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讲讲“走麦城”

一位即将离休的老干部,在欢送会上,诚恳地对大家说:“我要走了,‘过五关斩六将’,那是党和人民的功劳。今天,我来说说‘走麦城’”。接着他讲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教训,他的发言,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瞭望哨

某市有位知识分子,十八年前已被批准入党,‘文革’中因为拒绝写诬陷同志的材料,被当权者取消了党籍。粉碎‘四人帮’后,他再次提出入党要求,却被告知必须先弄清这个‘历史问题’再说。首先要有满腔热忱云南鱼世昌某市有位知识分子,十八年前已被批准入党,‘文革’中因为拒绝写诬陷同志的材料,被当权者取消了党籍。粉碎‘四人帮’后,他再次提出入党要求,却被告知必须先弄清这个‘历史问题’再说。‘文革’中拒写诬陷同志的材料,竟成了‘历史问题’,已属奇怪,更叫人不解的是,当这位知识分子请组织上对这个‘历史问题’进行复查时,却如石沉大海,再也听不到回音。市纪委把他的申诉转到他所在的单位,支部书记对他说:‘你的事我们基层支部没有功夫管。’去年,这位知识分子调任市科委负责人后,又向党组织提出申诉。机关党委负责人回答得也非常干脆:‘你的问题要找好多人调查,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事关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应该如何对待,作为党的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应该知道得最清楚,却一个推说‘没有功夫’,一个答以‘没有力量’,一句话,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好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与他们无关。知识分子入党难。难在哪里?某些党组织缺乏对知识分子的满腔热忱,也是‘左’的影响的一种表现。不肃清‘左’的影响,功夫再多,也办不成事。校对也应署名江苏韦顺一九八一年湖南出版社再版了韦素园早年的一册评著《外套》,其中收入了鲁迅先生的《忆韦素园君》一文,内中有这么一段:“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读后令人茫然。找来《鲁迅全集》一对,原来在“患”字后面漏了十七个字:“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另外,这篇文章,注释中竟把“三·一八”错成了“八·一三”。前者发生在一九二六年的北京,系段祺瑞镇压爱国学生请愿的事件;后者则是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发生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淞沪战役”的日子。二者相去何远!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提高印书质量的呼吁已几见报端,遗憾的是改进不大。案头有一本也是韦素园的译著《最后的光芒》,是一九二八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这本字数四倍于《外套》的书,基本无错漏。这两本书在质量上的差别,也许有种种原因,但我在两本书中却发现了一个实非无关紧要的不同,那就是《最后的光芒》印上了校对者的姓名,而《外套》却没有。由此我感到,在我们出版的书籍上,除了作者要署名外,编辑、校对是否也应署名?这倒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因为责任所系,应该有一个归属,不要弄成一笔糊涂账。这样,或许大家都会认真些。争名种种上海孙洪祥上海某高等学校与某工厂协作,研制成功一种新产品,为我国冶金工业增添了光彩。这本是值得协作双方高兴的大好事。谁知,当有关部门准备向他们颁发科技成果奖时,这两个单位却在证书署名次序问题上争执不下,都坚持要把自己单位的名字列在前面。结果,在协作中建立起来的情谊一扫而空;而且,由于双方各不相让,证书至今无法颁发,奖金也只得锁在保险柜里。真是无独有偶。北京B大学从国外引进了一台四级衍射仪,某城市的N大学闻讯后,因研究需要,欲往B校借仪器一用。B校毫不掩饰地提出条件:借仪器可以,将来论文写成,署名时要把该校放在首位。“名足以指实”。如果名不副实,不过虚名而已,争得再多又有何益?如果说,上海那两个单位为争名寸步不让,已近乎无聊的话;那么,北京这所大学的逐名,算得上是不择手段了。我们反对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也反对不想出力而专想得名,或出小力而得大名的庸俗作风。因为后者与前者,就思想实质而言,可谓一脉相承,都不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     

岂能“过了三讲再说”

迎千禧之际,某单位琢磨着给上级某书记送什么礼品,该单位张书记说:“现在正在‘三讲’,等过了‘三讲’再说”。某书记欲将一位亲戚调到身边当秘书,人事部门催书记抓紧发调令,书记说:“眼下正在‘三讲’,等过了这阵风再说”。类似这种“等过了三讲再说”的事,随着“三讲”教育向基层延伸,逐渐地多起来了。应该说,过去有些领导干部搞不正之风,行贿受贿,现在迫于“三讲”威力不敢搞,这是“三讲”教育初见成效的一种表现。说明“三讲”教育确实使一些同志思想受到触动,这比那些顶风作案、明知故犯者要好得多。然而,一些党员干部在“三讲”期间不…     

从“臣民”到公民

十年前,我生活在大别山区的一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小山村里。1976年我初中毕业回乡当了民办教师,在那山沟里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然而我的头脑中却绝少现代意识。那时的我,还是个“臣民”。 记得山村一位学生问我:“清朝完了以后叫什么朝?”为了解释得更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我竟说:“有一个短命的‘蒋家王朝’,还有现在的‘社会主义朝’。” 毛主席逝世后,我曾跟我那1952年入党的母亲一起为毛岸英的牺牲痛惜不已。我觉得,“主席”和“皇     

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吗?——驳一种错误论调

不久前,有一位地区的负责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一通“肺腑之言”。他说,“我接触过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动不动就说我是大学生,你是大学生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工人、农民就不行?都不行那天下是怎么打下来的?”“知识是多方面的”,     

怎样理解胡适

《读书》1999年第3期有陈红民先生一文：《智者千虑》.主要意思是说当年蒋介石请胡适入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胡适最终没有“被湿了羽毛”,但“胡适怦然心动,有欲迎还拒之态,虽然属人之常情,但也可见在一定条件下,修炼了三十年的‘独立地位’是可以放弃的,‘诤友’也能成‘战友’.”     

思想漫谈

前一段,“砸烂‘三铁’”的口号在有的地方叫得很响。“三铁”者,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之谓也。且不说这“三铁”的提法科学与否,单说在“破‘三铁’”的口号之下,又出来一个“以‘三铁’破‘三铁’”,即以“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来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听来就很觉得有点儿“那个”。我对“三铁”的说法,本来     

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1962年,周恩来在广州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帽”,就是摘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加冕”,就是冠以“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个称号。这是周恩来为纠正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左”的偏差所作的又一次努力。当年消息传出后,周谷城先生曾讲过一段肺腑之言。他说:“知识分子过去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被改造的,始终是作客的思想,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如今“得到一个光荣称号,是劳动人民了,对这一点特别高兴。我对这一点也很兴奋。我觉得只要有这些感觉,精神就活跃起来了。”周谷城先生的话,代表着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它表明,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换来的是几百万颗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事业的炽热的心。廖心文同志就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纠“左”的艰辛路程写了一篇专文,作了详尽论述。本刊限于篇幅,选刊其中的一节,以飨读者。     

张志毅的“生意经”

“作为酒店经理,就要讲‘生意经’。不过,我是社会主义酒店的经理,不能念50年前‘新亚’老板的‘生意经’,我们的‘生意经’不能离开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这是上海新亚大酒店经理张志毅在1984年11月酒店实行经理负责制和全浮动折账工资制时,对全店职工说的一番话。 张志毅今年刚跨入50岁,他15岁时进一家糖果店“学生意”,30多年来一直在商业部门工作。1980年,他担任华山饭店经理。一年半后,经营状况平平     

且说“人才”又一族

身居企业,每言及人才,总不免有几分内愧。不为别的,只因在下才疏学浅,既拿不出科技攻关的绝招,又胸无振兴企业的良策,也便自认与‘人才’无缘,只可安于多年如一日的‘刀笔小吏’,作一点‘嫁衣裳’之类的活计也就是了。 然日前忽有惊闻,就是某厂将一远近闻名的‘酒桶’提为办公室主任,并造出舆论,称此举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吾辈少见,却未敢‘多怪’,只觉茅塞顿开,喃喃自语道:‘噢,噢,噢,原来“酒桶”也是人才！’ 说‘酒桶’是人才,桌面上少有人讲,但实际生活中已成‘一族’。他们虽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既无真才,又无实学,然在非常的社会环境下,却能发挥其特殊的作用,于是也往往特受领导赏     

又一种假

中国在“打假”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假,一般是指把假的说成真的。最近我又看到一种假。这就是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把真的说成假的。林彪明明是自己出逃的,豆豆却公然讲林彪是被叶群绑架上飞机的。她为了推翻她过去写的揭发材料,又说:“自己(指林豆豆自己)过去写的东西‘很多是假冒伪劣产品’。”林豆豆过去揭发林彪的文章,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冒     

惨笑

去年秋天,有幸与书法家黄苗子同乘一台面包车出城,黄老向我讲了他亲耳听到的一则“文革”趣闻。“四人帮”垮台之时,黄苗子无罪获释。东方艺术史家常任侠来监狱看望。黄问常道:“这些年你都干什么了?”常答:“没事干,闲逛呗。我发现动物园里的鹦鹉也政治化了,它会清楚地学舌:‘江青同志万岁!’等到四人帮完蛋,这鹦鹉突然不叫了。我问饲养员怎么回事?‘不给它吃的,它就不叫了。”’我说岂止是鹦鹉?许多整人有瘾的帮派骨干分子这     

“人文”的含义

什么是“人文”？作家梁晓声用了6堂课的时间讲这两个字的含义。不少学生觉得惊讶，“‘人文’，我懂啊。”“就一句话，以人为本。”梁晓声发出一声感叹：除了“以人为本”，我们还能告诉别人些什么呢？     

切莫以权谋“学”

中国古代实行的是科举考试，讲的是“学而优则仕”，只要会吟诗、能做文章，便能做官。于是古人常用“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劝勉别人。如今时代不同了，工农当家作了主人，对干部的要求也高了，讲求又红又专，德才兼备。一些同志随着职务的升迁，责任的加大，自知学问水平的不足，唯恐难担大任，有负众望，于是拼命苦学，给自己“充电”，这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是，我这里要讲的“仕而‘优’则‘学’”，与上面所说的情况截然不同。我之所以在“优”和“学”上打了引号，是因为这…     

正确认识邓小平在反“左”反右问题上的思想和实践

全面正确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邓小平关于反“左”反右的思想，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c最近几年，有人极力把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解释为只反“左”不反右，说什么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迄今为止，“防‘左’与反‘左’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反‘左’的成果是逐步建立了一套理论。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中国特色’、‘初级阶段’、‘市场经济’c”“反右则是搞运动多，搞理论少，虽有不少理论家乐此不疲，…     

各人自扫门前雪

甲戌春节,瑞雪飘京城。北京市委市政府多位领导带头上街扫雪。其间市委书记陈希同讲了一句话:“家家户户都要‘各人自扫门前雪’,这要成为责任制,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措施。” 陈书记这番话,确属务实之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就应从每个人做起,从每个人自己的事做起。然而多年以来,由于习惯使然,一提起精神文明建设,似乎只是道德范畴之内的事,只应是少数先进分子所为,与多数人并无关系。要说也只限于空泛     

张光斗：“一个给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师”

在为国家水利水电事业工作的70个年头里,张光斗的言行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爱国、奉献、正直、敬业95岁的张光斗对自己头顶上的光环总感不适。"我不仅不是什么‘泰斗’、‘大师’,也不是科学家,我就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给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师。"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有人以为我这是谦虚,说:‘你还不是科学家啊?’我真搞不懂他们的想法。"     

学问不管饱

鲁哀公四年,孔子受困于陈、蔡之间,一度绝粮。时有西鄙野人负粮来见,对孔子说:“您老先生的年纪不算小了(孔子时年六十一岁),学问恐怕也是很大的,却仍不免于挨饿——学问之无用,可知矣！”孔子微笑着点头称是。 客人走后,子贡问孔子:“老师您曾教导我们,学问之道,可以齐民,可以治国,可以修身,可以立言——可您刚才怎么说它没有用呢?” 孔子说:“夏虫不可以语冰。他所说的‘有用’,不过是‘温饱平安’之谓也。学问又不管饱,我跟他说什么呢?” 子贡说:“然则学问就不可以用来干禄(求取功名利禄)吗?” 孔子说:“干禄的问题我过去讲过了(见《论语     

斯大林并没有把现代民族划分为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

在我国民族理论界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观点,那就是认为斯大林把现代民族划分为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种不同的类型。有的同志认为,这一划分是“斯大林根据列宁的‘现代民族’的理论,根据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划分,“‘现代民族’这一理论才发展到一个比较完整的高度。”又有的同志认为,斯大林把现代民族仅仅划分为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种类型,“这样讲是有语病的”,     

被誉为……

偶而在一家报上看到一篇题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文化人物介绍短文。文章写道:“曹禺……他是享有世界声誉的现代剧作家,语言大师,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和‘现代的关汉卿’。”而今对名人的这种被誉为什么、什么的赞美之词已是随处可见,但我总感到这种“被誉为”对一个活着的名人来说有点不伦不类而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