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工程中的国家赔偿责任探究——以上海市11.15特大火灾事故的处理为例

2010年11月15日,上海市发生一起特大火灾事故。随着事故处理工作的展开,巨额赔偿成为焦点。政府是否应当担负赔偿责任,关键在于区分政府采购合同中的多重法律关系:政府与承包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合同基础上的行政委托法律关系、政府与受损公民之间的关系、行政加害给付所形成的国家赔偿法律关系等等。笔者认为,政府应当对受损公民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此后,如过错企业拒绝承担最终赔偿责任,政府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向过错企业追偿。     

企业环境责任制度体系之重建——以循环经济为视角

我国传统的企业环境责任制度中责任主体仅局限于生产者,责任内容以"污染的事后治理"为主,政府的管理方式直接而单一。在循环经济模式下,企业的环境责任应从生产者延伸至原材料提供者、产品设计者、加工者、包装者以及负责废弃物的运输、处理的企业等多重主体。而为了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政府应改革管理方式,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重视事前监督并协助公众有效地行使环境信息知悉权与环境事务参与权。     

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

治理理论给行政法治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治理机制全方位激励治理主体的普遍参与,尽可能地拓展、开放公共过程,多元行政法由此勃兴。与传统行政法关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视角不同,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将视野扩展到了跨国治理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关注治理网络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行政法基本原则并未伴随着国家角色的回退而限缩,而是在拘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之外,扩展到了更多承担公共治理任务的主体。治理工具也从过去政府"控制—命令"的传统方式,转向了软硬结合的多元化态势。     

公共治理困境与公法学的理性回应

公共治理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方兴未艾的模式,但公共治理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治理"失灵",存在政府"空心化",公共行政"能力赤字"、问责过程的复杂化、成本—收益计算模糊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等困境。公共治理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术语,也是重要的法学范畴,主要表现为公共治理以依法治理为前提,是公民参与、协商合作的持续互动,是追求平等、权利、尊严的过程。所以,面对公共治理的困境,法学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彰显公共利益,树立有限政府理念,增强政府核心能力;厘清责任链,建立责任政府,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责任承担能力;引入成本—收益核算机制,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减少宪法规定的社会权种类,加强国家对民生的保障力度。     

私人行政司法审查受案标准的美国经验——兼论我国私人行政责任机制的建构

如今,越来越多的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提供公共服务,履行公共职能。如何构建私人行政的责任机制是公共行政主体多元化情境下当代行政法面临的新课题。美国对私人行政可能引发责任缺失给予的回应是严格设定私人行政应受司法审查的受案标准,包括公共职能标准、紧密关联标准、行政强制标准,审慎地将公法规范拓展适用于私人主体。我国新《行政诉讼法》关于私人行政的司法审查受案标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以借鉴美国"公共职能"标准对其进行再造。只要私人主体行使传统上属于政府的行政职能,对外作出权利义务处分行为,就可以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建构私人行政的责任框架,应坚持传统与非传统的责任机制并举,平衡和兼顾私人行政的责任与收益。     

政府采购工程中的国家赔偿责任探究——以上海市“11·15”特大火灾事故的处理为例

2010年11月15日,上海市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一起火灾,举世皆悲,随着事故处理工作的展开,巨额赔偿成为焦点,从韩正市长对事故的表态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政府身居责任一线,但从张仁良区长对赔偿的表态中,我们又找不到政府在赔偿责任中的身影。于是,我们不禁有这样的困惑:在这场事故中,政府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如果应当承担,那么这种赔偿的性质又是什么?是一种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实际上,破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政府采购合同中的多重法律关系:(1)政府与承包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合同基础上的行政委托法律关系。(2)政府与受损公民之间的关系——行政加害给付所形成的国家赔偿法律关系。(3)承包企业与受损公民间——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关系。综合考虑结论为:政府应当对受损公民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此后,如过错企业拒绝承担最终赔偿责任,政府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向过错企业追偿。     

监督政府重大决策人大当有作为

政府重大决策属于行政决策的范畴,是政府为了有效执行同级党委和本级人大的决议、决定以及上级党委政府的决定、命令等,确保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而做出的决策.从法理上说,人民代表大会拥有至上的权力和最高的权威,地方政府的重大决策,尤其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本应先向同级人大报告,并在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进行.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公共管理的复杂性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管理主体与行政决策主体的自主性,许多重大决策常常是地方政府先行做出并着手执行,再向同级人大报告,同级人大只是履行一种事后认可程序.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同级人大报告,是人大制度设计的本质要求,有利于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对于本地方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的问题以及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各级人大应当主动作为,切实加强对政府重大决策的监督,依法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     

从“责任政府”看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规定

依据现代通行的行政法理论．作为社会管理中枢的政府部门应当首先是一个“责任政府”，政府在对社会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必然要对社会公众及一切行政相对人承担其自身应有的责任。我国学者蒋劲松认为，行政意义上的“责任政府”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行政机关内部决策权的配置：第二个要点是权责一致；第三个要点就是问责制。可见，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之一。     

数字时代行政法的发展

数字时代政府由实体型向平台型转变、行政关系由封闭向开放转变、智慧行政越来越普遍,数字治理促进政府内部纵向、横向协调,政府以整体形象出现。行政组织法规范的重点应从分权、赋权、确权向行政机关之间的协助、配合转变以促进整体型治理。行政行为格式化、在线化、智慧化,数字治理让政府更强大,让行政证明更容易,有效控制行政权力成为行政行为法的首要任务,技术规范、技术标准等软法规则成为行政法的重要内容。数字治理改变传统行政管辖关系、启动程序及协助关系,行政程序法需规定行政机关之间数据共享、协同调查取证、协助审查判断证据、协同决策、协助执行等规则,减少行政程序证明对象,可以适当提高证明标准,将原由申请人承担的部分证明责任转移至行政机关。     

新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成本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难以适应和满足现代公共管理的需要,易导致高成本、低效率。西方新公共管理效率驱动模式十分关注财政控制、成本核算、效率问题。政府利益膨胀带来的政府总体成本、隐性成本上升的原因是:政府利益对于公共利益的偏离;政府利益配置密度不均衡;政府利益制衡机制低效。西方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转型时期政府治理成本的启示是:确立政府治理的成本理念;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治理过程;优化政府治理的成本结构;调整利益关系;改革创新财政和人事制度;把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法治建设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