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乡村革命——以晋绥边区为考察对象

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绥边区乡村变革的两大重要变量.革命根基牢固的晋绥抗日根据地.虽受日本侵略破坏,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政策是其乡村变革的主要原因,亦是乡村社会结构变动的外在动力.党在乡村实施一系列的革命措施,改造乡村社会,其影响巨大.然乡村之变化并非按党的政策合理演进,出现某些负面效应,引起地主、富农阶层的抵制.     

闽浙赣苏区赤色工会再研究

中共革命转入农村之初,乡村工人是苏维埃最可靠的群众力量,尤其是贫雇农、手艺工人的普遍入会。从根本上改变其经济关系与生活条件不仅是打破传统社会规则的关键环节,也是巩固农村革命基础的紧要工作。伴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乡村动员方式也逐渐转变为增产运动。此后苏区社会的革命劳动伦理之所以能够快速取代旧社会规则,其根源在于实现了乡村动员与生存诉求的高度契合。集中以赤色工会所属会员为主体,革命化生产关系的持续发展,推动了会员劳动观念的更新。经过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再造,中共不仅成功扭转了工农群众的社会地位,建立了完整的社会组织体系,也完成了革命化的乡村社会变动。     

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治秩序的重建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使广大受压迫民众分到了田地,通过建立民主选举制度使其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通过变革乡村权力结构秩序和阶级结构秩序,使苏维埃政府成为乡村权力主体,打破了国家-乡村"双轨制"的权利结构,民众参与到乡村权力运作,各阶级地位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重建了乡村政治秩序,为乡村治理、秩序变革完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历史参照。     

“关系”重塑: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盟——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领导的现代革命的特点与优点之一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盟。中央苏区既不是革命的策源地,也不是革命功成之所,但却是革命承转的关键一环。具有乡土"气息"的知识分子通过身份认同与革命传播的传统职业化等途径,重塑一种"关系",成为乡村社会的"熟人",然后顺势把革命引向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认同的危机与中共革命中信仰与组织重建的困境,革命文化与农民意识的相互激荡,充分体现了中共党人理想信念之力和脚踏实地之功。     

民俗节日与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1949)

革命动员的成效依赖于动员路径。1937~1949年间,中国乡村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民俗节日——春节成为中共革命动员的理想路径。经过中共一系列政治技术运作后,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经历了从延续传统到革命化的变化过程。春节的这种变化不仅是中共革命动员有效性的表现,实际也是中共政治文化改造乡村民俗文化的结果,折射出华北乡村社会民俗文化在近代战乱环境中的演进形态。     

中央苏区早期革命生态探析

在社会稳定期,农民阶级一直是社会精英活跃的历史背后的巨大场景；在社会变革期,农民则在精英的引导下从幕后走向前台,从边缘进入中心,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但是,早期苏区乡村社会的革命生态并不尽如人意,农民的保守性、中共党组织的涣散、有限的凝聚力与活动经费的短缺,这些都是革命者必须面对的课题.走向乡村的中共党人之所以能成为革命的“播火者”,正是通过其耐心而又细致的工作赢得了乡村社会的认同,凭借其对革命的信仰和对人民群众的亲和力把农民动员起来,最终汇成革命的洪流,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之力、坚思不拔之志和脚踏实地之功.     

科技革命的唯物史观解读

科技革命是在科学技术起决定作用下而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革。科技革命的历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力发展的新的表现形式,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读科技革命,能够正确认识其历史作用,为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     

革命与乡村文化

正[主持人语]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给中国乡村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政治模式、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上,还表现在乡村文化上。对于革命与乡村文化的关系,在我们看来,革命从乡村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却又不得不承受乡村文化带来的制约。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中外学界着墨并不多。鉴于此,我们组织了本组文章,希冀通过具体事项的考察,揭示革命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李军全的文章通过建国前华北根据地、解放区民俗节日(春节)习俗变迁的考察,阐释了革命动员、民俗文     

乡村社会治理中基层党组织功能调适与实现路径

乡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其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依据工作重心和社会环境有所调整。当前乡村治理模式正发生深刻的变革,这势必对现有基层党组织功能提出新要求。为适应治理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方式民主化等新情况,乡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要突出政党的社会属性,强化服务功能,进而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当代科技革命和交往手段的变革

科技革命促使人们交往手段的变革.交往是实践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有共同的内在结构和变革机制.从交往的价值论观点看,交往是有价值负荷的,从交往的实践论观点看,交往推进了信息技术的革命,从交往的产权变革看,科技革命推进了经济交往手段的变革,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试论乡村社会组织的重构

经历了革命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下的人民公社体制,到改革后多种组织体制并存的局面,乡村社会组织体制的重构日益显示出对推进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意义.这是基层社会对超大社会管理能力和单一制国家整合能力的挑战.乡村社会组织重构是乡村现代化的基础.应从组织体制上培育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试析衙前农民运动对中共创立时期乡村革命的探索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由早期党团员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主要领导者沈定一是当时探索乡村革命的主要先进知识分子之一。衙前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在理论上对此前先进知识分子的探索进行了继承发展,更可贵的是开始了新式乡村革命的实践。目前没有资料显示中共一大对其发生影响,它有别于中共一大的工作重点,在乡村革命的组织、动员模式,乡村革命的经济政治目标和斗争方式上都作了开拓性的探索。不足是忽视乡村党组织建设、武装斗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低,理论和实践脱节等。     

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是在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中发展的，它不可能完成像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走一条所谓的“规划的社会变迁”的道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说，政府要在乡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乡村发展的体制性力量。乡村社会经历了革命后到改革后组织变迁的历史过程，组织重构是推进乡村现代化的政治基础。革命后，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下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正如吉登斯所言：“所有的国家在进行思维控制时，都用不同的方式去发明历史，因为对过去的解释提…     

以“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我国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成败。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选择。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需实现治理实践从碎片性向总体性转变、治理内容从局部性向全面性转变、治理手段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     

变化社会中的乡村秩序与乡村文化

文化、制度与权威构成乡村秩序的基本要素,而文化是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曾经形成了以家庭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和被社会革命改造过的乡村文化。这曾经是乡村秩序的基础。随着当代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古老乡村文化和包含革命文化内容的乡村文化被先后瓦解,从而动摇乡村秩序的基础。未来乡村文化与乡村秩序的演变,取决于主流文化、市场文化与仍然存在的乡村文化三者之间能否融合。在深度全球化、市场化进程中,如果乡村出现文化空白,那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过程。这是本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极大挑战。     

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专题研究

<正>【主持人语】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社会变迁会促进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的发生,从而使原有的政治制度发生变化,形成新的政治体制、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并且,社会发展了,政治变革一定会发生,要么是政治改革,要么是政治革命;政治变革必须顺应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不可能长期背离。另     

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完善

农村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农村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在农村的社会治理发展、演进中正在产生积极的作用。研究和分析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重视农村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方式变革和完善中的重要作用,采取积极措施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和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及体制创新,对于改善乡村的社会治理状况和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脱贫攻坚是一场伟大革命

脱贫攻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场伟大的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位推进脱贫攻坚,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极大地推进了村容村貌改善和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促进了需求侧和供给侧变革,为拉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新的广阔市场和动力。脱贫攻坚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了乡村文化振兴和现代化,巩固和增强了党的执政基础。     

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转型——基于村民自治对乡村典型政治影响的分析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逐渐从一个总体性的单一社会变为一个分散、异质的多元社会,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和治理目标等发生变化,这就使得自革命时代传承至今的乡村典型政治与新时期的乡村主要治理形式——村民自治之间产生矛盾,表现在村民自治的崛起和乡村典型政治的衰落、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颉颃以及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冲突。     

邓小平论生产力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一、社会革命中内含着生产力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1980年4月,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1](P311)在这里,邓小平指明了两种意义上的革命:一种是阶级斗争意义上的革命;一种是生产力意义上的革命.前一种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常所讲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然后依靠政权力量变革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以便将社会生产力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