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治党的概念缘起与实施路径

制度治党是政党运用制度手段对党的组织、精英和普通党员进行管理和约束的治理形态。制度治党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党的制度建设,着重点不是制度的供给问题,而是制度体系的衔接匹配,制度规则的严格执行以及制度文化的孕育建构问题。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背景下,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研究

作为强化依规治党、制度治党、优化党内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执规责任制的兴起经历了"摸索尝试""逐步完善""全面加强"三个阶段。执规责任制的兴起既是对当前党内法规执行不力的回应,更与共产党全力推动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实现党的治理现代化的努力密不可分。执规责任制是由一系列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的要素构成的治理系统,包括执规的主体要素、内容要素、保障要素、监督要素,整体上明确了各级各类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执规责任。执规责任制的形塑蕴含着法治型政党、责任型政党、回应型政党的深刻理论逻辑,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已经从自发状态、自主推进进入自由规划阶段。     

新时代制度治党的特征、困境与路向

作为贯穿党的各项建设的一根红线,制度治党是政党进入制度化阶段的治理形态,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尝试与实践探索,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纲目并举的整体性、刚柔相济的协同性的鲜明特征。当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总体上效果显著,但仍面临着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有待健全、党内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尚需完善、制度执行力和均衡度急需增强等不容回避且亟待破解的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为此,需构建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实施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强化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执行力。     

中国共产党推进新时代责任型政党建设论析

责任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新定位,责任型政党目的在于强化责任担当,实现权力、责任、使命的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新时代责任型政党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国家、人民、政党和人类共同命运的五重担当。责任型政党建设是历史与现实的选择,在不同历史阶段上中国共产党对管党治党的实践探索,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领导革命的政党转变为一个执政党的过程,党的责任内涵已经由党自身治理责任扩展到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责任。责任型政党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目标选择与必由之路,需要明确清晰的责任体制,建立健全问责机制。     

西方主要国家政党党纪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遵守并执行严明的政党纪律是现代政党组织规制与党内治理所必然遵循的行动路径。充沛的纪律供给与严格的纪律执行是政党自我完善的基础,也是现实政治目标的前提。在普遍实行竞争选举的政党制度下,西方主要国家因国内政治环境的差别,在党纪治理上采取了不同模式,同时又在追求政党一体性上具有共性措施。总结美、英、德、日等西方主要国家政党党纪治理实践、经验教训,可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强化政治纪律、增强全党凝聚力和向心力,推进管党治党制度化和规范化提供参考。     

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新时代建构及未来展望北大核心

自我革命表明中国共产党以自我调适的方式加强自身治理,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行动自觉。作为政党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自我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历程中一直被认真对待。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紧扣制度规范体系建设这一关键命题,推动自我革命走向制度性构建,健全完善管党治党的责任制度、构建一体推进的“三不机制”、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制度执行落实是其具体表现。新时代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实践探索,释放出巩固执政地位、彰显使命自觉、密切干群关系等多种效能。中国特色的政党治理逻辑,从深层次预设了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某个阶段的权宜之计。未来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亟需从价值、机制和主体等层面作出重点推进。在价值层面,把人民至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在机制层面,把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机制和一把手监督机制作为着力点;在主体层面,推动行动主体形成制度认同和理性自觉。     

严格政党治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关键要素

勇于自我革命,严格政党治理,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党品格,是党赢得百年辉煌的关键要素。百年党史深刻昭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突破口,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重点内容的政党治理,赢得了党领导全民族抗战和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辉煌。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为切入点,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为突出标志的政党治理,赢得了党领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辉煌。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人民至上、自我革命为出发点,以正风肃纪、反腐倡廉、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为鲜明特色的政党治理,赢得了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辉煌。胸怀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通过严格的政党治理,必将赢得更久远的伟大辉煌。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何以可能与以何可能——基于政党治理的视角

大党不等于强党，强党未必恒强。大党独有难题是一个结构性、系统性难题，现代治理理论蕴含的价值要素和规则体系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思路和实践进路。破解政党治理视角下的大党独有难题，关键在于回答好“治理何以可能”和“治理以何可能”两个重要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政治权威性、理论先进性、组织适应性、自我革命性等大党优势为应对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有力支撑。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在于以党内民主团结治理主体、以制度治党规范治理行为、以政治参与激活治理动能、以信息技术赋能治理方式，建构民主化治理、法治化治理、协同化治理、智能化治理的有效机制。     

论“制度治党”与“治党制度”的思想逻辑

"制度治党"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它内涵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科学理性精神和开放创新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治党制度"是一个包含顶层设计、结构边界和微观机制的政党治理制度体系。以"制度治党"精神完善"治党制度"体系,对于党增强长期执政能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意义。     

推动依规治党走向新境界——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成效显著

<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进入新时代，“党坚持依规治党，严格遵守党章，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严格制度执行，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高。”这一制度成果实属来之不易，极具里程碑意义，不但标志着党的制度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依规治党进入新境界新起点；而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智慧、格局、气派和治理密码，成为中国制度自信的金色名片，更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当代英国政党治理模式变迁——从“政党自治”到“法律择要规范”

各国政党治理模式都是国家层面的政党治理模式与政党层面的内部治理模式的复合体。英国作为现代政党发源地,长期以来视政党为私人组织,国家法律对政党奉行默认态度,实行政党自治;但2000年英国《政党、选举及全民公投法》开始全面而严格地规范政党注册、政治捐款、竞选开支与选举活动。这意味着英国政党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英国开始推行政党公共选举活动法制化,对政党进行"法律择要规范",同时保留政党内部自治传统。就英国两大政党内部治理模式与特点而言,工党内部治理奉行多元民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重视党的民主性、整体性、代表性与社会性,依章依规治党;保守党内部治理则犹如公司治理,奉行寡头统治与领袖集权,主要按政治惯例与政治伦理行事。这说明国家法律对政党组织属性定位决定着该国政党治理的基本模式,但政党组织原则、党内关系等决定着该党内部治理模式与特点,世界范围乃至一国之内不同政党的治理模式具有多样性。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党的伦理建设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党的伦理建设更为凸显。严格意义的党的伦理建设是在延安时期基本完成的,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重要标志。这部经典著作能够历久弥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以论述个人与组织关系为核心,以思想性与组织纪律性为灵魂,抓住了管党治党的关键,集中阐述了政党的主体伦理、价值伦理、组织伦理、制度伦理和规范伦理。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时代价值体现在:宏观上立足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伦理精神;中观上从基础上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体现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微观上是做合格共产党员的基本规范。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责任——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视角

政党责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明确了为人民谋幸福、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为民族谋复兴的政党责任。为人民谋幸福是政党责任的逻辑起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政党责任的集中体现,为民族谋复兴是政党责任的价值旨归,三者共同构成了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责任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夯实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责任需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达成共识,依靠“国家—政党—人民”的政治结构、“领导—合作—民主”的政治过程以及“执政—参政—协商”的运行机制推进党际合作与治理。推动政党责任转化为实践效能,需要遵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政党现代化的现代化逻辑,彰显新型政党制度推动国家发展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政党责任。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治党模式发展演进——从以章治党、政策治党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章始终是管党治党的根本依据;党的政策(决议与指示)、党的纪律、党内法规等始终都是管党治党的基本依据。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以章治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点,但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而言,以章治党、纪律治党与政策治党相结合,可谓革命时期治党模式的显著特点。这一治党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以延续;聚焦坚持与改善党的领导、以章治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可谓改革开放时期治党模式的显著特点;坚持"法纪分明、纪在法前",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实行以章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结合,可谓新时代治党模式的显著特点。从根本上看,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治党模式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     

以政党为中心：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范式的发展逻辑

以政党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鲜明特色。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决定着国家治理与中央顶层设计善治方案的实施效果。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建构一个有权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党治国家"的前提。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前提,大国孕育了大党,大党指引着大国的崛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既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也培育了国家治理的骨干力量。政党建设国家的发展逻辑,一方面决定了政党在国家建设中的意识形态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政党切实推进了现代国家体系的成长,夯实了国家治理的价值根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范式的发展过程通过以政党为中心的大国治理,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基于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三元协同,实现国家整合、制度运行、社会协调的三维统一。     

国外政党严格自身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国外政党治理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三重治理关系:一是政党内部治理层面,治理主体是政党,治理方式用制度(党规党纪),治理内容涉及党员管理、党纪监督、党内权力运行等"制度治党"问题。二是政党外部治理层面,包括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两重治理关系。政党与国家的治理关系,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方式用法治,治理内容涉及党纪与国法如何衔接的"依法治党"问题;政党与社会的治理关系,治理主体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治理方式用舆论监督,治理内容涉及公众和媒体舆论对政党治理的"法外监督"问题。国外政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对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协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一定的启示和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制度治党视域下选贤任能显著优势的探析

关于选贤任能,学界有部分声音疑虑其不具备可操作性,难以与制度兼容,不适用于现代治理。实际上,以制度保障选贤任能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治理思路。在长期实践中,遵循制度治党理念,我们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原则,以相关党内法规制度为执行规范的科学有效的选贤任能选人用人机制,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形成了全规范、全覆盖,提高了干部选拔任用的可预期性,强化了制度的导向作用。以制度推进选贤任能的科学化、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是现代化治理的应有之义,这将有效推动选贤任能显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意蕴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产生于中国土壤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发展成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特征淡化了长久以来政党制度的"管理"倾向,凸显了"治理"特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主体多元性、过程协商性和实践合作性等治理特征,使得多党合作的治理效能得以真正发挥,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论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安排。依法实施制度安排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途径。只有依法实施政党制度安排,才能有效规范政党之间、政党与政权之间、政党与政治资源之间的关系,才能进一步规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政治结构,充分发挥政治功能,才能在新形势下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面临的新问题,才能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党章与政党治理

治理理论系统地构建了社会自治管理、社会与国家合作管理的理论体系,为社会参与管理环境构建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实际上是在指导社会参与管理、改革传统的管理思想的同时提供了一套衡量管理过程和效果的测评体系。治理理论对于政党自身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政党治理主要的依据是党章。运用治理理论检视世界各国政党的党章,可以发现,世界上多数政党的章程是单一的组织章程,从一开始就注意对党的行为进行规范,对于政党的组织治理起到了良好效果。而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是总纲加章程的形式。利用总纲实现政治思想的一致和维护党的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自身治理过程中的优势,而党的组织章程建设方面的不足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治理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以组织治理理论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加强党的章程建设,对于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将会有较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