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的销售金额问题研究

通过对销售金额和销售行为的内涵进行界定加深对销售金额的理解。销售金额构成要件地位的分析明晰了销售金额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定罪方面的重要作用。另外,销售金额和未销售商品的货值金额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的处罚有着重要的影响。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若干问题探究

1997年刑法除第213条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之外，还于第214条规定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这对于加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打击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理论界对该罪的探讨十分薄弱，实践中对该罪的认定仍有疑问，很有探讨的必要。     

论销售伪劣产品罪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之定性

伴随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部分不法商贩销售伪劣商品的行为屡见不鲜。现有刑罚体系中,该行为可能触及二个罪名: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司法实践中,两罪往往存在交叉竞合的情况,从而导致认识和处理上的分歧。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两罪的重叠与分界试做探讨。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罪量要素从“销售金额”变为“违法所得及其他严重情节”,假冒内容从“完全相同”变为“基本相同”。规范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罪量标准适用、不同罪名的区分、共犯责任认定等法律规范适用新问题。需要精准认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的违法所得,并对其罪量要素“其他严重情节”进行体系性解读;区分适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伪劣产品罪;准确认定中立帮助者、组织领导者、业务、行政人员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共犯的刑事责任。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疑难问题分析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秩序正常运转,在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如何界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与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区别及如何认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主观明知”及“货值金额”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停止形态研究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具有未遂形态,应以15万元和25万元分别作为本罪未遂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的标准。在既、未遂形态并存时,只要已售部分达到既遂数额标准,就应整体评价为犯罪既遂。既、未遂并存的量刑模式在两部分均符合相应形态数额标准的前提下,应选择性适用先并后定再调整或先定后并二次调整以有利于被告人;在仅有单一部分达到相应形态数额标准时,不应对另一部分仅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论假冒注册商标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界限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包括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等9个具体罪名。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指末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单纯从定义上考察,上述两罪的内涵和外延似乎相去甚远。但在司法实践中,两罪往往存在交叉竞合的情况,从而发生认定困难,并导致处理上的分歧。因此,明确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假冒注册商…     

既假冒注册商标又销售商品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裁判要旨】被告人在网络上提供假冒商岛的私人定制服务,接单后虽未实际从事具体生产活动而系委托他人生产加工,但被告人深度介入了产品本身设计、标识镶嵌、原材料购买、成品包装等制造加工过程中必须完成的步骤,参与了制造假冒商品的全部流程。     

论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

关于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刑法学界主要有七种观点:过失说、间接故意与过失说、间接故意说、直接故意说、故意与过失并存说、故意说等。本文在对刑法学界有关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的各种观点进行简略评述的基础上,通过从刑法总则的层面、立法意图、法定刑以及与类似罪状的比较四方面的分析,得出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应为过失而不是故意。     

二审新证据的审查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销售金额的认定

【裁判要旨】本案涉及程序和实体两个法律适用问题:一是如何审查二审期间辩护人提供的新证据;二是如何确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本案的裁判显示出以下法律适用规则:一是对于二审期间辩护人提供的新证据,应当在真实性审查的基础上,结合审查新证据与其他在案证据的关联性。如果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则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之一。二是对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有关销售金额的认定,应当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首先查证有无实际销售价格。在有证据证明存在实际销售价格的情况下,应当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销售金额,而不能径行按估价计算。     

假冒注册商标犯罪认定研究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本文以深圳市某区在办理假冒注册商标犯罪案件中所遇到的困惑与困境为例,探讨以下几个与司法实务关系较为密切的问题,以期能够为该类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借鉴.     

论假冒注册商标罪--兼议刑法典第二百一十三条的修改

一、商标与商标权 商标是商品生产者、服务者为了将其生产、经营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与其他商品生产者、服务者生产、经营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区别开来,或者为了表明使用者属于某一组织,或者为了证明使用者的商品或服务的特定品质而使用的可视性标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三条的规定,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的区别在于前者被用来区别不同来源的商品,后者被用来区别不同来源的服务。所谓区分不同商品或服务的来源,是指使用     

网络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件特征及司法实践

近年来,我国网络购物发展迅猛,据统计从2013年初截至2014年3月31日,支付宝的总支付金额达到38720亿元,占全国零售总额1/6,且仍然持续增加.通过网络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行为,严重侵犯我国商标管理制度和他人对注册商标的专用权,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文通过分析实践案件中所反映的该类犯罪的行为特征,进而提出办理网络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既、未遂形态并存”的司法认定反思——“折算说”理念的初步提出

依据最新的司法解释,对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部分销售但不满5万元,与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货值金额在15万元以上的司法定性评价,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在15万元以上的并无区别,都以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定罪处罚。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在成立本罪未遂的情形中,15万元中除已销售满5万元的情形外,就不再区分部分销售与尚未销售,均拟制性地以尚未销售的类型进行评价;由此,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可以推知该司法解释中尚未销售的情形亦应包括不满5万元的部分销售。但将上述解释结论比照于该司法解释的其他条款,却存在体系解释上的非正义与矛盾,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与困惑。实际上,对于此类数额犯既遂、未遂形态并存的计算,比较科学的方法应该是确定计算基准后按照一定的比例予以折算,以统一司法评价的标准。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疑难问题解析

2006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金五星市场摊贩丁某某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罚金5万元.2007年3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针对该被告人的上诉,做出了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假冒注册商标的半成品可认定为尚未销售的类型

【裁判要旨】对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案件中尚未销售类型以及数量的认定,不仅包括已经生产完毕存储待售的成品,还应包括尚未组装完毕,但是商品的必要组件已经生产完毕并且可以包装、组装为成品的半成品。案号一审:(2011)锡滨知刑初字第0003号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情形下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认定

商标权与外观设计专利权产生于同一客体之上因而发生冲突的现象时常发生。实践中,对在后取得的专利权能否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这一问题存在不同认识。本文指出解决权利冲突下假冒注册商标罪认定难的问题,需要实现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一体化设置。     

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相同商标”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的相同商标争议较大，通过对相同商标定义、相同商标的认定、相关公众和特定主体等难点分析，从中获取正确的理解，对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罪与非罪有一定的帮助。     

假冒注册商标罪若干问题研究

一、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犯罪对象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犯罪对象是注册商标。但是，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包括服务商标？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存在分歧。笔者认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犯罪对象应当包括服务商标。服务商标又叫服务标志，是服务行业经营者为了将自己提供的服务和他人提供的相同或类似的服务相区别而使用的专门标记。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的所有人对其注册商标享有相同的权利，并受法律同等的保护。     

TRIPS协议下我国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完善

依据Trips协议的相关规则和要求,完善和调整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机制,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Trips协议下我国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应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将服务商标、“类似商品”、“近似商标”侵权行为和反向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纳入本罪的保护范围;改结果犯为行为犯的立法模式;加大刑法对注册驰名商标行为的保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