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募捐：法律监管进行时

2020年1月13日,“体重仅43斤的女大学生”吴花燕在贵州某医院抢救无效去世。此前,一个网络机构曾经为吴花燕筹集善款,但所筹善款被曝出给她治疗的医院仅收到2万元。该事件再度引发人们对网络募捐的热议。2019年11月6日,“全国首例网络个人大病求助纠纷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一审宣判,通过水滴筹平台为儿子发起治病筹款的莫先生向“水滴筹”所属的水滴公司(即北京纵情向前科技有限公司)返还其所获得的全部捐赠15万余元及利息,这些钱将由水滴筹返还给6086位捐赠人。     

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行政规制研究——以水滴筹为例

个人大病网络互助是目前我国应用最为广泛的个人求助形式,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慈善组织社会救助之不足。实践中,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暴露出诸多问题。应从确立监管主体、明确权利义务、开立专门账户、设立第三方基金会、提高准入退出门槛等方面加强对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的行政规制,以营造良好的慈善氛围。     

水滴筹的15万元用到了哪里

“儿子没救回来,没想到,自己还摊上这么大的事。”近日,莫小宝的父亲莫先生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该欺骗大众,这件事,我错了。”判决后,莫先生对自己先前的行为很是后悔。2019年11月6日,全国首例网络个人大病求助纠纷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一审宣判,法院判决,网络筹款发起人莫先生向“水滴筹”所属的水滴公司返还全部捐赠15万余元及利息,这些钱将由水滴筹平台返还给6086位捐赠人。     

地方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工作实践探析

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是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也是司法为民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江苏省连云港市检察机关通过推动构建"四快"工作机制、明确司法救助标准,破解司法救助实践难题;构建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融合机制,形成救助合力;规范救助资金监管、加强跟踪回访,强化司法救助效果,为优化提升检察司法救助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德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及其启示——兼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德国社会救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史发展、改革背景、宪法依据和具体制度规定对我国正确认识和定位社会救助、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救助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加强对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拓宽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和视野,有利于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建构"回应型"的"新行政法"。     

关于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问题的思考

犯罪被害人被害后的困难处境已经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犯罪被害人需要救济和帮助。对犯罪被害人的救助不能仅依靠个别机关或个人,需要在国家和全社会公同努力下,对犯罪被害人救助形成完整的体系和机制。本文对犯罪被害人救助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并以我国的实际情况为基础,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的建议。     

公益众筹平台法律责任探析

自2014年公益众筹兴起至今,各类公益众筹平台和公益众筹项目的数量不断增长,在此背景下公益众筹项目中由于信息透明度不足、信息更新缓慢和监管滞后等原因导致接连出现"诈捐""骗捐"等恶性事件,极大伤害了公众对公益事业的信任,阻碍了公益众筹的健康发展。文章认为,明晰公益众筹平台法律责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市贫困群体救助方式转换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城市贫困群体救助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依靠政府主导作用、社会参与度不够、贫困者自我救助不积极等,指出构建和谐社会、救助城市贫困群体需要实现"政府引导、社会互助、个人自助"相结合的救助方式,促进社会救助理念转换,在注重生存性救助的基础上关注发展性救助,在激发贫困者自助意识的同时提升其自助能力。     

股权众筹监管制度的本土化法律思考——以股权众筹平台为中心的观察

股权众筹是继第三方支付、P2P网络借贷后互联网与金融资本"联姻"的又一结晶,在国内虽然面临着触碰法律红线的风险,但是以全球化视野审视股权众筹,其即将成为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幻彩之星。本文以股权众筹监管制度为思考对象,以处于股权众筹产业链核心的众筹平台作为主要观察视角,在梳理国内外股权众筹发展过程、立法概况的基础上,分析国内股权众筹发展面临的困境,通过借鉴经市场验证的国外成熟的股权众筹监管制度,以域外视野形成本土智慧,对我国股权众筹的监管制度展开本土化法律思考。     

我国民间救助的法律困境与解决对策

民间救助是指人们基于同情心、慈善心和回报社会的责任感,对生活困难者行善施舍,向他们提供资金和实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辅助性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我国在民间救助的理论研究和立法中存在很多困境,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从民间救助的概念、特点、合理性等一般理论入手,深入探讨民间救助的法律空白、准入、监管等困境,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认为我国应当建立一种以国家救助为主、民间救助为辅的社会救助完整体系。     

社会救助机制中政府责任的完善

社会救助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在这些主体中,政府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容置疑。本文指出要使我国的社会救助机制更好的发挥其作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完善社会救助机制中的政府责任,使政府能为社会救助机制的建立、发展壮大提供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当前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十多年的制度实践与发展,我国初步建立起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助体系,这个体系在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仍存在不少问题:社会救助对象的瞄准不够精确、社会救助对象的需求满足程度有限、“分类救助”还需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的退出机制不健全,存在“应退未退”现象、社会参与程度较低.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成立“法官妈妈志愿者团队”救助涉诉困境未成年人

2012年2月29日上午,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童缘"项目资助"法官妈妈志愿者团队——涉诉困境未成年人救助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举行。团队负责人尚秀云法官就志愿者团队具体情况、涉诉困境未成年人救助项目的救助对象、救助实施方案以及救助善款管理使用办法进行了详细介绍;魏久明理事长代表中华儿慈会向海淀区法院颁发"童缘"项目执行机构牌匾,并将资助     

美国《众筹法案》中集资门户法律制度的构建及其启示

为促进股权众筹产业的发展,美国《众筹法案》创立了集资门户这一全新的众筹平台类型。相较于注册券商,集资门户的设立门槛较低,但其业务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只能从事基础性的信息和交易中介业务,禁止以任何方式参与或影响投融资双方的证券交易。我国股权众筹法律规范应借鉴集资门户这一制度设计,在平衡兼顾各方主体利益的基础上,对众筹平台的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化管理,尽快结束目前我国众筹网站的无序经营状态。     

社会救助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以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

社会救助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最基本的制度之一。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立法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并应考虑社会救助立法城乡一体化、完善社会救助责任的主体建设、完善社会救助对象和标准的确定、整合社会救助的管理体系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公私协力保障生存权——以社会救助制度为例

当下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需要国家事先或事后提供有效的社会救助以稳定社会秩序。社会救助的宪法基础是生存权保障,其已从一纲领性、抽象的概念发展出基于人性尊严的具体请求权内涵,要求立法应把社会救助作为政府的责任加以规定,明确保护公民宪法上的最低生活保障请求权。但传统意义上强调"国家责任"的社会救助制度是以单方的行政行为为核心的,费用为"公的负担",未能满足受救助者基于人性尊严的选择权。基于责任与执行的分离,在社会救助中公私协力、行政行为与契约并用来保障生存权,不但是解决实际财政问题之需要,更符合宪法上作为具体权利的生存权无缺漏保障之真正实现。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果模拟——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支出型贫困提供了一种从家庭收入和支出两个维度看待贫困的新型视角。因病支出型贫困是支出型贫困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着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论文基于因病致贫研究、支出型贫困研究以及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文件,提出了4种因病支出型贫困的界定方法;并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了不同界定方法下,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及其家庭特征。结果发现,在当前主流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界定方法下,我国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和致贫率较高。因病支出型贫困户主要是收入低、自付医疗费用高、存款少、欠债多、家庭资产少且面临较多困难的家庭,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论文模拟测算显示,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效果优于医疗救助效果,不设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优于设置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但是,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对救助资金需求极高,超出了当前社会救助制度的筹资能力。论文建议,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应定位于保大病,以医疗救助为主体,并设置一定的起付线;应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化解因病支出型贫困风险,应多渠道筹集资金;应提高低保制度瞄准效率以更高效、公平地利用社会救助资金化解因病支出型贫困风险。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果模拟——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支出型贫困提供了一种从家庭收入和支出两个维度看待贫困的新型视角。因病支出型贫困是支出型贫困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着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论文基于因病致贫研究、支出型贫困研究以及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文件,提出了4种因病支出型贫困的界定方法;并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了不同界定方法下,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及其家庭特征。结果发现,在当前主流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界定方法下,我国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和致贫率较高。因病支出型贫困户主要是收入低、自付医疗费用高、存款少、欠债多、家庭资产少且面临较多困难的家庭,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论文模拟测算显示,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效果优于医疗救助效果,不设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优于设置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但是,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对救助资金需求极高,超出了当前社会救助制度的筹资能力。论文建议,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应定位于保大病,以医疗救助为主体,并设置一定的起付线;应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化解因病支出型贫困风险,应多渠道筹集资金;应提高低保制度瞄准效率以更高效、公平地利用社会救助资金化解因病支出型贫困风险。     

社会救助法与社会保险法的衔接与调适

社会救助法与社会保险法是现代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的两大基本法律制度,蕴含着重要的社会救济功能,共同支撑着现代法治社会的民生保障。合理实现社会救济效果的最大化,离不开两法救济功能的优化组合以及彼此间协同效应的加强。救济功能上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为两法的协调提供了基础,社会救助法还应在救助对象、权利救济、应急救助基金垫付及追偿等制度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从而达到与社会保险法的有机衔接。     

中国式股权众筹:法律规制与投资者保护

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基础,只有以投资者保护为中心,完善对股权众筹融资模式的法律规制,才能促进股权众筹市场的健康、有序和快速发展。然而,股权众筹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不仅没有作为法律基础的制度规范,而且还与《证券法》等法律规定存在一定冲突,这导致现实中股权众筹只能以各种形式的外壳规避法律限制而曲折发展,投资者在交易中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合同欺诈、项目估值过高、平台"资金池"、缺乏投后管理等诸多风险。我国在发展股权众筹的过程中,可以参考美国JOBS法案,通过修改《证券法》的方式,将股权众筹纳入其中进行监管,放开对投资者人数的限制,并对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募资行为进行规制,同时应当建立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众筹平台管理及交易制度,从而有效实现对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制和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