史,王明等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可谓是“满腹经纶”,讲话滔滔不绝。可是一接触到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就出错误,险些葬送了党的事业。造成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才指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毛泽东同志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矢”和“的”的关系。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马克思主义这根“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这个“的”。他指     

留得丹心一点红

老彭走了，永远地离开我们而去了。我在京门，遥望蜀都，音容宛在，而英魂已渺，伤哉。老彭走了，走得如此仓促，没有向朋友们告别，也不容朋友们去向他告别，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何方猖魔，对他突然袭击，索去性命，他至死也不知道是被胰癌所害。“老彭走了。”今年２月３日，我在北京养病中，突然接到好友王宇光来电话，说了一句我怎么也不能相信的话。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好久，我才说出：“这怎么可能呢？”去年我还碰见他精神健旺，生气盎然的样子，说他在植物园干休所活得自在，还自诩仍然坚持冷水浴，虽然已停止几十年不改的冬…     

学习邓小平的革命风格——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在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邓小平不但以他创立的科学理论指引着我们,而且以他在长期实践中锤炼出来的鲜明的革命风格感召着我们。今天,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既要努力学习他的思想理论,又要努力学习他的革命风格,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一、实践第一邓小平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思想解放大讨论声中第三次复出的;他领导的改革开放,也是以实践标准大讨论为其先声的。完全可以这样讲,实践,也只有实践,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邓小平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我国新的…     

战争中，我经受住了党组织的考验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丰南市,我很小就失去了母亲。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八路军好,是共产党的队伍。1945年8月,我刚满16岁就参加了八路军。 我的原部队是四十八军一四二师供给部粮秣科。我们科有一位比我长几岁的老大哥叫董沛然,他是河北省卢龙县人。在平日里的工作、生活中,他总是耐心地帮助我,体贴我,经常和我谈心,使我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可是让我纳闷和不理解的是,领导认为我工作干得不错,他却总是找我的毛病。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名党员,因那时共产党员的身份是不公开的,我根本不知道谁是党员。     

“火神爷”的故事──记一支地下放火游击队

我国漫长的历史，不乏“千古疑案”，历史学家正在破疑探究中。我国近代革命史中，有无类似的事例，若干年后．也会变成“千古疑案”，这是很难断定的。笔者接触过一份敌伪档案，上面密密麻麻有近百号人的名字。据说这是50年前，日本关东防卫军参谋部，追捕通缉的大连“放火团”的成员。这个完x胃“放火团”．当时日寇侵华的谍报组织，也没有弄明白他是属于国民党重庆政府领导，抑或是延安毛泽东领导。解放后，大连地方政府为此而作过调查，说是第三国际领导的地下组织。事情汇报到康生那里。他说：“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组织”。康生一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