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法律风险的识别与防范——兼论中国律师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持续增长。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全球第5位、存量位居第17位。2011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的339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直接投资600.7亿美元,同比增长1.8%。一、境外投资法律风险的识别境外投资涉及至少两个国家,不同国家在政治体制、商业习惯、文化背景、法律制度等方面也不尽相同。根据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所涉及的法律风险主要有政治风险、外汇法律风险、税务法律风险、环     

陈健:加大对外投资亟待法律制度的完善

面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企业需要新的支持，特别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加快构建走出去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深化以投资便利化为核心的管理机制改革，为“走出去”提供法律保障     

发改委完善境外投资核准备案管理

2014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自2014年5月1日起施行。国家发改委2004年10月发布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同时废止。新出台的《办法》在放开境外投资核准方面力度相当大，对於企业走出去有极大的助推作用。     

法务论坛

正国际贸易投资法律风险及对策研讨会在上海举行2014年9月23日,中国法学会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同主办的"国际贸易投资法律风险及对策研讨会——以非洲为视角"在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举行,研讨会以更好地为国家"走出去"战略服务,改善我国境外企业与公民法治环境,促进在我国投资贸易较集中的发展中国家法律的交流与合作为宗旨。     

中国律师“走出去”现状和对策

一、中国律师“走不出去”的现状 美国亚洲协会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到2020年，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将在世界各地积累一万亿美元至两万亿美元资产。据汇丰银行报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资本输出国。如果有优秀的中国律师帮助走出去的企业筹划防范风险方案，相信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损失会大大降低。外交部前副部长周文重曾指出，中国公司赴外投资、贸易，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法律问题。     

“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中的企业环境责任

问题的缘起“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的机会。截至2019年7月,我国境内投资考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408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19年1~7月累计实现投资4329.2亿元人民币,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5491.3亿元人民币,新签合同额达8201亿元人民币。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为境外电站架设“防护网”

缅甸伊江上游梯级电站开发项目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投资建设的第一个境外项目，也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海外水电开发项目，建设工期15年，总投资近2000亿元，项目包括7个大型水电站，流域规划总装机容量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建成后年发电量约1100亿千瓦时，在中央企业“走出去”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针对伊江水电开发项目的特点，积极探索境外项目惩防体系建设，全面落实教育、制度、监督等各项措施，为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国企境外投资监管应充分发挥中国律师作用

企业"走出去"进行境外投资,是企业实现全球化的重要方式,有助于企业在更大的范围和更广的领域合理配置资源。在我国,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中充当了先行者和主力军的角色,特别是在能源领域的国际拓展中,更是国有企业和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活动将日趋频繁,越来越多的巨额国资走出国门,这势必对国资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和手段提出新的考验和要求。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风险分析

随着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日益增加，投资目标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审查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法律障碍的情况凸显，况且我国仍缺乏完善的海外并购法律保护体系，缺乏完善的风险防范和救济机制。因此。本文拟从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对外资并购在国家安全审查方面的法律规制入手，提出了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防范投资目标国国家安全审查风险的具体措施，以期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铺平道路。     

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研究——以外部监管为视角

伴随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推动,国有企业在境外直接投资额度增加,然而考虑到国有企业的性质以及海外投资风险国有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应采取审慎态度.于此同时我国立法漏洞较多,多头监管、政企不分、责任追究机制缺失等问题在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上表现较多,造成时国有资产较高风险,因此在应对国家风险防范上,国家应从立法、责任设王以及监管等方面进行规制,确保我国国有资产的安全.     

企业管治——公司上市及内幕交易

如何处理股价敏感信息（下称“PSI”）是良好企业管治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2010年年初，为进一步改善香港的上市平台，香港政府就法例迫使上市公司披露PSI的建议向公众展开咨询。今年6月4日，在香港董事学会午餐演讲会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教授就今次展开公众咨询有以下解说：     

城市反恐重要目标安全防范试点与研究

“9·11”以来,国际恐怖活动与反恐斗争的较量已经持续了十余年,但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恐怖主义威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持续存在且更加突出.“三股势力”和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个体暴力恐怖威胁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我国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因素.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城市反恐试点单位的成功做法,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建立党政领导,部门参与的反恐防范工作格局;二是加强防范恐怖犯罪公众教育,增强公众的防范意识;三是建立统一高效的情报信息工作机制;四是明确责任,建章立制,夯实基础;五是制定应对预案,通过演练予以巩固完善;六是强化检查考核,促进防范责任和措施落实.     

开拓创新，全面推进商务法制建设

近年来,商务法制着力於加强市场流通法律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积极推动出台＇走出去＇战略配套措施,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保障商务事业科学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公民权的法律保护——从权利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切入

当代中国,国家权力推动社会转型,权力对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起着关键作用。应当建立规范权力运作、强化权力责任的法律制度。与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相一致,中国的公民权法律制度也应当注意＂超越个人主义＂、＂权力适度参与＂和＂全球化发展＂的因素,通过提升利益主张的公共品质、改革政府治理模式,保护公民权利。     

知识产权公众阵营之后现代主义倾向

过去数十年间，“公众阵营”与“私权阵营”的对峙是全球知识产权争议的群体性特征。在发达国家，公众阵营挑战私权阵营的策略是解构后者的权力话语嬗变过程。他们认为，自从17世纪以来，欧美的知识产权制度就是由商业权力支配着左右的。虽然后现代主义在诠释全球知识产权困境方面颇有裨益，但如若引入被西方权力话语排除的中国历史文化经验，则后现代主义的思路的视角恐怕就需要调整了。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知识产权的产生不必然是权力话语的结果。因此，批判地对待知识产权的全球不合理扩张，便应当和否定知识产权本身相区别。     

论“碳政治”博弈的国际法治理

围绕哥本哈根国际法进程而展开的碳政治博弈,因《哥本哈根协议》的无约束力而造成零和博弈的结果,也使未来国际法进程面临＂双轨＂抑或＂三轨＂并进的机制选择,同时,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治理仍将针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适用而展开,国际社会如能经由＂人类共同关切事项＂明确＂共同责任＂的内涵,通过实质性公平原则而认同＂区别责任＂的要旨,推动《哥本哈根协议》的落实和发展,将在＂霸权缺失＂下的＂碳政治＂博弈中,以＂软法＂特有的张力和灵活性,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国际法地位,并弥合各方分歧,促进＂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国际法视野下的标准治理

全球化带来的世界转型,使国际体系呈现一体化和碎片化交织的复杂模式。而依循国际法进行的全球治理,则因其治理乏力而饱受争议。究其原因,公私治理主体间的矛盾、治理方式的僵硬,导致治理价值的受损。以标准作为全球治理的技术(以下简称"标准治理"),更好地折射出全球治理的优势和限度。一方面,多元多层级标准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互动,增进了决策权的复制与移转,使治理方式更为灵活有序。另一方面,国家导向与市场导向权威之间的可能摩擦,恐使全球治理屈从于"排除知识落伍者"的单一治理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标准治理激发了对国际法秩序,特别是国际法传统渊源的反思和重塑,对于如何更好地推动公私标准的融合、改善国际立法及其遵守,继而推动全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内国综合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与立法指导原则考

在全球经济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冲破经济的藩篱，推动现有形式各异的自由贸易区向着综合性自由贸易区方向发展已成当今世界各国或地区发展经济与自由贸易的重要思路与途径。结合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和“台海经济圈”等区域经济的发展，中部的崛起、西部的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问题，对内国综合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与立法原则展开了探讨。     

《基本卫生保健法》的立法探讨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全球性战略目标,基本卫生保健的立法工作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为此,《基本卫生保健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公民权利与国家义务相一致及立足法律,兼顾政策等原则,将上述原则落实到其权利主体、相关机构、从业人员、服务内容、经费保障及法律责任等各个环节。     

全球法律一体化的理论反思

全球法律一体化问题是法律全球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21世纪，全球法律正处于空前的融合发展阶段，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法律的互相影响甚至趋同化趋势勾勒出了前所未见的全球法律发展图景。但是，立足于历史和现实．我们既要看到一体化给世界法律发展提供的契机，也要看到一体化之下隐藏着对公平、正义、本土资源甚至和平与稳定的重大挑战。本文从“一体化”的危机意识入手探求和谐发展法律全球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