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供述排除规则存在问题的反思

被告人供述证据因其直接证据的属性以及丰富的证据线索而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有力支持,也因此为侦查人员所重视。在现行的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下,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得与使用滋生了严重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1996年《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围绕口供证据获取的诸多陋习,包括刑讯逼供泛滥、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法庭裁判模式等导致了一批冤假错案的集中爆发,也催生了《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伴随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完成,仍旧立足原有司法体制土壤的技术革新难以弥补体制本身的漏洞,实践中有关非法供述证据研究方向的偏离,相关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的流于形式,都反映了非法供述证据在新刑诉时代仍将存在的排除障碍。     

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适用的实证研究——以54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2017年"两高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其首次明确了重复性供述的证据能力问题,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的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但经实证分析发现,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的司法运行状况并不乐观,这主要是源于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尚不完善以及实务人员司法适用能力不足。完善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司法适用的具体进路是,扩大前次非法讯问行为的范围、确定重复性的内涵、重构规则的例外规定、明确监察阶段非法取证问题的处理、加深法官对取证合法性证明问题的理解。     

我国法院排除非法供述的实践立场研究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排除供述的理由有,不能排除存在取供手段非法的可能;取供手段非法;程序违法;未补正或合理说明的瑕疵证据;符合一定条件的重复供述。我国法院排除供述呈现的特点有,在以取供方法非法为由排除供述时,法律多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8条而非第54条;排除供述的理由存在突破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程序违法既可以作为认定"不能排除存在刑讯等非法方法"的支撑性因素,也可以单独作为排除供述的理由;排除非法供述通常不影响有罪判决。法院排除供述的深层次原因有,法官对人权保障观念潜移默化的接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设计趋于完善;供述的真实性无法保证;排除供述不影响定罪;排除重复供述的理由是"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对重复供述是否产生"实质的波及效力"。未来,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做到,进一步转变观念,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理解为人权保障规则;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体内容;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与反思

2017年新出台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司法解释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发展了我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解释细化了“非法取证行为”的内涵,初步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完善了程序性辩护制度,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法院在审判前和审判阶段排除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受司法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体的排除对象上仍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难题;而在程序上,律师在程序性辩护中仍面临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审判前排除程序的参与不足以及审判阶段排除程序的形式化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应当从根本上增强法院审判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念之我见

近年来 ,我国刑事法学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作了相当研究 ,并在从排除非法言辞证据入手逐步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达成共识。最高法院也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 ,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依据。然而 ,实践中至今仍鲜有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笔者认为 ,这固然与该规则的实施尚缺乏程序性规定和配套制度有关 ,但更为重要的是 ,我国从政府到民众 ,乃至司法机关本身并未真正认同排除非法证据的理念。在此情况下 ,该项规则从完善到实施都会缺乏内在动力 ,有关规定只能成为体现我国履行国际义务 ,尊重…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公诉工作的应对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新刑诉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带来的挑战,公诉部门要提高认识,探索建立配套的机制和制度,内外联动形成合力,坚决遏制非法证据,在非法证据排除之诉中占据主动,进而保证公诉案件质量.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中切实保障人权、防止使用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提出构建和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设想,并在操作层面上提出保证其实现的一些具体建议。笔者从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方式、排除的主体、非法证据的证明以及提出排除请求的时间等方面提出了我国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性规则的框架。当然,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制度的良好运行都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适用有赖于证据审前司法审查制度、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英国供述排除规则对我国防范冤假错案之借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英国的数起冤假错案促使立法机关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确立供述排除规则。英国的供述排除规则采取了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法律上的规定加之法院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判例，形成了一套既具有原则性同时又颇具灵活性的证据规则体系，既有效保障了刑事被告人的正当权利，又充分尊重了法官在供述排除与采纳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供述排除范围等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英国的供述排除规则为我国相关问题的解决和完善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思路，对于我国防范冤假错案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被告人翻供案件中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庭审阶段被告人翻供现象十分普遍,被告人翻供后的程序规则和庭前供述的证据能力是翻供案件中的两个核心问题,但是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这两个问题的规定却很不完善。我国应当建立处理证据可采性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并在现有的合法的庭前供述可以作为弹劾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合法的庭前供述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作为指控被告人的独立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非法证据范围的确定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确定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全面的演进过程。呈现出一个由司法解释向具体规定过渡,再由基本法律进行确定的过程,即具体范围包括通过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以及通过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实物证据。从司法实践来观察,现有法律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审判视角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实效与进路优化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则"书本上的法"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中的法",以中部某地级市辖区两级法院近三年来审判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实效为实证考察样本检析,不难发现其中运行实效普遍不足,突显为界定难、操作难、认定难、排除难。究其成因不仅有内在的如体制机制的掣肘,还有外在的如配套制度的缺乏等多方面因素。立足于我国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现状,综合成因剖析,积极探索构建其优化进程意义重大。诉讼体制的科学构造、思维观念的训练更新、司法能力的建设提升、庭审功效的完善强化、配套制度的同步跟进乃是重点考量的努力方向。     

价值与选择--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构建探析

以非法方法收集之证据的效力问题在刑事司法中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而其中最为核心的是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认识与规则限度之选择.在当今日益彰显人权保障的国际刑事司法大背景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设计也成为一项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获取证据的违规乃至犯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其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制度上的根源是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配套齐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式,在论述中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权限的规定是适当的。我国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应当被设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非法证据承担一定举证责任,以避免被告人任意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只承担提供证据责任,提供的证据使法官对证据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即可。而控诉方应当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说服责任,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当控诉方未能证明其证据为合法所得或证明未达到证明标准时,法官应当推定该证据系非法手段所得,并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该证据予以排除。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来看,应当赋予被告方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独立地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全面有效实施,还需要相关制度予以配合。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与再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价值目标的博弈与衡平的结果。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法典,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以及司法实践中并不能严格执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处于虚置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或许能够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保障人权,推动刑事司法程序公正的进程。     

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排除规则的思考与构想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一向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证据。随着对被告人人权保护的关注,对供述证据能力的限制成为必要。本文对供述排除规则的四种不同理论学说作一述评,进而对我国有关供述排除规则的方法规定作了深刻分析,提出了完善的构想。     

非法证据排除难及其出路破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过程中,排除难依旧是检法共同面临的一大困境。实践中排除难包括非法证据合法地不被排除和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仍影响法官心证两种情形。规则内在缺陷、侦查封闭性、一元化法庭的弊端是排除难的制度原因。司法不独立、公检法间利益纠葛是排除难的体制原因。法意识形态不匹配是排除难的观念因素。当前非法证据排除难的出路破解重在完善制度本身设计、优化刑事司法权力配置和实现法意识形态的转型。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填补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空白,但在司法实务中仍有缺憾。文章阐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概念,围绕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剖析了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就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提出建议。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之确立与完善——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以及新近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对于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完善刑事证据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价值分析入手,结合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具体内容,从排除证据之范围、举证责任之分配以及排除程序之设置三方面进行详细论证,并对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落实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建议。     

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角色分析——从刑讯逼供切入

在诉讼中法官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制度的实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当前法院角色在刑事逼供问题的解决上存在局限,譬如现行角色与刑事逼供处理的证明责任机制的冲突,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冲突,与审前司法授权机制的冲突.形成这一角色的原因有多种,譬如公检法一体化的诉讼构造、被告人程序控制力的低下、在司法体制上的法官不独立、错案追究制、法官的管理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