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偶似老渊明”——论陆游对陶渊明的接受过程

陶渊明的诗风是有宋一代的审美风尚,陆游因为在用韵、意趣上化用陶诗,表现出宋人学陶的普遍方式,所以常常被人们忽视。陆游学习陶诗的契合点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对陶渊明的接受经过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并以自己的人生体验理解了陶渊明的归隐情趣。陆游晚年退居山阴之后才大力学陶,是陆游晚年诗风与前期不同的一个原因。     

化二从丁耀亢的牡丹诗，看诗人一生的心态变

“野鹤之诗”即“一野鹤之人、之史也”，其诗歌具有鲜明的“诗史”特点。正是基于丁耀亢诗歌的这一特点，我们通过对他创作于不同时期的牡丹诗的解读，就可以了解其在不同年龄、不同际遇下的人生感悟及其一生的心态变化。     

査慎行成为康熙词臣的文学解读

査慎行虽因观演《长生殿》而被革去太学生藉,但同时也因康熙之赏识而以白衣入值南书房,成为康熙的文学侍臣。在侍从康熙十余年间,君臣诗文唱和频繁。这种交往首先影响了査慎行的创作心态和诗歌风格,其诗歌即由原来的沉雄踔厉变而为盛世元音;更重要的是这种交往让不同宗尚的君臣二人,诗学倾向渐行渐近,康熙诗风则由唐音而渐染宋调,这显然为清中叶以后宋诗的继承和弘扬辟出了一片生存空间,影响了有清一代的文学生态。     

钟嵘的永明诗歌风格论

永明诗风形成之后,钟嵘是第一位对其展开直接评论的文学理论家.他对永明诗歌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对永明体主要诗人谢脁、沈约、王融、范云的品评里.“清”是永明诗歌的总体风貌；“怨”是永明诗歌的情感内容取向；“密”是永明诗歌的形式追求.     

台湾现代诗人抽样透析——纪弦、郑愁予、余光中、洛夫、痖弦

台湾每个现代派诗人都有独特的追求,风格千姿百态。倡导“纯诗”的纪弦,诗却都源于现实人生,常用平淡明朗的语言传达情思,充满激情和高度私人化的象征;郑愁予善于把握浪子意识和乡愁题材,诗风天然精巧,刚柔并济,豪婉谐和;余光中的诗歌理论主张驳杂,风格变化多端,但都有浓郁的古典气息,工于发端巧于结尾;洛夫对人生负面因素感受深刻,诗经历了从明朗到艰涩再到明朗的过程,始终探索人类生存之谜和生命价值真谛,常于平凡现实中获取诗情,想象力与语言奇诡;痖弦的诗表现为一副苦味儿相,悲戚忧郁,戏剧化倾向明显,语言外壳有一股甜味儿,尺短意丰。     

王维的心态特征与诗歌创作

王维的心态特征与诗歌创作的关系验证了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规律：客观存在决定诗人心态，心态特征影响诗歌创作。大唐时代及个人经历使王维的思想心态呈现出前后两种迥然的特征，这两种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产生差异。从前期多阳刚之气的游侠边塞诗，到后期富阴柔之美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上题材风格的变化，无不受其心态特征的影响，而其不同的心态特征又受到那个特定时代及个人经历等客观因素的制约。     

“烈士”回归故里

他,当过渑池县人民民主政府第一区区干队的警卫战士,当过国民党部队士兵,当过解放军战士,还当过志愿军战士。赴朝作战“阵亡”后又在台湾空军部队服役。退伍后,饱经沧桑。晚年,他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渑池。特殊的时代背景、传奇的人生经历,让人们对这位活着的“烈士”——肖成群,油然而生敬意。     

郑谷承袭温李绮艳诗风论

郑谷诗清婉晓畅而富思致,其诗取法多家,就与晚唐温李诗风的关系而言,郑诗学习温李好用色彩、喜使事用典、情调悲怆等又能不受其所囿,出以清丽面貌,从而使自己的诗歌显得幽艳伤情,别具韵致.     

白体接受视域下邵雍与司马光诗歌比较论析

在宋诗对唐诗的继承中,白体诗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以语言的通俗、流畅,内容的闲适、快乐为宋人所接受。白居易晚年定居和集中创作闲适诗的洛阳,成为北宋白体接受的重镇。邵雍与司马光长期居洛,所作大量诗歌反映了安闲逸乐的主题、知足保和的心态,语言浅白易懂,具有明显的白体倾向。同时他们的诗歌形式变化多端,也是受到了白体求新求变精神的影响。然而,在白体接受上,邵雍更为彻底,司马光则有一定限度,一是因为邵雍居洛更久,心情更为闲适,在白体接受上能够一以贯之,司马光诗风多变,加上政治包袱沉重,故而在白体接受上有所局限。二是因为邵雍把闲、乐看成一种功业,诗歌则是促成这种功业的重要途径,司马光轻视诗歌的作用,仅仅看作一般意义上的娱乐、休闲手段。     

一行三昧禅与王维诗文

王维由于受到禅宗“一行三昧”修持法门的影响 ,所以在为人处世、进退行藏诸方面采取了一种“无住、无念、无相”的禅者生活态度 ,所谓“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晚年唯好静 ,万事不关心” ,“色空无碍 ,不物物也” ,“苟身心相离 ,理事俱如 ,则何往而不适 ?”就是这种生活态度在其诗文中的典型表现。但是 ,这种禅者生活态度在给予他的人生以不乐仕进 ,淡泊名利、与物不拘、和光同尘、随缘自适等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使他泯灭了对是非曲直的分别 ,从而为他那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圆滑世故的混世主义作出了理论上的解释。     

王维、陶渊明隐逸后诗风的不同走向

王维、陶渊明隐居后诗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陶渊明在隐居中以健朗纯真的性情体验了生存困境，他面向自然对生命作出了开拓和升华，后期诗风宁静亲切，意蕴深厚，呈现出泛神论色彩。而王维无力正视生存困境，逃进佛的世界，其后期诗歌宁静萎弱，成为观念的符号。     

略论唐人近体诗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时期,而近体诗又是唐三百年来最擅场的一种诗歌形式。可以说,没有“近体诗”这朵艺术之花,就没有唐代万紫千红的诗国。如所周知,唐初四杰在齐、梁声律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扬弃了“文多拘忌,失其真美”的形式主义诗风,继承和发展了它的粘式律,构成了完整的五言近体诗的格律体系,使之逐渐趋于统一和定     

隐世才子余承尧

他是余光中的堂叔。早年留日,后经历近30年的军旅生活与近8年的商场角逐。直至56岁时才提笔习画,以画自娱,但却开创出现代中国山水画的新风格。在台湾,他被公认为“足与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齐名”,“惟一能与大陆画家李可染抗衡”的人。余承尧一生的经历与艺术成就被多数人视为传奇及异数。无特别的师承,也非正统科班出身,却凭借他未间断的游历、读书、写诗、习字、吟咏山川以及研究音乐戏曲,成就出晚年一幅幅雄伟饱满又幽深灵动的自然景致。1899年,余承尧出生于福建永春洋上村,幼年家境困苦,14岁时方得入学。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     

“同光体”诗论的代表作——《筱园诗话》

清末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势力侵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这种局势下,诗坛分裂为两派:一派为“革新派”,主张“诗界革命”,谋变法,图富强,内容面向现实和人生,但未突破旧体诗藩篱,仅提倡“旧风格含新意境”;另一派为“守旧派”,提倡宋诗体,内容上坚持“诗教”和封建道统。后一派别,嘉庆、道光年间已开端绪,何绍基的诗论为其理论代表。咸丰、同治年间受桐城古文义法和考据之学的影响,诗风更入宋调。同治、光绪年间,宋体诗之风弥漫诗坛,这种诗风被称为“同光体”。清初诗坛宗唐祧宋之争已趋统一,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流派的起伏递嬗     

张仃的画梦

“中国是黑色的，丰腴、痛苦，而又始终不失希望——张仃晚年的大量作品，通过它们自身的气势和语调，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后人如是评价大师晚年独创的焦黑画.     

笑面人生

《笑面人生》的作者姜昆是大家熟知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如此照相》使他一夜之间成为了在神州大地家喻户晓的人物,相声使他大放光彩,并找到用武之地。他的这篇文章是他在今年即将出版的自传《笑面人生》一书的开场白,说的是他那张尽人皆知的笑脸背后的痛苦与欢乐。他告诉大家:“我一个凡夫俗子,也没什么更大的抱负,只觉得我生就个欢乐的性格,喜欢自己高兴,也乐意瞧人家开怀。”     

周敦颐诗风略论

在名家辈出的北宋诗坛,周敦颐的诗歌别具特色。儒道兼宗的思想格局使其诗歌风格多样:长于思辩的儒者气质赋予了其诗歌偏于议论的特点;对道家学说的领悟使其诗歌有了简澹醇雅的自然之气;同时援道入儒,又使其诗歌富有意蕴深远的玄言意味。周敦颐的诗歌醇雅之中蕴涵哲理、闲澹之外意趣悠远,使其在宋代诗坛中自有一席之地。     

论欧梅唱和的分期及特征

欧阳修、梅尧臣 30年诗文唱和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其诗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这种风格的变化发展典型地代表了宋诗发展的方向与进程。当时具体的政治、文化背景对二人诗风的变化有一定影响。欧梅在诗文唱和中相互学习、切嗟诗艺、竞争诗才的创作心理 ,对二人诗风影响更大 ,二人在唱和中创新求奇 ,孕育了新的诗歌特质。     

论幸福的追求与选择

文章基于人生幸福这一背景视域,把幸福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也就是说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幸福。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选择,而选择往往伴随着烦恼与痛苦。文章剖析了“幸福的追求”与“痛苦的选择”的关系,指出烦恼、痛苦的根源在于自我信仰的缺失,信仰、热情、责任是人生幸福的智慧要素。     

老壮同心结 渝台两地书——与台湾名宿徐亨先生的忘年之交

“无私无我只为公,奉献人生岂计功,沽誉钓名非所愿,安分自在泰然中。”这是台湾名宿——95岁高龄的徐亨先生在海峡彼岸来鸿中对自己人生处世真实心迹的表白,更是他晚年步入鹤寿高深心智与淡泊情态最佳完美结合的感悟,恢宏气概,又寓意在普通平凡人的理念之中。当前贤与后昆对接,其缘份、灵犀、感应、思想、认同、理解这些知音的音符组合成款款心曲的时候,并超越了时空,就会形成忘年之交。鱼雁结缘我与徐老相知,进行书信交往,还得从父辈的绿茵情结谈起。我的父亲曹越华一生情钟两件事:读书与踢球,均有75年的历史。从小学到大学他都是重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