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刍议

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和框架.作为国家社会资本重要的一部分,非制度性权威时执政党和政府来说至关重要.文章指出非制度性权威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一种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社会资本,从结构、功能的角度以及执政党执政的基础等方面分析了其重要意义.文章认为,非制度性权威是执政党的基础和建立一个有效政府的前提,增强和培植非制度性权威完全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是建设高素质领导干部的需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政党治理视域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建构与创新路径

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对党内制度权威的确立与巩固、对党内政治生活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高度权威且法治化的政党制度是政党治理的政治基础,庞大且有力的社会组织为政党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执政党将执政为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具体内容成为政党治理的价值基础。能够满足人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的需求,树立执政党的权威,并在人民心中建立一个良好的执政党的形象则是政党治理的内在规律。因此,必须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框架,开创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路径,通过健全和创新全方位反腐倡廉的体制机制、创新党内民主权利保障机制建设、创新执政党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机制等举措来完善执政党的制度建设,重塑政党制度的权威,从而达到进一步加强执政党权威的目的。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执政党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党执政50多年来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文章论述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的关于执政党要搞好自身建设、工作路线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纲领建设方面的基本思想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文章认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执政党建设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概括和创新,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谱写新篇章的行动指南。     

论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维护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归根到底必须建立在社会公众的认同、拥护和自愿服从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政治权威遇到了多方面的挑战.执政党必须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合理地进行社会利益的协调和整合,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密切党群联系,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政治权威.     

毛泽东执政意识形态创新思想及其实践

执政意识形态是执政党组织和引导民众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执政党"凝聚党心、赢得民心"和实现社会整合的强大理论工具,对提高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和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毛泽东执政意识形态创新思想及其实践的分析、探讨,总结了毛泽东执政意识形态创新的成功经验以及挫折失误,并从中获得重要启示。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进行执政意识形态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指导意义。     

论“礼”的发展演变及其时代价值

"礼"是我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现象,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更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君主权威的重要工具。当今中国强调建设法治社会,但仍不可忽视"礼"这一非制度性文化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及其时代价值。     

基于软实力视角的执政党权威建设

执政党权威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对于发挥后发展优势、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社会转型期,我党执政的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党软实力的作用凸显。新时期,执政党权威建设,应该重点从意识形态、民主法制、反腐倡廉、党员素质等软实力方面入手巩固政党权威。     

论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构

法治建设离不开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必须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执政党政治权威应通过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制、执政党官员的任期制、执政党内的权力约束制度和执政党活动法制化与政治责任制度来实现。     

新时期执政党领导作风建设创新的基本取向

新时期 ,执政党领导作风建设的创新应展示其本来具有制度性、示范性、透明性及权威性特征 ,应体现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 ,体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方略 ,体现作风建设的科学化。如果过于把改进领导作风建设集中于生活作风、思想作风、学风等非制度性内容上 ,已不适应执政党建设的需要     

转型时期政府利益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及其还原

政府利益是指政府机构中存在的一些非社会公共性的或非国家整体性的利益,文章分析了转型时期政府利益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并对政府利益的边界从市场、企业、社会三个方面进行界定,提出了政府利益还原的制度性框架。     

转型期执政党合法性的价值取向及重构路径

执政党合法性指的是民众对执政党的拥护、支持与认同，它是一个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当代中国正处于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伴随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执政党的执政环境、执政权威和执政合法性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与执政党合法性的传统模式相比，转型期执政党合法性在价值取向层面已发生了转变，传统执政党合法性的人治、集权、意识形态教化等诸多价值取向都失去了原有的话语空间。     

以人民为中心：风险社会视域下执政党权威的生成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了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党权威的生成基础,人民是政治运行的现实主体,风险社会视域下能否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党权威生成的试金石。在严峻复杂的风险面前,一个有责任、有能力的执政党总是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迅速化解风险,从而使执政党权威在人民心中进一步升华。执政党权威不是凭空产生的,其生成基础是人民的认同、拥护和支持,在风险社会状态下,尤其要始终围绕兴民生、顺民心、知民情、解民忧、集民智、汇民力这一执政主线全面展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政党权威思想的历史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政党权威思想的历史考察是执政党建设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它对于指导中共巩固、延续和拓展执政权威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政党权威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演进过程,反映了执政党对自身政治认同的高度关注和对长期执政的政治资格的极大重视。     

社会资本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

网络谣言几乎与群体性突发事件如影随形。互联网时代,如何有效治理网络谣言已经成为一项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需要我们站在理论建构的高度,积极吸取各种方法进行分析,这其中,社会资本理论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社会资本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社会资本是治理网络谣言的重要资源。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匮乏是网络谣言肆虐的重要根源。因此,重塑政府公信力、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和完善社会参与机制,不断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是我国有效治理网络谣言的必然选择。     

新加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经验与启示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现阶段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重要目标，如何构建服务型政府成为现阶段中国政府所面对的重要课题。新加坡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上，呈现出了执政党与政府协同互动、政府与社会紧密结合、加强社会建设与解决民生问题、执政党与政府的廉洁高效等鲜明的特点，这也给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和有益的启示。     

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执政党权威的加强

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良好绩效,又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权威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特别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执政党权威弱化的现象。研究并加强执政党权威,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透明政府：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

透明政府是现代民主政府的应有之义。代议制民主理论、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理论、隐私权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没有制度化的行政公开制度,只靠内部的消化运作,打造透明政府也是一句空话。因此,应当转变观念,变政策性的公开为制度性的公开,以此作为透明政府建设的支撑。     

邓小平党建理论的社会资本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实施邓小平党建理论,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参与网络和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格网络、执政党与群众相互信任关系的维持和增强、一系列保障人民群众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制度和规范。它们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所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我们更应该通过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党建理论来加强网络、信任与规范的社会资本建设。     

社会转型期中国执政党的权威建设

转型期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冲突、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减弱，党内腐败的滋生和蔓延给中国执政党的权威带来了挑战。新形势下中国执政党应该从加强社会利益的整合、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和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三个方面入手，增强整个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认同和在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才能巩固其政治权威。     

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

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指执政党凭借其自身力量从国家和社会中所获得的领导基础和执政基础。在这里,合法性不仅仅体现为执政党从国家和社会中所获得的支持程度,而且体现为执政党领导与执政本身的领导的合理性、权力的合法性和治理的有效性。从政治学角度看,执政权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管如何界定,其基本含义是人民对政治权威的依赖、认同和支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