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性观和西方现代“人性假设“的比较

中国古代的人性观和现代西方"人性假设"有着重大的差别.中国古代人性观产生于农业经济时代,其出发点是为统治阶级加强统治服务的,其结构为平面线性结构,其研究方法为经验感悟法,其人性观的本质是人的道德属性;西方现代"人性假设"产生于经济、文化、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其出发点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其结构为主体螺旋结构,其研究方法为科学的观察、调查、测验和实验等实证法,其人性观的本质是人的心理和社会属性.     

中国传统经济正义思想探析

经济正义是对经济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交往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制度是否具有道德正义性的价值评价和哲学反思。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及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成了丰富的经济正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富民＂、＂教民＂的生产正义思想,＂义以制利＂、＂诚实无欺＂的交换正义思想,＂礼以定分＂、＂贫富均平＂的分配正义思想,＂黜奢节用＂的消费正义思想。     

利己利他双重人性论

从利益角度,人性可分为利己人性和利他人性,利己和利他是同一个人人性的两个方面。但利己性和利他性在现实中的行为表现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取决于社会制度和各种环境。塑造以利己利他双重人性为基础的“道德经济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人文主义法学视野下的人的塑造

"人性塑造论"侧重用综合的方法、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人性,较为关注人的个性。人性中既有不可塑的一面,也有可塑的一面。遗传因素是不可塑的,个人选择因素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改良社会是塑造人性的主要切入点。法律是塑造人性的重要力量。良法可以增强人的善良、诚实、合作、宽容、独立、守规则、廉洁等优良品性。良法塑造高素质的公民,高素质的公民组成的社会产生良法。人文主义法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促成良法与高素质的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道德的救赎：“见危不救”现象的刑法学检视

见危不救现象在学理上可以分为＂特殊身份＂型与＂普通公民＂型的见危不救两个大类,包括＂职务＂型见危不救、＂特定关系人＂型见危不救、无重大客观危险的见危不救和有重大客观危险的见危不救四个小类。现行刑法对不同类型的见危不救现象的反应还存在力度不够与方式不当的不足。不能试图通过刑法来塑造所谓＂积极的好撒玛利亚人＂,因为其缺乏刑法的人性基础,也与刑法之善的合正义性,合目的性与合正当性理念相悖;刑法在此问题上的道德救赎功能表现在,针对无重大危险的见危不救应通过设立见危不救罪来加以刑法规制,同时通过激发正当防卫的鼓励功能来发挥刑法在道德救赎上的作用;道德的救赎不应仅仅寄希望于刑法,而要进行整套法律体系构建的考量。     

浅析卢梭的道德理想国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高举“文明”、“进步”的旗帜,呼唤着新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到来。与此同时,卢梭却沿着笛卡尔的逻辑方法论的脚步,走进原始森林,反思“文明”带来的人性扭曲,“进步”带来的道德沦丧。继而他挥手大呼,要在原初的人性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道德理想国,在公民的良心基础上构建一个法治的道德王国。他许下诺言：“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而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这种结合形式就是社会契约下的自由、平等、法治的道德理想国。     

人性视阈中政治制度设定的合法性问题分析

伴随着公民政治人格的发展与完善,制度建构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凸显,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历史上中西传统人性观进行研究,以便揭示出人性本质,并为政治制度建构提供人性根源的依据,导正政治制度安排中合法性缺失的偏差,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和谐社会中的人性预设与制度安排

和谐社会是一系列的制度构成,制度不是锲入人类社会中,而是融合人类社会之中。制度的安排必须基于客观的人性预设上,通过制度消除人性之恶、张扬人性之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建构,应该处处体现出人文情怀、人性关爱。     

人性的异化 生命本真的回归——论劳伦斯小说中的自然道德观

劳伦斯以独特的方式在作品中揭露和批判了工业文明和虚伪的社会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及异化,并呼唤人性的回归,生命本真的还原.文章通过分析劳伦斯的思想和作品,指出劳伦斯呼唤的是一种真实的、尊重人性的自然的理想道德.     

论中国企业家的道德构建

规则和道德是市场经济的两大支柱,社会的经济与道德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企业的成功,关键在于企业家的道德与法则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企业家经济伦理与道德的构造。     

论公民道德责任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公民道德责任 ,是指公民由其公民资格所赋予的并得到内心认同的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道德义务和道德使命以及对他自身行为后果的善恶的承当。公民道德责任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具有重要作。公民道德责任是公民道德意识的集中反映和公民道德行为形成的重要环节 ;是公民个体道德意识与社会道德实践互动的中介 ;是功利性价值与超功利性价值、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统一 ,有利于公民道德调控体系的建立。     

道德·人性·人的本质

许多学者一般从“人性”、“人的本质”上来理解“人”,但是,他们却认为“人性”、“人的本质”是同一个概念,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另外,道德与人性、道德与人的本质的关系也是不同的。     

管理科学与人性的博弈探析——后金融危机下的管理危机思考

管理科学是在与人性的博弈中产生,并在发掘人性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的。在这个过程中,人性始终是管理理论关注的焦点和难题,实践中也给管理者造成极大的困惑,尤其是在利益面前,人们很难驾驭人性,造成管理危机和管理失败,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行。从对金融危机的典型特征分析可以发现,不管什么类型的危机,都离不开两种人性欲望:贪婪和需求。人性的贪婪和需求,外化为人的投机和逐利行为,由此导致危机。管理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充分尊重人性,设计出更加合乎人性的制度,管理才能够达到追求的效果。但人性的需求会一次又一次的打破制度的约束,从而对管理理论和管理制度进行修正与更替。     

技能、制度与道德：政府学习的三重境界

学习型政府的范式是政府应对外在环境变迁的理论构想.学习型政府理念下的"政府学习"可以划分为三重境界,即技能学习、制度学习和道德学习."技能学习"是政府在信息时代与网络社会背景下的电子化过程.它是政府再造的技术前提;"制度学习"是指政府在制度供给中能提供正义性的社会治理规范,它构成政府合法性的现实根据;而"道德学习"是指基于后现代社会"道德自治"理念下政府的德性修炼,它是政府学习的最高境界.     

人性预设视域下宪政的内核与外延

人性善恶的论说，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双重抽象预设观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人性在宪政制度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对人性阴暗面的正视与分析，阐述了现代社会人性之复杂性与宪政制度的相互关系。     

羁绊与超越——论文化取向之冲突与青少年公民素养的发展

公民素养不仅是私人生活领域的修养,更体现了公共领域的规范与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文化取向的矛盾与冲突对青少年公民素养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道德领域,突出表现为公共道德取向与关注私人的道德取向之间的差异：在制度与法律领域,突出表现为特殊主义取向与普遍主义取向的矛盾;在政治生活领域,突出表现为＂臣民＂取向与＂公民＂取向的冲突。鉴于此,我们要充分重视上述文化取向冲突的影响,努力打破各种文化桎梏,发展青少年公民素养。     

“原罪”烛照人性残缺——萧红作品对人性的审视

萧红面对生命价值呈现一种形而上的思索,其作品让我们窥视到人的罪性、人性的局限及人的自我膨胀、人的自我神话,而这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一直忽略的一面。我们缺少＂原罪＂意识,对我们来说罪是带有一种法律的和道德的含义,而不是灵性的、宗教意义上的原罪意识。萧红形象地展现了人类的罪在现实生存中明显或隐含地显示着自身的存在。对基督教＂原罪＂思想的探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来探察真实的人性。     

关注成品油营销过程中的一些伦理问题

在成品油营销过程中注重企业伦理、社会伦理的培养无疑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基础。企业伦理经营、伦理营销已经成为社会伦理的一种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营销伦理应该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高层的部分,企业经济最终将表现为一种商业精神(利润)和人文精神(人性)的融合统一。     

回顾与前瞻中的人性--卢梭社会政治哲学中的人性视野

基于对一种完全未经文明浸染的人的"自然状态"的预设和追溯,卢梭得出了人性本善的观点,认为现实中的恶并不能归咎于人性之恶,而应从社会制度本身去寻找原因.而有道德的人的生成必然有赖于合理的社会秩序,对人性的设定必须从对社会的设定中寻找依据.但合理的社会秩序和政治样式并不能由人的原始善性中自然地引出,而必须借助于理性的自觉建构.在这里,"自由"就代替"良心"而成为人的应然的本质性规定.但体现为自由的道德性并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后才产生的,可要使卢梭描述的契约社会得以可能,它又恰恰是不可或缺的,有着应然的意义,而人性也就在应然而非本然的意义上被规定了.     

企业改制与传统文化

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沿革和西方现代文化的传承来看，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构筑过程中，道德文化建设与企业的进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前加强企业道德文化建设，对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构筑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