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正义?生态的还是社会的

西方生态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派别"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具有各具特色的正义新思维."绿色绿党"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正义现,主张后现代视阈的"生态正义"至上论."红色绿党"坚持现代主义的"社会正义"至上观,强调人类生态行为的评判须以"社会正义"原则为标准.在交往实践观的视野中,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本质是舍一的,红绿双方的正义观须在"主体-客体-主体"的理论框架中予以整合与超越.     

“生态文明”何以可能:当代哲学观的深刻变革

生态文明具有深刻的哲学反讽性,在现代哲学看来,生态与文明处在尖锐对立之中。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哲学主张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体性,主张人对自然的文明统治,文明—野蛮二元对立范式排斥生态。而生态中心主义,则反对人类文明,主张生态的内在价值。本文立足于主—客—主交往实践观,转换哲学视角,为生态文明提供一个可以理解的新范式。     

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比较及启示

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追问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及解决之道上,在对人类中心主义及人类主体地位的态度上,以及所立足的视域等方面,都提出了迥然相异的观点和主张。生态中心主义立足于后现代的视域,对传统伦理学和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解构,指认二者是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源,并将个体道德修养的提升视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出路。与之相反,生态马克思主义则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力挺人类中心主义,指认生态破坏源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不公正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并将谋求社会制度的正义视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对二者在环境问题上的理论进路进行比较,有助于促进它们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深化环境哲学的研究。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及其成因解析——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反思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和工业文明发展困境的基础上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人、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它的崛起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西部作为我国生态脆弱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其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将更加艰巨。笔者以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本质要求为切入点,提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将面临着发展与保护的"两难"困境,并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角剖析其成因,认为:1、"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是形成"困境"的价值观根源;2、"唯GDP论"下的传统发展模式是形成"困境"的制度性根源;3、关于西部地区战略性生态功能的滞后定位则是形成"困境"的历史性根源。以期为破解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探寻有效策略和路径提供有益的启示。     

佤族传统生态观的当代解读

佤族传统生态观的本质属性是将自然视为有生命的个体,它表现为对于动植物的亲情、对于大自然的感恩意识以及利用资源的责任体系三个层次。从当代生态主义的视角考察,佤族传统生态观具有非人类中心主义之向度,从而对于当代全球的生态平衡,对于中国科学、协调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佤族传统生态观的内涵及其与当代人类价值观的可通约处,可以使佤族在未来寻找到传统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结合点,以促进佤族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契合与结合的维度分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全新论断，是对“两个结合”的深入阐释和剖析。契合是结合的前提和基础，结合是契合的表现和结果，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与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课题。从价值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天然的相通性，这是二者从契合走向结合的前提条件；从历史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与结合经历了从碰撞交织、磨合发展到创新融合的过程，体现了二者从契合走向结合的渐进性；从实践维度看，只有着眼于二者动态与静态的交织过程、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和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才能推进二者的契合与结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入发展。     

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新中国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

新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过渡至"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心路。作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映,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的生态意识是"向自然开战"──人作为绝对主体而征服自然、造福自身──的思想。它具体表现为:在本体论意义上,单向度的"人多力量大"之发展生产力的构思;在认识论意义上,单向度的"积极平衡"之发展经济的思路;在价值论意义上,单向度的人类利益视角之"改天换地"精神。这种生态意识指导下的实践对新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促使毛泽东经过实践检验而扬弃"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改择马克思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这具体反映在毛泽东的思维上:在本体论意义上,中国应该确立人口规模与"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协调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在认识论意义上,认知与实践要做到"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在价值观意义上,改造自然的活动应做到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双赢。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源头,为以后的生态文明思想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前提。     

习近平生态观的哲学内涵与特征

习近平生态观系统深刻、内涵丰富,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作为马克思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生态观的哲学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从理论形成发展的角度来看,体现着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的特点;从内容的角度来看,体现着整体性与局部性相统一的特点;从学术研究发展的角度来看,体现着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点。习近平生态观在其治国理政思想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异同之辨析

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都是在西方社会环境运动大背景下形成的重要思潮和派别.重视环境实践、直击现代主流文化以及拥有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是二者的共同点;但在生态危机的根源、解决途径以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定位上,二者又有着不同的思想进路.如果双方能够互为借鉴,取长补短,则对它们各自的发展以及环境哲学的深化都有着重要意义.     

在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政党中心主义的起源分析

政党中心主义是政治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但学界对其起源的四种分析范式,即传统延续论、革命需要论、苏联影响论与发展中情形论,并不令人满意。事实上,政党中心主义处于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两端的谱系之间。因此,一种新的解释模式是将政党中心主义所处的政治生态置于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谱系中。从政治生态的结构要素、文化要素与行动者要素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会发现,"国家—社会"结构的"双弱"格局、政治派系结构的"两极化"、政治文化的"对立性张力"、执政党的严密组织性是政党中心主义起源的关键成因。俄国、中国、法国三个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政党中心主义特质可以为这种新的解释模式提供验证。当然,政党中心主义并非一个固化的政治现象,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党中心主义也面临不同的发展取向。俄国与法国都恢复到专制主义,而中国则继续探索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现代化模式。     

基于生态审美体验视角对康巴藏族生态文学研究

从自然审美到生态审美,从人与自然的"共通性"到"共融性",生态审美是自然审美"润化生命"功能的升华,更倾向于人与自然生态的"共生"、"共存"、"共荣"。青藏高原民族文化基因中与生俱来的"与自然和谐共处、永被恩泽"生态观,"欲取先予、永续利用"发展观,让"生态意识"深深的植入藏族文学之中。生态文学作为现代生态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具备"整体化、动态化"属性。基于生态审美视域对康巴藏族生态文学作品的"生态观"进行梳理,可探求传统生态理念与当代生态文化在康巴藏族文学作品中的演绎脉络。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跨越

事实证明,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是事倍功半的,我们要实现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必须转变发展模式。要确立生态文明理念,克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明确各个国家、组织、个人的道德和法律责任;创建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同时,借鉴国内外生态文明的成功经验。     

论中国道路的生态维度

中国道路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不是封闭僵化的道路,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的希望之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过程中,为中国道路嵌入了生态维度。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契合与会通具有历史必然性、现实紧迫性与价值诉求一致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实现社会文明的转型升级;化解现代化发展与生态非此即彼的困境、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的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与智慧;促进世界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共同发展。     

习近平的生态观初探

习近平的生态观是用哲学思维方式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不断反思形成的观点,是他对生态问题长期思考得出的理论成果。他的生态观是中西方文化精髓融合的产物,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建设优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系统性思维是生态建设的关键;要用辩证思维搞好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强化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     

国内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国内学者在对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评介、生态价值观、方法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争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关系等。这些争论反映了国内学者对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以“天人合一”为基本出发点,以“仁民爱物”为原则,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境界,形成了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儒家生态伦理观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取向,对保护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维持自然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它摒弃了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基础,开创了西方伦理学的深刻变革;对于今天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重归和谐,是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苗族神话思维与生态哲学观

苗族神话思维模式与混沌的时空观和诗意栖居的人生现有联系.这种生存模式认为"气"是天地自然神灵的生命表征形式;人与自然神灵相比显得十分渺小与柔弱,只是"过客"与"儿子"的角色,因此人须借助天地自然神灵的"气"来滋养;人要关注自己的生命存在,也要追寻生态伦理的价值实现;为此,人们要彻底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关爱自然,敬畏自然,才能保护自然,这种生态生成观与现代性生成哲学观相比较,只是哲学基础不同,而效果却是一样的.     

先秦道家生态观及其现实启示

先秦道家生态观饱含生态智慧,其主要内容为“道法自然”的生态本体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物无贵贱”的生态平等观和“自然无为”的生态实践观。先秦道家生态观体现了注重整体性的辩证思维特色、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特色以及主张节制人类欲望的伦理特色。深入挖掘先秦道家生态观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如今我们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应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在改造自然实践中更多地顺应自然,保持“知足知止”的合理消费观,积极推动构建全球生态命运共同体。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审视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思想,这些思想与我们当下弘扬的生态文明理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对我们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和当下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因此,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深入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进一步挖掘其生态智慧,对于我们树立科学的生态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生态幸福观释义

自20世纪中期以来,面对现代文明强势推进过程中日益严峻的生存与生活环境问题,国内外学界立足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度反思,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诸如"生态经济""生态文明""生态伦理""生态政治""生态美学""生态道德""生态体验"等,一种新的"生态理性"和"生态价值信仰观"正在彰显。与之相联系,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生活品位以及幸福生活满意度等的追求,生态和环境应是构成现代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国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