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级考试舞弊行为的刑法规制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对在国家级考试中实施舞弊行为情节严重的,可处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或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等罪名。但对于为舞弊者提供协助行为情节严重的,现行刑法却无力惩处,并且对教师帮助学生实施舞弊行为适用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处罚也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为弥补刑事法律在规制国家级考试舞弊行为上的不足,必须在刑法中增设＂协助国家级考试舞弊罪＂,以有效地遏制考试舞弊盛行之风。     

浅析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

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是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新增设的罪名。本文试就该罪的立法背景、概念特征、与包庇罪的区别以及法律责任做一简要介绍和分析。     

论偷税罪和抗税罪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92年9月4日通过并公布的《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和于1995年10月30日通过并颁布的《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规定》两个立法解释,是对我国《刑法》第121条中有关偷税、抗税罪的规定的修改、补充和完善。本文根据《刑法》和这两个立法解释,对偷税罪的概念、特征及界限和抗税罪的概念特征界限,作了系统论析阐述。     

国家安全不容危害

本刊第１期《警钟》栏目刊登了《公务员托合提的不归路》一文。文中报道了托合提从一个国家公务员蜕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犯的整个历程。那么托合提所受刑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请看法律专家的分析。 托合提·吐尼亚孜（以下简称托合提）窃取国家秘密和煽动分裂国家的行为，已经触犯我国《邢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和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中确定的该两种犯罪行为的罪名为“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     

“存款”岂能“非法吸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资金或者变相吸收公众资金，扰乱金融秩序的……”这是《刑法》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具体规定。笔者在办理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过程中认为该条在罪状表述、罪名概括上均不严谨、不科学。     

刍议增设非法吸食、注射毒品罪之必要性

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设立吸食、注射毒品罪 ,这是刑事立法的一大缺陷。从非法吸食、注射毒品行为的危害、基本特征及境外、国外的法律来看 ,从我国禁毒工作实践看 ,从涉毒犯罪的关联性以及同非法持有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的相互关系上看 ,在我国《刑法》中增设非法吸食、注射毒品罪是必要的。在论述必要性的基础上 ,对非法吸食、注射毒品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刑罚等提出了立法构想。     

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几点思考

刑法增设的“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 ,罪名确定缺乏理论根据 ,应更改为“破坏计划生育罪” ;刑法规定的“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犯罪主体范围过于狭窄 ,亟待从立法上加以完善。较之非法行医罪 ,该罪应增加法定刑 ,并视犯罪情节严重侧重方面定罪量刑。     

《刑法》中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规定存在的问题及修改建议

摘要现行《刑法》中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规定的立法背景主要是为了遏制我国公民偷渡潮，打击弄虚作假骗取出境证件，提供伪造、变造出入境证件以及出售出入境证件等犯罪行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由非法移民输出国变为既是非法移民输出国又是非法移民输入国，使得目前《刑法》中关于妨害国（边）境管理秩序犯罪的几类犯罪规定，从犯罪构成到犯罪种类等方面都与司法实践存在不适应，需要从立法上修改《刑法》中关于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的相关条款。     

《民法典》时代隐私权保护的刑法跟进——以“偷拍裙底”入刑为视角

随着隐私权的“入典”,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已相对完备,但刑法在隐私权的保护上却稍显乏力。作为保障法,刑法有必要在隐私权的保护上作出相应跟进,将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入刑。“偷拍裙底”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当前的法律规定已不足规制该行为,因此,有必要以增设新罪的方式动用刑法对该行为进行规制。具体的立法设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搜查罪之后增设“未经同意拍摄他人私密部位、私密活动罪”“未经同意公开他人私密照片、视频罪”作为《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之一。     

侵犯国家秘密犯罪中国家秘密的甄别问题研究

《刑法》乃国之大法,其适用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等重大利益,不可不慎之又慎。而国家秘密的甄别是认定《刑法》中侵害国家秘密的犯罪的关键环节,目前这方面的司法技术还不很高超,有关规定还不尽完善,有些理解还不够准确,比如《刑法》和《保密法》中对于国家秘密的规定不尽一致,从而给认定侵害国家秘密的犯罪带来困难;再比如《密级鉴定规定》对于国家秘密的鉴别和认定没有作出严格的区别,可能导致事后认定国家秘密的情况,有可能给《刑法》的适用带来不利影响。     

破产欺诈犯罪立法研究

破产欺诈犯罪,是破产犯罪中最为严重、最为典型的犯罪。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很多国家都做了规定。在我国大陆,破产欺诈犯罪可以适用的罪名是刑法第162条妨害清算罪,和《刑法修正案（六）》第六条的虚假破产罪。本文通过考察国外立法,以期对我国立法完善有所帮助。     

刑法的修订及其主要内容(下)

经过修订后的刑法分则共有十章、三百五十条,与原刑法相比较,增加了二百四十七条,对十个方面的犯罪和处罚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一、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从国家体制和保卫国家整体利益考虑,从法律角度看,对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犯罪行为,规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比适用反革命罪更为合适。修订后的刑法保留了原有的勾结外国,阴谋危害祖国     

刑法视角下的新《药品管理法》

随着2019年12月1日新《药品管理法》的实施,刑法中销售假药罪的相关认定随之发生改变。因此,从销售假药罪及其相关罪名长久以来的争议为背景,探讨新修订法案的合理性,明确药品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界限,十分必要。新《药品管理法》修订后仍存在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后续的立法和实践,要尽快加以改进和完善。     

论行贿罪中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正>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构罪的必备要件始于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1997年修订刑法对此予以继承和保留。此前,1985年“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规定,行贿罪必须以“为谋取非法利益”作为构罪的必备要件。而1979年刑法则不要求行贿罪是否具有谋取利益的问题。多年来     

关于《刑法》环境犯罪规定的思考

97年《刑法》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体例、犯罪主体、定罪处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刑法》在立法模式结构、犯罪客观要件、处罚和可操作性以及与环境资源法规中的刑法性规定相协调等问题上还存有诸多缺陷。有必要采用特别立法模式，扩大刑罚范围和刑事责任形式，调整个别罪的法定刑，增强条款规定的可操作性，并协调环境资源保护法中的刑法性规范与《刑法》的关系，以完善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     

对刑法第111条的理解适用及其引申——以李某为境外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为例

由国家安全这一犯罪客体所决定,在适用刑法第111条时应将该条中的国家秘密限定为关系国家安全的国家秘密,即应对该条中的国家秘密采用限缩解释。在适用刑法第111条所确定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这一选择性罪名时,应避免分割评价和重叠评价。刑法解释应取形式和实质相结合的刑法解释,而非丢掉实质的极端的形式解释,即刑法解释应是合情合理合法解释,唯此方可达致刑事正义。     

个人信息买卖猖獗亟待完善立法保护

刚刚填写了相关资料，很快就收到各种广告；刚在医院生完小孩，就有人打电话过来推销奶粉……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作为隐私的个人信息也在漫天飞舞，往往又无处追源投诉。2009年2月28日通过并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据2013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公布的消息，全国目前已有200余名犯罪分子以出售、非法提供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判处刑罚。近日，记者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获悉，2011年以来，     

应修订刑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有关规定

针对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侵吞国家、集体财产、化公为私的问题 ,1988年 1月 2 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增设了一个新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1997年 3月 14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修订《刑法》时保留了此罪 ,将其纳入分则第八章 ,即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从增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十几年来司法实践看 ,并未达到惩治腐败的立法初衷 ;相反 ,却成为一些腐败分子蒙混过关的“挡箭牌”、“避风港”。因此 ,该条款亟待修订。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 ,追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缺乏前提条件。惩治此罪的前提条件是 ,国…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虚报注册资本罪非犯罪化审视

从我国连续出台的《刑法修正案》来看，犯罪化都是历次刑法修正案的主题。在国家着力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商环境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从非犯罪化的视角审视经济刑法中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改革问题。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原理为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非犯罪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就此探讨虚报注册资本罪从刑事立法上废除的可行性。在当前刑法典仍然规定了该罪的情况下，应该考虑从司法层面将该罪进行非犯罪化。     

法经济学视域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罚适用探析

为应对愈演愈烈的非法集资乱象,《刑法修正案(十一)》提升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刑,以提高该罪的刑罚严厉程度来遏制非法集资犯罪。然而分析《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决情况可知,法官对该罪法定刑提升的反应并不敏感,对于该罪的监禁刑与罚金刑的量刑仍秉持轻缓的态度,在共同犯罪中对主犯和从犯的量刑轻重界限不甚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