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包容性治理 化解“村改居”社区治理困境

正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提高质量为关键。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非农非城、亦农亦城"的过渡型"村改居"社区如何克服其发展困境,探索"村改居"社区治理的新路径,从而提升"村改居"社区的发展质量,成为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中之重。一、"村改居"社区的独特性"村改居"社区作为过渡型社区,既具有一般社区的基本特征,又具有它独特的属性。1.物理空间的独特性。"村改居"社区大多     

“村改居”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改居"社区应运而生,这种社区不同于农村村委会也不同于城市社区,这一新生共同体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困惑和挑战。"村改居"后的社区主要面临社区自身角色的转换,社区自治中如何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发展自组织以便更好地管理社区三个主要方面问题。因此,"村改居"社区建设应该从积极转换角色,鼓励群众积极参加社区事务,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着手。     

空间变革中“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式微及再造

城市化实践促使"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介于城市社区与乡村社会之间"村改居"社区共同体形态已不同于传统乡村共同体。"村改居"社区的"居住空间"与"交往空间"的变革直接导致"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社会资本流失、社会记忆离散及社区关联断裂等实践困境。为此,强化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借助市场力量辅助推动、凝练共享型社区"新传统"等成为再造"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三个应对策略。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于加强村改居社区管理的思考——基于苏州的实地调查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村改居社区大量涌现.相对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村改居社区面临的社会问题更为复杂,社区管理难度更大.通过对苏州的实地调查,探讨村改居社区管理问题.首先分析村改居社区的特点,其次分析村改居社区管理的难题,最后提出加强村改居社区管理的对策.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型与机制构建

随着城市社区功能的多样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在复合治理形态上的"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应成为社区治理法治化转型的目标模式。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应以善治为目标,以法治为基础,对"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进行系统性建构,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向法治化转型,实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结构性融合、功能性融合和机制性融合。     

论城镇化背景下新型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

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也面临着治理创新以及治理能力提升的现实问题.本文将以在城镇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新型社区为研究对象,探索社区治理创新以及治理能力提升问题.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快速城市化的产物,亟需建立起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文章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视角,界定了村改居社区的四个治理主体即基层政府、自治组织、居住人群和社会组织,认为村改居社区治理面临政府单一治理模式的特征突出、社区管理体制比较混乱、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等困境,提出基层政府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引导其他主体发展壮大并平等参与社区治理,二是制定政策和规划、提供无差别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通过亲情社会的维系来重构社区认同应成为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突破口。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利益相关者逻辑下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

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社区治理主体在应然层面的"理念主体"概念,为我们解释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判断社区治理结构的合理性提供了标准;实然层面的"行动主体"概念及其制约因素,为我们分析实践中社区治理过程提供了一种方法.构建社区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网络,有助于推动社区治理与社区和谐.     

城中村治理:问题、困境与理路——以城湾村为个案

城中村是当今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城中村和城郊结合部作为一种特殊的社区类型,是城市社区的自然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治理不能离开该类社区。办州市姑苏区葑门街道"城湾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该城中村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环境卫生问题突出,公共服务设施薄弱,乱搭乱建、乱堆乱放现象较多,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融合难,需要进行有效的治理。但是对城湾村的治理又存在资金缺口大、政府积极性不高、政府部门以应急管理代替长效管理、外来人口需求常态化等问题。基于此,需要将城中村治理改造纳入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在考虑外来人口需求的同时,控制城中村流动人口无序流入,建立城中村治理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中村两大群体的社会融合。     

社区公共物品与社区治理--论城市社区"四轮驱动、一辕协调"的治理结构

城市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的基本单元.然而,在既有的政府垄断性供给体系下,社区普遍存在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改革传统的管理与服务方式,建立新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满足社区不断增长的需求,已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在众多的创新实践中,"社区治理"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本文遵循社区治理的理念,尝试将其深化并落实到体制层面,提出"四轮驱动、一辕协调"的社区治理结构与运作模式,并建议首先在"危改回迁社区"中试点.     

社区治理结构与社区直选民主制度绩效

社区治理结构表现为社区内外各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可从纵向网络结构和横向网络结构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在社区治理结构中,行为主体的"越位"或"缺位"行为影响社区直选民主制度绩效,并进一步固化原有的社区治理结构。调整社区治理结构,规范社区内外权力关系,培育社区公民社会,是提高社区直选民主制度绩效的有效路径。     

社区复合体嬗变背景下的社区城市管理困境与纾解之道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与城镇人口的显著增长,社区治理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凸显,当代中国社区既不是"共同体"亦非"行政单元",而是遵循其历史发展脉络形成的"复合体"。社区城市管理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社区城市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很大程度上与对社区"复合体"的认识缺失和功能受限有关,特别是由社区城市管理的服务功能受阻与管理逻辑缺失以及社区城市管理的社会功能受阻与生活逻辑缺失造成的困境。从当代中国社区"复合体"特质入手,应当在社区城市管理中紧紧依靠强化党的建设、扎实改革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社区社会功能纾解困境,满足社区"复合体"发展的要求,实现社区城市管理的善政。     

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岸几乎同时开启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但是却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社会组织参与是达成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组织参与为视角,系统比较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特征、条件与逻辑,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地区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行时,中国台湾地区处于后工业化、城市化成熟时期,二者分别因应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治理任务,因而前者较易采取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后者则要呼应多元社会的诉求,更多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因为目标选择不同,加之受不同政治社会体制的规定,中国大陆的社区治理更多展现出"管理主义"的技术逻辑,中国台湾地区则展现出"社区主义"的政治逻辑。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居于城市边缘地区的"村改居"社区是一种特殊的城市社区,它具有独特的文化形态。抽样调查表明,"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总体较好,但也存在社区文化形式单一,质量不高、参与意识淡薄、发展不平衡等不足。加强"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应该从社区和谐文化理念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文化工作队伍建设、社区文化活动的可持续性、社区文化建设的长远规划等方面努力。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