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听逆耳之言

长江截流告成,葛洲坝工程怎样过鱼的问题仍在热烈争论。 长江水产资源十分丰富,由于筑坝给四大家鱼(青、草、鲢、鳙)和中华鲟、白鳍豚等名鱼带来的“繁育危机”问题,确实值得重视。     

瞭望哨

如今有这样一种风气:一些地方或单位,在得知别处取得了某项工作经验和创新后,就打个电话索要一份文件或经验材料,并美其名曰“借鉴借鉴”、“学习学习”,然后以文件的形式克隆一份下发,或是复制一份“经验”材料在报刊发表。就这样,人家的工作经验和创新,不费吹灰之力地就变成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创新”。     

学习点亮人生（中）

四、学习主要是为了“寻找启发” 一些年轻同志问：“怎样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 “转化”就是变化和改变。一本书在阅读之前，是一本普普通通的印刷品。阅读之后，从中受到启发。产生了新联想，有了新发现和新感悟，于是就产生了“阅读附加值”。“阅读附加值”越大，学习的有效性就越高：“阅读附加值”越小，学习的有效性就越低：没有产生“阅读附加值”，就属于“无效阅读”和“微效阅读”。     

“多做多错”说

有些人在“多做”、“少做”、“不做”的比较中得到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这样一条似乎是经验的总结。有了这样的认识,于是就有了“混日子”,就有了“阿混小传”和“阿混新传”之类。“不做”本身就是一错,但也不过是“懒”、“积极性不高”的一种表现,何况还可以说出千种辩解的理由。     

评所谓“权力异化”

在所谓社会主义异化的议论中,有的同志特别热衷于要“揭示”什么“权力异化”。他们认为,“国家政权机构的存在,这就意味着政治方面的异化。”而社会主义国家要发挥它的作用,“就必然要站立于社会之上,向它的公民们发号施令,国家政权的外在性力量就会逐渐增大。”这样一来,权力机构就会“官僚化”,“人民的公仆”也就会变成“人民的主人”。他们给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描绘了一幅相当阴暗的前景,客观上动摇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对于这种不正确的议论,我们有必要加以剖析和澄清。     

“神舟”放飞强国梦——访“神舟”四号飞船总指挥袁家军

神神箭扬威, “神舟”飞天。举世瞩目的“神舟”四号飞船已经在预定轨道上执行空间观测和科学试验任务了,可是对于“神舟”飞船总指挥袁家军来说,放飞“神舟”后他的心就像挂在了夭上。 这已是袁家军第四次领命出征戈壁了。在冰天雪地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鏖战两个多月,一回北京,袁家军就一头扎进了位于北京西北     

别总拿“接轨”说事儿

自从有了“与国际接轨”这句话后,可就成了一些人挂在嘴边上的“口头禅”。不论什么事儿,都往“接轨”上扯,特别是那些于法无据、于理无依的营生,也每每打出“与国际接轨”的旗号,或欺世盗名,或中饱私囊,或混淆视听,或逃避打击。在这些人那里,“与国际接轨”就像个“面团”,随心所欲,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又像块“敲     

在两个母亲间抉择

阔别近三十年的母亲和儿子,终于在广州城里见面了。母亲紧紧地拉着儿子的手,第一句话就劝他回新加坡。老人几十年的心愿,就是只需要儿子一个“回”字。 可是,她的儿子——黑龙江矿业学院的副教授陈佩宗,却在“回”字上头跟他的母亲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他来说.早在二十几年以前就已经回来了。回到了伟大祖国的怀抱。若是按照妈妈的意见行事,那就不是“回”而是“离”了。离开抚育他成长的社会主义的广阔天地。     

幸福和幸运

我想给《民主》投一篇文章,谈谈我对“幸福”和“幸福感”的认识。我认为在“福”字上做文章是值得的。在我准备动手时,我同老伴和秘书研究了一下。最初我想从我国一般老百姓对“福”、“禄”、“寿”的传统观点说起。我上饭馆吃饭——我说的不是常接待外宾的大饭店,如贵宾楼、王府饭店……,也不是一般的小饭馆。有时一进门就看见福禄寿三星迎客。人们总喜欢吉祥,也就对其中包括的消极思想内容照例忽略。因此在我的文章中就     

“俄美间谍案”缘起美国政治内斗？

就在梅德韦杰夫和奥巴马两人的“汉堡外交”余味尚未消散．学者们还没来得及深入分析奥巴马所说的“成功重塑”的真正含义之时．俄美关系就突然经历了一场“盛夏的雷阵雨”。     

价值哲学视阈中的“普世价值”

从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看,“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其本身所具有的主体性、相对性和多元性决定了其追求的是主观的合目的性.“普世”是源自西方的一个宗教概念,在其自身发展和技术理性的社会背景下逐渐具有了“规范性”、“普遍性”的含义,其内涵实质上是一种真理意义上的普遍性和标准化,追求的是客观的合规律性.“普世价值”是“普世伦理”在价值领域的一种扩展,本身就包含了意识形态的意义.“普世”与“价值”在本质上的对立表明“价值”是无法“普世”的,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     

小议三个关系

“有位”与“有为”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有位”和“有为”问题,多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到底是“有位”才能“有为”,还是“有为”才能“有位”?意见常常莫衷一是。其实,这是个“说也说不清楚”的问题,如同争论世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有位”与“有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如“上下”、“左右”关系一样,你能说清哪个为先、哪个为后?没有“左”就没有“右”,没有“上”就没有“下”,同样没有“位”就没有“为”,没有“为”就没有“位”,二者相辅相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明确思想政治工作地位的同时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在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同时更加突     

要在“渗透”上下功夫

思想政治工作要“渗透”到经济工作中去,就要做好三个“引导”,提高三个“性”; 首先要引导大家从“政治挂帅”的“帅”字上解放出来,摆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认识“渗透”的重要性。在部分干部中,由于长期受“政治挂帅”的影响,直至现在还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讲“渗透”、“结合”、“服务”,就是降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地位矮了一截,这种认识必须不断解决。其次要引导大家从“工作重点转移”的“转”字上认清形势,明确党的中心任务,认识“渗透”的必然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来就是为总任务服务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建设成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当然也是企业的中心任务。这就决定了党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来进行,为中心任务服务。思想政治工作离开了中心就会脱离实际,就会失去它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也就没有生命力。再次要引导大家从经验教训上悟出道理,认识“渗透”的必要性。在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     

“三新”厂长

曾几何时汾河边上的临汾市金属结构厂,还被人们称为“三废”工厂。这“三废”,指的是该厂使用报废了的旧机器、加工废钢材和招收了许多所谓“社会废品”(失足青年)。这个厂的厂长师回喜也就落下个“三废”厂长的丑名。可是,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转化的。如今,人们就不能不改口把“三废”厂长称为“三新”厂长了。因为这个厂的设备经过改造变新了,生产的新产品受欢迎了,很多失足青年有     

对答:谈谈张贤亮的小说

一位素不相识的《瞭望》读者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我的地址,从辽远的东北来了封信,说读了《对艺术和人生的庄严感》那篇“独白”,里面提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篇“小说的倾向我不想在此评说”,要求道:“是不是可以评说一下呢,我们这里很多人读过这篇小说。”千里迢迢,盛情难却,就来评说评说吧。只是,这篇“独白”就变成“对答”了。     

“效能投诉”

最近,青岛市监察局、人事局和市政府督察室分别开通了“公务员效能投诉电话”,以解决政府机关“门难进”,公务员服务态度差“脸难看”,市民投诉久拖不决“事难办”等问题。 “效能投诉”采取了严格的“责任追究制”,谁不尽职尽责“误了事”,谁对百姓的事拖延推诿、敷衍塞责,接到投诉电话就追查谁的责任。这就“逼”着“公仆”们不仅要认     

对暴力革命必然性的几点看法

北京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主办的《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84年第10期上刊登王海鲸同志《暴力革命的必然性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文,本文仅就王海鲸同志文章以下几点提出讨论。首先,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王海鲸同志重申这一提法。其实这是不科学的。“普遍”一词的含义通常是“广泛”、“共性”,在纵向和横向都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因此,说“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本身就排除了其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增强司法活动的公信力

“案件一进门,两头都托人”,屡遭抨击的“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问题,在2001年年底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再次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 一向以坦率著称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接受本刊专访谈到这个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能杜绝司法行为背后的“关系”、“人情”、“金钱”因素,就无法避免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行为,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就会受到严重损害,甚至会荡然无存。     

向往“政误”公开

推行了一段“政务公开”,增加了“政务” 的透明度,取得了群众的监督,有效减 少了“政务”的失误,大得民心。然而,有政绩,就有“政误”,虽是都在极力避免失误,但总也难免出现失误。 也许并非只是出于“爱面子”的原因,现在的“政务公开”是,“政绩”公开多,“政误”公开少,甚至少到极为罕见的程度。 罕见并不等于没有。河北省邯郸县兼庄乡党委、政府就很有眼光,带头在全乡开设了“政误”公开栏,亮丑亮短,诚心纳谏,赢得了农民群众的真诚赞扬。     

必要的形式要坚持

在前两年,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往往被冠以“形式主义”而遭到非议和取消,开会学习是“形式主义”,开展学雷锋活动是“形式主义”,党內团内正常的思想汇报是“形式主义”,出个墙报是“形式主义”,甚至连写条标语也要被认为是“搞形式”…….有的单位要表扬先进,准备开一个表彰会,就有人说:“发了奖算了,开什么会,搞什么形式哟。”结果会议就不开了。搞得基层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