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失衡背景下美国的“大战略”论争

随着近年来国际体系的失衡,美国国内就美国“大战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聚焦于两种战略选项:在国际体系失衡的背景下,美国应继续推行以深度介入世界事务为主要特征的霸权战略,还是应该开始实施以缩减国际承诺和前沿部署为主要内容的收缩战略。深度介入的支持者认为,美国仍然能承受霸权的成本,并且深度介入能给美国带来可观的安全收益和经济收益;战略收缩的支持者则认为,为应对权力相对衰落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应该减少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收敛霸权抱负,以实现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的平衡。当前美国的对外战略论争隐含着“美国仍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支配地位”的假定,这种支配地位能给美国提供不同的战略选择;同时这也隐含着“霸权衰落后美国该怎么办”的战略焦虑,体现了美国对外战略谋划的敏感性和前瞻性。     

美国知识霸权压力下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欧洲国际关系学的多元选择及其绩效差异

面对二战后的美国知识霸权的结构性压力,欧洲内部的不同国家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选择了发展本国国际关系学的不同知识路径,这就使得它们应对和化解美国知识霸权压力的绩效具有差异。英国的独立性的内部指导合作和北欧地区的开放性的多层次合作是较为成功的化解美国知识霸权压力的知识发展路径,而法国的独立性的学术孤立和意大利的开放性的移植生长并没有突破美国的知识霸权。来自于欧洲内部的多元的国别性和地区性的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发展能量正在创造一个整体性的欧洲国际关系学,它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在知识关系上日益呈现出复合相互依赖的特征,在一个相对独立和大致平等的基础上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进行互动。这样的整体性的欧洲国际关系学并不是要求一个单一化的欧洲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别性的、地区性的国际关系学。     

从X到Z: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

西方的"苏联学"是一个庞大和繁杂的体系.在西方/美国的"苏联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美国对苏政策三者之间寻找交叉点和互动处,有助于为进一步研究冷战以后西方的俄罗斯/欧亚研究和对俄政策奠定基础.乔治·凯南和马丁·马里亚分别于1947年和1990年以"X"和"Z"为笔名发表的长文,不仅代表了战后西方苏联研究的起点和终结,也构成了学界与政策界、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的交叉和互动点.在前苏联问题上,学界与政策界的互动不一定合拍,有时甚至南辕北辙.43年间,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具有极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信奉现实主义的凯南被边化,美情报界也因此对苏屡屡误判.相比之下,西方苏联学界的主流却日益学术化,多以"正常"眼光看待前苏联,其中不乏马里亚认为的"亲苏"倾向;Z文对前苏联的笔伐和近乎完美的预测,其实也是对西方和美国苏联学的大批判,尽管这一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不甚公平.     

“双向失衡”结构与欧洲导弹防御议题中的美俄博弈

在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和冷战遗产的共同作用下,后冷战时代的欧洲安全体系已经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双向失衡"结构。在这一特殊背景的影响下,从2002年开始的欧洲导弹防御议题最终演变成为一场美俄两国围绕着未来欧洲安全体系建构而展开的政治博弈。在布什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凭借自己在国家实力和导弹防御技术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通过单边行动,利用欧洲导弹防御议题同时向俄罗斯和西欧国家施压,最终引发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弹。奥巴马政府执政以后,改变了布什政府在欧洲导弹防御议题上的政策,放弃了布什政府时期的东欧导弹防御计划,推出了新的"分阶段适应性方案",将欧洲导弹防御系统重新纳入北约框架,并且邀请俄罗斯参与导弹防御合作。美国的政策调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推动了美俄和美欧关系的好转,而且以2010年北约里斯本峰会为标志,使美俄两国在欧洲导弹防御合作的大方向上基本达成了共识。虽然在2011年底,备受期待的美俄导弹防御谈判最终未能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合作局面的终结。"双向失衡"结构的存在限制了双方选择的空间,美俄导弹防御谈判对于未来欧洲安全体系的建构将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任何合作的结果都远远好于谈判失败所带来的损失。可以预见,两国总统选举结束之后,新任领导人在2013年必然将继续就此问题展开磋商,虽然谈判的过程仍将困难重重,但两国最终达成合作协议的可能性不应被低估。     

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看美国霸权维系的困境

本文以美国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为个案研究,试图阐释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和国际组织的不断壮大,美国在维系霸权地位时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文章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所体现的非国家性与自由主义是西方人权观的具体反映,也是美国在维系世界霸权时对外投射的价值取向,而当这种价值观与美国的现实权势维系产生矛盾时,美国便在"单极体系"的逻辑中陷入两难困境.其结果是削弱了美国价值观的对外投射力,进一步加剧了与欧洲盟国的分裂,并最终危及"单极体系"的合法性与持续性.     

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访王缉思教授

问:您曾经在1992~2005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您就任美国所负责人后从科研上抓了哪些事?答:我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是抓美国所必须研究的美国全面性、长期性的问题,也即资中筠老师离任前跟我交代工作时反复提及的,这就是研究美国的兴衰。当时大家也在争论:美国到底是相对削弱还是绝对衰落?当时一种普遍看法是:美国的地     

以学会活动促进学科建设

美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了。我1964年中旬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94年初才调到美国研究所,所以我算不上美国所的老人。但我在正式到美国所工作前与美国所已经有了关于美国研究方面     

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现状研究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主要不是通过政策宣示的形式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美国各级法院对国会有关法律法令的解释和诉讼裁决形成的。因此,考察美国印第安人法就构成了研究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的主要途径。本文对美国印第安人法中关于美国联邦政府与印第安人部落之间的权力划分,印第安人保留地所拥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权、印第安事务署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中的独特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得出结论认为,美国赋予印第安人的有限自决在本质上与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所谓"托管权"存有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不足以解决困扰美国政府长达200多年的"印第安人问题",也决定了印第安人时至今日仍然无法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自决权。如果美国政府无法在印第安人的自决权与联邦政府的"托管权"之间寻得一个恰当的平衡,这一问题仍有可能继续困扰美国政府。     

韩国学全球化的战略方法论——基于韩流经验的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韩国学研究在社会学领域构建普遍问题框架的方法和战略.为此,首先分析韩流的经验教训为构建韩国学的问题框架带来的启示;然后,着眼于韩国学的未来发展,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普遍的知识体系应该关注的方法论策略.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广泛传播,强化了地方和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沟通,所谓的"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现象日益普遍.韩流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杂糅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分析并借鉴韩流的经验及吸取其教训,有助于韩国学在国际学术界建立具有独创性的知识体系.为了在社会学领域实现韩国学的全球化,应该摒弃照搬西欧或美国学界框架的做法,开发出符合韩国社会历史现实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根据韩国国情确立问题框架,对事实和价值做出判断,从韩国的角度分析和解释全球问题,实现韩国学的全球化,将韩国的特殊性与区域和世界的普遍性相结合,促进韩国学的发展.     

初创回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5月,今年美国所将迎来30周年所庆。在这个纪念的日子里,作为最早参加美国所工作的一个老同志,我在脑海中搜寻到了关于建所初期的一些点滴回忆,记述如下。     

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问题。居于主流的"二元决定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仅受利益支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想主义价值诉求的影响;这种特殊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建立在"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证明,在看似相互交织的二元目标背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的本质是以物质利益为主导。在确保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植根于"例外论"的价值观念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驱动作用微弱,难以构成独立影响外交政策的"一元"。     

从应对"9·11"看美国两党的执政方式

美国政党的执政方式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政党制度特点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第107届国会与布什总统应对"9·11"恐怖袭击,建立国内安全体系的过程,借以从两大方面论证美国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即同一执政党内部,执政权如何配置?分裂的政府中两党各行使哪些执政权?两个执政党如何处理相互关系?最后,本文探讨了美国政党的执政方式与民主和法治的关系.作者认为,宪法规定的民主制度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党内和党际的民主制度,才可能实现.同样,宪法规定的分权制衡制度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党内和党际分权制衡制度,才可能实在地支配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从本文所分析的应对"9·¨"的过程看,美国两党的执政方式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分权和制衡制度,这是它长期实行而不易改变的基本原因.反过来,长期以来美国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规定能见诸实施,要归功于两党所奉行的民主、分权和制衡的执政方式.     

非中性制度与美国的经济"起飞"

本文从商人集团与国家相互博弈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对美国经济"起飞"的原因做出尝试性的解释。文章认为,美国立国后,通过国会立法、政府推行的以关税保护和国家银行为核心的贸易、金融政策,国家对工商业集团给予制度上的特别支持。在国家力量的保护和支持下,美国商人建立了自己的工商业体系,这一过程与美国国家实力和政府权力的迅速扩张同步。国家与商人之间的长期合作,推动了具备增长潜力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及有效的资本市场的确立,这是确保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     

“第九届韩国学研究国际会议”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

由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举办、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协办的"第九届韩国学研究国际会议"于2013年7月4~6日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世界8个国家16所大学的韩国学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出席了会议。"韩国学研究国际会议"又名"世界名牌大学韩国学研究论坛",始于2005年,每年举办1届,由7个国家的12所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所)轮流举办。这12所大学分别是:韩国的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夏威夷大学;中国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日本九州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至今,论坛已分别在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韩国、英国和中国举办。     

"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

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揭示了美国在"9·11"之后作为"新帝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其帝国地位与其基本的民主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美国重新审视其社会的开放性,而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构成威胁;总统权力扩大,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在理念上,美国政府可以反恐的名义而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说限制了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国际恐怖主义所宣称的宗教性,以及美国文化内部的宗教冲动,使美国处于十分尴尬的文化困境.本文指出,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文化悖论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战略,即美国不是依靠现行的国际机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军事手段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但其深层原因则是韦伯所谓的"攫取型道德"、天赋使命感,以及普世主义的美国主义.     

再论《旧金山对日和约》关于西沙、南沙群岛的规定及影响

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只规定了日本放弃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而没有规定这些岛屿的主权归属,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当时认识到了中法等国在这些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美国难以解决这一争议问题;美国与英国围绕对日和会与对日和约问题的分歧,以及美英当时轻视南海诸岛的战略和经济价值,也是导致它们在该条约中没有规定这些岛屿归属的原因。防止这些岛屿落入新中国的手中并不是导致美国在条约中做出这种规定的主要原因。《旧金山对日和约》并不是南海争端的"根源"或"祸根",它也没有为后来的菲律宾及越南的南海领土主张提供任何法理支持,因此,不宜夸大《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相关规定对中国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美国“亚太遏制”战略与中国“和谐世界”外交的博弈——评2008年美国《中国军力报告》

2008年3月,美国国防部最新出台的所谓<中国军力报告>是小布什政府任内最后一份相关文件.回顾过去8年,小布什政府任内的8份相关文件,明显地透露出美国强化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以保持其在这一地区的传统优势的战略意图.基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周边环境的事实,中国提出"和谐外交"与"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遏制"战略,中国的"和谐"战略是否可以成功应对?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歌德与羊驼

我学了一年左右的德语了。开始学没多久就越忘越多,到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并不像张无忌跟张三丰学功夫,人家是无敌了,我是白学了。偏偏我有一个以装逼为己任的德语系朋友,从前她不时用英语跟我谈话,可惜我英语还行,她除了问几个冷僻的单词难倒我之外没能有什么优势。后来我开始学德语了,她就时常在吃烤肉的时候用德语英...     

美国人的特性及其对美国教育的影响

我是个职业外交官.在过去大约25年里,我的工作就是介绍美国,向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的民众,说明美国的社会、文化、历史与政治. 除了担任外交官,我也当过老师.1971到197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过英文和美国文学.所以说我在教育方面也有一些经验.本文所要谈的是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及美国教育制度如何受到美国人的特性所影响,但是我要用迂回的方式来说.首先,我想问一个简单但是与教育不太有关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美国人?美国人与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甚至中国人有什么不同?而美国的文化与社会特性,又如何影响美国的政治制度?然后,再回到原来的主题教育,谈谈美国的生活方式如何影响到美国的教育制度?     

“麦迪逊问题”中的“何为美国”

美国在制宪时期的任务不仅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还要形成多个具有主权性质的"邦"之间的联合。这一"国家"与"联邦"的复合属性深远地影响了美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形成、运行方式及19世纪初美国的扩张。讨论"麦迪逊问题"的意义在于,它显示出麦迪逊为实现这一"复合共和国"所提出的两种不同的宪制解释方式:一种将宪法塑造为由人民代表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建立起来的规则体系,中立地处理各类社会纷争是宪法的目的所在;另一种强调在联邦政府集中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宪制作为规范行政权运行方式和结果的手段,逐渐具备了基本结构和主权性质。这两种方式分别从社会和政府的角度规制了美国宪制,共同解释了美国早期扩张的动力和对待扩张结果的方式,揭示了美国在形成过程中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方面表现出的深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