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诉讼中“行政化”问题的初步探讨

时下,刑事诉讼学理界和司法界已开始出现了优化、强化司法者“程序意识”的呼声。不少人直言:健全中国刑诉法制的关键是强化“程序意识”和“诉讼意识”。因为程序意识是一种良好的规范观念、科学观念、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执行刑事诉讼程序的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主体的程序意识的优劣。那么,“程序意识”难以强化的症结究竟何在?有学者开始作了探讨。 我们认为: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中的“行政化”现象,乃是普及和提高程序意识的主要症结之一;用行政方法而不是用诉讼手段解决刑案审理中的有关问题,正是对“程序化”立法精神的破坏;“行政化”现象     

论政治学视角下的法院体制行政化

我国虽然设置了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法院，也在宪法上明确地规定了法院的独立性，然而中国追求的内政目标难以使包容司法独立的宪政制度付诸实施，“法院体制行政化”现象已成为影响我国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核心因素。本文首先描述法院体制行政化的现状，接着对其成因进行探析，并对这种体制带来的弊端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可能性的改革对策，以期早日摆脱“行政化”的困扰，逐步建立起符合司法活动本质要求的现代法院体制，使其成为实现社会公平的助推器。     

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党的政治哲学观逐渐从斗争哲学观转向和谐哲学观。这种转变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司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斗争哲学观下．刑事诉讼是作为一种专政的工具而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缺失。在和谐哲学观下，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时，我们应当以和谐理念为指导，理顺几大重要关系，将刑事诉讼定位为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消除刑事诉讼的行政化倾向，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诉讼和解制度，扩大和解的范围。     

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去行政化研究

我国现行检察官录用、晋升、奖惩均纳入政府对公务员管理体系,在办案过程中,始终沿用“承办人——科（处）长——（副）检察长”层层审批的模式,具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违背司法活动所要求的亲历性、中立性和独立性的原则.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内涵与鲜明特征,决定着其去行政化的必要性,应从多方面、多维度对主任检察官的去行政化体制进行构建,进而凸显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选择性起诉研究

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在刑事诉讼中以最少的司法资源投入取得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和谐的最大利益。“选择性起诉”的目的在于减轻刑事诉讼对司法的负担，有助于集中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处理其他重大复杂案件，并切实减少审判环节的实际耗费，节减诉讼成本，实现刑事司法资源的高效率利用，利于社会矛盾化解，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新论

刑事司法改革的实质在于对公正和效率关系的协调。在处理公正和效率的关系时,经济领域内的“效率优先论”并不适合刑事诉讼领域。为保障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良性运作,我们必须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在公正的基础上追求效率。     

遏制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口供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各国司法界所重视。然而，获取口供的过程常常与“保护人权”这一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相冲突，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就是一种表现。刑讯逼供的存在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妨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公平。破坏了正常的司法诉讼程序。坚持以人为本，倡导人文关怀，是刑事审讯走向现代文明、科学和人道的重要体现。分析产生刑讯逼供的主客观原因，完善侦查讯问制度，促进我国刑事司法运作的透明化、权利救济的及时化和诉讼制度的人性化。是刑事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重大课题。     

对我国涉嫌犯罪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机制的评析及重构

涉嫌犯罪的经济纠纷案件会同时侵害了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需要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共同处理，目前我国采用的“先刑后民”的处理准则。但是“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不利于相关当事人的利益保护和纠纷解决。文章通过考察、分析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涉嫌犯罪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机制和相关立法，对我国涉嫌犯罪的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以期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侦查模式评析

现代侦查程序与古代侦查的不同在分权与制衡。侦查模式是发展的，不会停留在古代。侦查活动需有行政效率。我国司法的行政化，有赖于彻底的司法改革。当事人主义不是一种侦查模式。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各有优劣，我国侦查模式并非超职权主义的。“由供到证”并非侦查模式，“由证到供”不等于物证本位。它们需要辨析实际案侦中的供证关系。评析案侦构成模式及其“转变”。无论案侦抽象要素与技术要素，寻找模式规律都需要积累经验。转变观念与转变模式难以同步。     

中国法院体制行政化的历史轨迹

现行法院体制的设置与运行中的行政化现象是阻碍司法改革深入的关键因素。本文从三个角度对我国法院体制的行政化现象进行了分析 ,认为现行司法体制的结构、运行中的某些特征早已被历史中形成的“路径”所决定。理性地分析我国传统法院体制沿革的路径特征以及这一特征与现行司法运行的关系是当下司法改革的前提     

论非法刑事证据的排除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

非法刑事证据排除的观点在各国已经普遍确立，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的作用还不尽如人意。借鉴外国在刑事诉讼中非法刑事证据排除上的理解和处理方法，对我国的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被告人认罪案件”办理问题研究——以检察机关为视角

“被告人认罪案件”司法程序作为一项具体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否简化审判程序，简化到何种程度，和我国的历史传统、法律文化、诉讼习惯尤其是现实案多人少的现状有密切联系。这也足以解释为何刑事诉讼中存在简化审理而行政诉讼中却没有类似的制度。因此，我国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制度的构建，也应适应我国基层司法的现状，做出灵活、务实的选择。     

司法改革的使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改革内容解读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司法改革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其核心是“两个去除”：去除司法地方保护和去除司法行政化。实现前者的路径包括人财物的省级统管和司法区划的建立,实现后者的路径主要包括改革司法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规范上下级法院关系和司法公开。落实这“两个去除”,是保障独立审判,维护司法权威,实现我国社会的司法之治的必由之路。     

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再认识

客观真实论和法律真实论都是关于刑事诉讼证明的具有价值的理论,目前两种理论争议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两个不同的概念。应当以客观真实论作为刑事诉讼证明要求的理论依据,以法律真实论作为构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表述和操作上设定为“确定无疑”符合我国的司法文化与司法实践。     

根治超期羁押 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

超期羁押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症。多年来,我国虽然采取了各种治理超期羁押的措施,但往往是“前清后超,边清边超”,此消彼长。超期羁押的存在严重地侵犯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妨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公平和效率,破坏了正常的司法诉讼程序,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通过对我国目前超期羁押的现状和其深层次原因的分析,结合国际准则,可以对我国超期羁押问题进行改革探讨,提出更贴近我国司法实践的解决问题的对策。     

当前我国司法行为行政化的危害、成因与解决途径

司法行为行政化违反了司法的构成和运行规律,造成了司法与行政功能上的紊乱。本文从历史文化、近现代的社会基础与当代司法体制分析司法行为行政化在我国形成的原因,并对克服司法行为行政化的解决路径；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司法改革进行具体阐述。     

证人出庭作证解决途径新探索——引入“协商性司法”解决机制

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一直困扰着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也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之一，但是解决途径却有限。当前国际社会“协商性司法”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笔者认为，不妨从“协商性司法”的角度来探索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的解决之道。因此，有必要在剖析“协商性司法”的基础上，分析其在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上的优势，并初步探索出证人出庭的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反思

刑事诉讼模式的反思是当前的学术热点问题,关系着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源于西方的经典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对当下的中国刑事审判实践解释力不够,而本土理论则在“何为诉讼”以及刑事诉讼模式关涉的要素等方面含混不清,严重影响到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自身完善与刑事司法改革指导功能的发挥。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因地制宜,并立足刑事诉讼法的实践状况,从宏观的诉讼阶段上来把握。     

畋论刑事诉讼基本原理（上）

本文探讨了有关刑事诉讼基本原理的若干问题。所谓“刑事诉讼基本原理”，就是对刑事诉讼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或者说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一些理念。本文概述了九项基本原理，它并非是与司法实践毫无关系的纯学术研究，而是对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略论刑事诉讼基本原理（下）

本文探讨了有关刑事诉讼基本原理的若干问题。所谓“刑事诉讼基本原理”，就是对刑事诉讼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或者说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一些理念。本文概述了九项基本原理，它并非是与司法实践毫无关系的纯学术研究，而是对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