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社会的基本内涵与刑事政策

黑社会是指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为基本手段 ,非法控制一定区域或行业并与主流社会相对抗 ,从而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管理制度的犯罪组织。其基本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非法控制社会性 ;二是稳定成熟的犯罪组织性 ;三是地域性及地缘感 ;四是不择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性 ;五是严苛“黑色法制”与科层制 ;六是鲜明的犯罪亚文化。在刑事政策上 ,应针对现行法律在惩治黑社会犯罪方面所存在的不足 ,重点完善有关惩治黑社会犯罪的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 ,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合作。     

我国现阶段"涉黑"职务犯罪现象分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职务犯罪是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的两类犯罪,"涉黑" 职务犯罪更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腐败联姻的高级犯罪形态。本文通过文献调研结合个案 分析,从五个方面对我国现阶段的"涉黑"职务犯罪现象进行了剖析:犯罪主体特征、犯罪性质 及触犯罪名、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涉黑"职务犯罪人的关系、黑社会性质组织勾结国家工作人员 的行为方式以及黑金政治。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认定——以裴某为首的犯罪组织为样本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司法认定,要从构成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本质特征、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行为特征等方面进行。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即本质特征时,应注意把握对行业、区域、控制程度的理解。     

当前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若干问题探讨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有组织犯罪集团,是犯罪集团中的一种高级形态,其组织性比普通犯罪集团更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是非法控制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犯罪与成员个人犯罪的区分标准是是否为组织利益实施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应仅限于骨干成员。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同样应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立法应从多方面加以完善。     

试析澳门反"黑"立法对策及其借鉴之处

通过对澳门反“黑”立法对策的分析,得出的借鉴之处是:重视黑社会犯罪原因,从源头上控制黑社会犯罪;界定黑社会(性质)概念,方便司法;完善黑社会(性质)犯罪刑事立法;完善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诉讼立法;加强打击黑社会下游犯罪力度,以堵塞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后路。     

黑社会性质组织司法认定研究

刑法没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作界定,司法缺乏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实质标准,导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的疑难。为此,应将非法控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其他三个特征围绕着非法控制特征证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对内采用非法手段控制成员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对外针对不特定的人或多数的人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控制一定的区域或行业获取经济利益。     

应对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与防治对策思考

确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政策是一项系统工程.我国刑法学尤其是刑事立法对犯罪学研究成果的借鉴不够.今后,可以借鉴国外惩治、预防黑社会性质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的成功经验,打击与预防并重,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模式.     

略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界定

依靠主体社会的资源和营养生存、发展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凭借其内部非正式群体力量对主体社会进行局部区域和行业的非法控制,极大地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必须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载体--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合理界定.探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称谓、厘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概念和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对防控和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具有现实意义.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及司法认定 ——以贵州省20个案例为分析样本

对近年来的20例判决书的分析显示:贵州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组织、行为、经济及非法控制等方面具有一定特性,与全国和国外的黑社会组织相比,贵州省的黑社会组织形式仍处于中低级程度。目前已被瓦解的组织还没有死灰复燃及与其他组织重组的现象,其未来演化表现出组织结构呈多元化、暴力手段呈隐蔽化、经济利益来源呈合法化、非法控制跨区域化等趋势。在司法认定方面,应着重解决"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软暴力""经济实力"和"跨区域化"等的认定问题。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研究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构成要件特征是 :犯罪客体为国家机关同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作斗争的正常活动和正常的社会治安管理秩序这一复杂客体 ;客观方面表现为包庇或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 ;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 ,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主观方面须出于故意。在司法实践中 ,应准确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该罪的特殊形态 ,贯彻刑法典增设该罪的立法精神 ,密切防范和严厉惩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评估及对刑法适用之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创新、金融环境的优化以及中小企业融资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并对刑事法律的适用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互联网金融可能导致洗钱犯罪、信用卡诈骗、盗窃、诈骗、职务侵占等犯罪的加剧,也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适用范围面临调整。刑法应当充分尊重互联网金融存在的合理性,肯定金融创新。一方面,坚持刑法调整的补充性;另一方面,对于确因互联网金融而引发的金融犯罪行为,刑法介入应坚持及时性、准确性和适度性,从而发挥刑法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屏障作用。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量要素初探——以罪名限缩适用为视角

定量要素是指刑法规定中反映危害行为对法益造成损害的量的要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经济犯罪的典型罪名,其社会危害性必须达到一定量的程度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本罪的定量要素包括犯罪数额、犯罪数量、犯罪行为特征等。行为构成犯罪需同时满足法律规定的数额条件和对象数量条件;集资行为给存款人造成的损失数额不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但可作为量刑因素予以考虑;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利诱性、社会性必须进行程度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认定行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是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新型犯罪之一,它以持有作为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的行为表现方式,不同于传统上以作为和不作为行为表现方式的犯罪。在中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数百个罪名中只有持有型犯罪最为独特。持有型犯罪是以行为方式来归类的一类犯罪。认定持有型犯罪应坚持准确地界定犯罪对象的原则、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处理司法实践中持有型犯罪与相关罪的吸收、牵连、想象竞合、数罪并罚关系。     

论侵吞不法原因委托物行为的性质

对于受托人侵吞不法原因委托物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占罪,学界有"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的论争.不法原因委托人在委托财物被国家没收之前,对不法原因委托物仍然具有所有权;在不法原因委托的场和,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仍然存在值得刑法保护的委托信任关系;从处罚的必要性上来讲,受托人侵吞受托物的行为也值得处罚.因此,将侵吞不法原因委托物的行为认定为侵占罪是合适的.     

诉讼欺诈研究

诉讼欺诈是一种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在民事诉讼中使用虚假证据骗取法院的错误判决,从而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我国刑法对诉讼欺诈不予调整,致使司法实践中诉讼欺诈现象严重。必须将诉讼欺诈规定为犯罪,由公安机关运用刑事侦查手段打击诉讼欺诈行为,以保证正常的审判秩序和人民的财产安全。同时建议修改刑法典第305条,将伪证罪的主体扩大到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诉讼欺诈在刑事司法上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依据与体系

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是在反思刑法的瓶颈问题上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吸收社会力量对刑事法律运作的参与，从而转变对犯罪的治理模式。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变、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理念、刑法惩罚机制的局限性以及刑事政策的选择，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体系包括合作主体、合作途径、合作模式与合作目的，刑事法律合作正是通过其内在体系要素的功能发挥，逐渐推进刑法的社会化。     

死刑当废？——从刑罚的目的分析死刑的存废根据

死刑存与废是刑法学界争议不休的问题。本文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社会,刑罚的目的是在保护犯罪人在内的全部公民基本人权,刑罚的适用对象主要是社会上具有中间状态的一般潜在犯罪人和理智型的罪犯。死刑废除与存在的根据就只能是根据刑罚的适用对象的特点,决定了死刑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应该废除,但现阶段中国还不能废除。     

论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

“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在刑法界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尤其是在界定合同诈骗案件当中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显得非常重要。“非法占有目的”在合同诈骗罪中只能产生于财物所有人交付(处分)财物之前,在合同诈骗案中不存在所谓的“事后故意”。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研究之一：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合理性之探讨

我国刑法典对单位犯罪适用自首制度没有作出特别规定，导致实践中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基于自身对法律的理解而对同一案件作出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判决，在对犯罪单位合法权益的保护上出现了差异。从刑法理论、法律制度和社会现实需要等方面进行考察，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既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和内在精神。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需求。     

以严为主 辅之以宽——初议职务犯罪中的刑事司法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法的核心和灵魂,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政策在司法活动中的具体体现。直接关系到国家控制犯罪目标的有效实现。职务犯罪中的刑事司法政策根植于我国当前和谐社会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总体框架之中。基于对我国职务犯罪形势的基本判断,在相当时期内职务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应“以严为主,辅之以宽”,且应避免从严过度、不依法从严和无节制擅法宽大的错误倾向,做到严格依法办案,公正文明高效执法,努力实现对职务犯罪的有效控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