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不利因素 强化“维稳”机制

当前,我区总体社会治安形势稳定,但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如,群体性事件、＂三股势力＂活动、西方敌对势力涉疆活动、非法宗教活动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使矛盾的不确定风险增大,＂维稳＂更为艰巨。因此,正确分析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遏制和消除＂维稳＂的不利因素,建立纠纷排查和＂维稳＂风险评估、完善法制建设、继续长久地保持＂高压态势＂、加大社区＂维稳＂建设、强化＂综治＂工作等全方位的、立体式的＂维稳＂应对机制,对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重”十“轻”：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创新建设中的误区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促进党和国家事业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全国各地按照中央决策,正在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和创新建设。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不少地方社会管理和创新建设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有的甚至陷入误区,大致可将其归纳为十＂重＂十＂轻＂十个问题,即重强化轻改革、重维稳轻根本、重管理轻服务、重形式轻内容、重标准统一轻条件差异,重全面控制轻激发活力、重政府责任轻社会参与、重权力延伸轻村居自治、重现代技术轻群众工作。     

基层信访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制型”向“回应型”

信访是彰显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交往理性,是公众对政府能力信赖与期待的策略选择,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冲突的指数。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兴起和行政法治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呈现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公众的权利保障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难以得到平等的维护与回应,已不适应现代国家的民主法治理念。要实现基层信访工作的实效性,就要革新治理模式,寻求维权与维稳的平衡点,建构以平等协商、参与回应为核心的回应型治理模式。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并引入第三方协同参与治理,为基层民众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机制,实现治理模式由压制型向回应型转变,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迈进。     

公民维权与政府维稳的关系

维权和维稳是有机的统一体,二者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公民维权是对政府维稳的有益补充,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是造福民众,社会稳定也是无数个公民权益得到实现的结果。然而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越维越不稳＂的情况成为了一个切实的问题。很多时候,在比较偏激的观念的支配下,抑制合理的利益诉求往往会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错把民众的正当诉求当作不稳定因素,最后激化了矛盾,损害了社会稳定。本文从维权与维稳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出发,认为当前所应选择的态度,就是要以开放和理性的精神,既维权又维稳。     

从“7·5”事件后的维稳看我区反恐防范工作机制的转型升级

＂7.5＂事件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紧紧依靠各族干部群众,迅速平息了事态,实现了社会基本稳定。总结维稳工作,我区反恐防范工作在维稳主体上实现了由一元单挑向多元并立的转变;在维稳手段上实现了由单一向综合的转变;在维稳基点上实现了由单位向社区的转变;在维稳机制上实现了由被动反应式向积极主动式的转变;在维稳目的上实现了从控制束缚层面向以人为本层面的转变。这些转变对建立和完善我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与基层维稳实践——以北京市朝阳区“一网、两库、三关”科学维稳体系为例

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北京市朝阳区立足基层实际,着眼社会管理创新,建立了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一网、两库、三关＂社会维稳风险治理与科学管理体系,有效地提高了维稳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并在理念思维转变、体制机制优化、方式方法创新等方面为探索建立社会服务管理新模式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以自由看待权利以权利看待法治——读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

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法治化进程中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研究》一书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多维视角透视自由，提出“自由主义视野下的权利”，包括两层主要涵义：自由主义以权利为基础，权利以自由为核心。书中着重分析了权利的法定性，明确划分法治的显性要素和隐性要素，并将权利的概念纳入作为系统工程的法治的各个组成要素。该书锁定公民权利和法治社会两个核心概念，指出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准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性架构，具体地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界限；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法治社会的核心评价标准，即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     

政绩存在的“权力—权利”分析

政绩是官员的本职贡献。政绩的存在证实施政人员权力行为的效果,即官员执掌国家权力、正确施政所取得的良好工作结果;证实受政人员权利行为的实现,即民众享有法定权利、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合法诉求正当利益并将其充实进官员的正确施政所带来的正面行为效应;证实行使权力施政与行使权利受政的良性互动,即官民协力获取正当利益、共同满足合法的整体需要与个体需要。在官那里,权力的价值得到政绩体现;在民那里,权利的价值经过政绩得到利益实现。促进政绩成立、维持政绩长效的关键是形成正当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权力—权利"一体化。     

仪式、关系与基层治理中的政治信任机制建构——以“万名干部进村入户”为例

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呈现弱化趋势。由各地党委和政府推动的干部下乡活动可以视为政府自我调整或矫正的标志性动作之一。它既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当代延续,也是维稳政治的现实需要,更是国家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路径之一。如果将干部下乡活动作为国家＂政治仪式＂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旨在建构政治信任的＂仪式＂背后国家权力的运作策略和机制以及＂仪式＂展开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意外后果。而以＂关系＂的视角从微观上考察这一下乡活动,我们发现,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困境不仅来自于＂关系＂双方主观方面的理性计算,也来自双方客观上的社会距离,更在深层次上与某种泛家族主义观念相关。     

走出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困境——从自由主义的悖论到马克思的批判性建构

和谐的社会是权利和权利之间关系和谐、平衡的社会。比较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利与权力关系,是体悟权利与权力关系奥秘的一个视角。自由主义思想的权利与权力关系是在充满悖论色彩的自由主义的人的观念中完成的,这种悖论孕育了自由主义式权力体制对权利保障的可能的最大缺陷——自由竞争带来的权利的被剥夺和被侵犯。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对自由主义观念及其社会形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提出了马克思式的权利与权力关系及其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的思想,都极为强调常态社会的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正常状态,即强调个人权利对于国家权力的优先性和构成性关系以及国家权力存在是以保障个人权利为目的,这是社会能够正常、和谐的关键。     

论民事检察权的完善

我国民事检察权是依据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并结合我国国情确立起来的,适应了维护国家民事法制统一、增强和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公民、法人的重大利益的需要。完善民事检察权需要平衡几个关系:1、监督民事诉讼同维护法院终局裁判稳定性的关系;2、国家干预和当事人处分权相统一;3、正确处理民事检察权和民事审判权关系,建立监督兼顾公诉的民事检察模式。     

法与法律的概念辨析

作为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法是以一种社会观念的形态出现的,表现为社会主体的诸种社会权利欲求;法律则是一种体现国家意志的制度化的、实在的规范体系,国家权力是其后盾。把握法和法律概念上的区别与联系,既是学理上的需要,也具有现实意义。     

中东伊斯兰力量掌权前景分析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中东出现了伊斯兰力量夺权的浪潮。总体来看,伊斯兰组织采取了四种策略,即政变、恐怖袭击、内战或者革命以及参加民主选举。由于各国执政者对军队的严密控制,除苏丹这个特例外,政变从未成功。恐怖袭击虽能破坏社会秩序,但无法动摇政权的根基。伊朗革命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别国无法成功复制。而大多数中东国家中央政府相对强大,不具备发生内战的条件。因此,在中东国家实行政治改革后,参加民主选举成为获取权力最为现实可行的方式。在此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伊斯兰组织将会放弃暴力夺权的方式,淡化意识形态的色彩,与其他世俗政治派别一起公平竞争国家权力。     

犯罪构成的价值评价——从权力和权利的角度出发

犯罪构成的运行不仅充斥着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服从与反抗、制约与反制约的激烈交锋,也演绎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话与协商.立法权通过立法以犯罪构成为媒介来实现对司法权的限制,而犯罪构成的价值评价又赋予了司法权得以反抗和制约立法权的机会;权利要想制约权力,价值评价必须和事实评价独立进行,而且必须具有开放性,即具有不断吸纳各种阻却事由功能的价值层面的存在.     

劳动权的宪法释义及其救济机制研究

宪法视阈下的劳动权是指宪法规定的有关取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及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它是一项综合性权利,由择业自由权与就业援助权为核心要素构成的一系列权利束。劳动权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属性,它应受到宪法合理的限制。劳动权与公权力、私权利存在冲突,应通过比例原则与平等原则、倾斜原则与协调原则调适。宪法视阈下的劳动权具有可诉性,建立宪法主导下的法律保障体系,同时借鉴域外立法构建包括公益诉讼制度在内的司法救济和宪法救济模式,以确保劳动权的实现。     

我国暴力犯罪活动的趋势和对策

暴力犯罪在我国建国50年中,经历了由多到少和由少到多的过程,其变化主要受社会控制力强弱、青少年人口数量和比重、打击力度的大小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种犯罪的比重将有所下降,但图财性质的暴力犯罪在整个暴力犯罪中的比重会继续增加.对暴力犯罪的控制,尤其要贯彻打击与预防并重的方针.     

突发事件中警察权行使的宪政思考——以社会安全事件处置为视角

突发事件尤其是社会安全事件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警察,在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活动中,是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全的重要力量之一。同时,警察在突发事件中的权力行使又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在突发事件中,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宪政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博弈。     

“国家秘密”理念与“合法伤害权”消解

国家秘密界定的模糊性易导致公众知政权的“合法伤害”，调整“国家秘密”理念有助于“合法伤害权”的消解。理性设立国家保密事项的合理界限应该确立两项基本原则：以信息的公开是否存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或损害”作为秘密事项判断的标准，且危险或损害的“明显”而“即刻”性预测是合理的；基于前一原则强调公民权利的满足而非政府权力的到位，对于不明显符合上述原则的那些信息，应以公开而非保密为优先考虑。     

论我国仲裁证据保全权的分配

在仲裁实践中,证据往往会由于某种原因的存在而有灭失或今后难以取得的风险,因此在各国仲裁实践中,均须建立起合理的证据保全制度,而证据保全权如何分配是合理构建证据保全制度的关键.仲裁证据保全申请权应分配给当事人;仲裁证据保全执行权应分配给人民法院;在仲裁程序开始之前,仲裁证据保全的审查和决定权应分配给人民法院,在仲裁过程中,保全的审查和决定权应分配给仲裁机构,以此完善我国仲裁证据保全制度.     

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法律冲突——“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事件的法律分析

社会公权即政府权力,是维护社会治安之必须,维护和谐社会之必须。无公权则无法协调社会秩序。但是公权与私权之间具有不平等性,享有对公民个人的支配权,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公民相对于公权本来就为弱势群体,公民个人无法与之相抗衡,往往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极易受到侵害。如果公权被滥用,将对国家、集体和公民利益造成超乎任何犯罪的损失。因此,要控制行政权力膨胀,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以防止其滥用和越权行使以保障基本人权,防止权力异化损害人民民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