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移交琉球行政权谈判中关于核问题的交涉始末

2009年12月22日,日本《读卖新闻》曝光了日美琉球"核问题",这在日本政界和日美关系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认为,美日在琉球核问题上的立场与琉球行政权移交问题紧密相关,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而且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后者实现的时间和条件。而琉球行政权移交问题又离不开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国对日战略,以及日本自身的变化。在美国统治琉球的27年中,美国对琉球的政策始终是变化的,但是其基本的宗旨一直是维护、巩固和发展美日同盟,将日本培养成在远东对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远东形势,特别是日本本身的变化,是美国对琉球政策包括对琉球核武器问题的立场发生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佐藤政府对琉球政策:模糊立场与渐进路线

佐藤荣作执政期间三次访美,逐步推动美国放弃琉球施政权,这三次首脑会谈集中体现了佐藤政府解决琉球问题的政策方针。实际上,推动“返还”的幕后力量来自琉球岛内以及本土主张“返还”的势力,特别是反对党,佐藤的琉球政策更多的是对他们态度的一种回应。他们的态度逐渐变化,佐藤从远东安全的角度考虑如何解决琉球问题,在不损害琉球基地机能的前提下,根据这些态度制定对策。佐藤应对琉球问题的基本方针是试探、模糊与渐进,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回归”策略,主要原因在于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以及日美不平等的同盟关系。琉球问题与日美同盟紧密相连,在当时是能够引起日本国内政治动荡甚至分裂的敏感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可能危及日本国内政治,还可能导致日美同盟关系恶化,而无论哪种情况都足以结束佐藤的政治生命。     

钓鱼岛争端初起时的台美交涉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欲将钓鱼岛群岛的"施政权"随同琉球群岛"归还"日本。台湾当局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交涉,否认琉球主权属日,强调钓鱼岛不属于琉球,应分案处理,然自身所处困境使其在对美交涉中进退两难。美国从自身利益及亚太战略考虑,在此案的处理上偏袒日本,表面采取"中立"立场,实则将钓鱼岛的"行政权"交予日本,为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提供了便利,造成之后中日之间的钓鱼岛纷争,为中日关系埋下隐患。     

日本“蚕食”钓鱼岛之路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国,改为冲绳县。同年,中日两国政府曾对琉球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双方都认为琉球共36个岛,钓鱼岛等岛屿根本不在36个岛之内。1895年1月29日日本内阁再次讨论,决定强行占领钓鱼岛,在岛上建立标牌(实际未建)。同年4月17日,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     

中日青少年交流回顾与思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青少年交流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由点及面全面铺开，经历了起步、兴盛和平稳发展3个大的阶段。中日青少年交流主要有交流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交流密切度与政治关联极大，交流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着眼长远，走向机制化以及矛盾与发展相辅相成5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两国青少年交流对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影响，最突出的表现为有利于拉近两国国民距离，增进国民感情；有利于减少两国民间误解，增强政治互信。展望未来两国青少年交流，两国应该采取着力建立中日青少年交流长效机制、进行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加大两国留学生交流等对策。     

试论德法关系与欧洲一体化进程

1963年《爱丽舍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德法两国的和解，也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演进提供了政治基础。本文以此为开端，对之后50年间德法两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各时期的力量博弈进行分析，论证了两国关系与欧洲一体化之间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关系。     

评德国和日本不同的二战史观

在对待二战历史问题方面德国经历了与日本完全不同的过程。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形成鲜明反差的原因，不仅应该在战胜国对德、日两国的占领政策及两国战后的政治发展中，也应该在二战受害国对德、日两国的态度中寻找。如果日本不彻底改变它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它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有明显的改善     

韩中两国间经济交流合作的现状及其促进方案

一、相互交流会作的领域1．经济交流与人际交流韩中两国的经济交流，不仅能够充分发挥两国经济的互补优势，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还将促进同韩半岛北方、俄罗斯、蒙古等的交流合作，进而能够推动韩半岛的和平统一进程。到1997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243．4亿美元，较之1992年增长了4．5倍。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国，韩国则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国，两国的经贸关系正在不断扩大。目前，韩国主要从中国进口劳动集约型消费产品，并向中国出口机器类、原材料及原料等商品。随着中国产业水准的提高和两国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这样一种贸易结构…     

从战略高度构建中韩伙伴关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简评

2008年5月30日，韩国总统李明博圆满结束对中国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顺利返国。通过这次访问，中韩两国间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宣布，提升后的中韩关系将进一步促进两国在外交、经贸、人员交流、地区及国际事务合作、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此外，李明博总统还于5月30日在结束对驻中国青岛的韩国企业的视察后飞往四川成都，     

韩中两国经济的互补关系

韩中两国经济的互补关系一、两国不同行业的结构分析韩国与中国以两国的经济特性和相互的优越条件为前提，通过贸易及投资，开展了比较活跃的经济交流。下面就两国间的互补关系，不是从量的指标，而是利用质的指标，进行深层次的分析。这种分析，通过测定韩中两国间交易的...     

Nation Branding as Nation Building: China’s Image Campaign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links between China’s nation building exercises and its efforts to promote the country as a ‘brand’. By using the examples of the Shanghai Expo, China’s national image films and the revival of Confucius, I show how Chinese soft power is both inward and outward looking. Understanding this dual role of soft power is important in comprehending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s behind China’s attempts to create and manage its identity as orderly, prosperous and legitimate.     

当代韩国儒教与释奠

为了探讨当代韩国儒教的现状,本文首先考察了韩国儒教的宗教争论、儒教界的组织与活动。其次,为了探讨代表韩国儒教文化的成均馆仪礼文化,主要通过分析释典祭仪礼的由来及其种类、释奠佾舞的乐章歌词,对韩国儒教现状与演变过程进行考察。韩国的儒教文化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一定形态的有形文化,例如成均馆的文庙、明伦堂、释奠、佾舞、地方乡校等建筑物或祭祀仪式;另一类是虽然没有一定形态,但保留在韩国人意识中的无形文化,例如礼仪精神、士精神以及祭祀文化等。     

日本人中国法律观的历史考察

日本曾经在很长的时闻内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为圭臬，其法律制度基本照抄了《唐律疏议》和《大明律》的主要内容。近代以来，日本人逐渐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转向学习西方法律文化。并试图将日本法律文化推向整个亚洲。20世纪以来，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由学习转向了研究，许多中国法律史研究著述出现，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逐渐转向理性的思考。     

三十年来我国满铁研究现状述评

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设在中国最大的“国策会社”，是日本在中国搜集军事、政治、社会、文化等情报的特殊机构。日本战败后，满铁大部分资料留存于中国，分散于中国国内的数十家图书馆。这批规模巨大、卷帙浩繁的满铁资料，是我们研究东北亚近现代史、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和中国东北地方史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三十年来我国的满铁文献资料，整理和出版及学术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日本电视剧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大陆传播现状

互联网已成为日本电视剧在中国大陆传播的新平台,但对该平台的研究却与其受关注程度不对等。日本电视剧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大陆传播的主体是将日本电视剧上传至互联网的字幕组及个人,客体是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大陆传播的所有日本电视剧,受众以日语学习者、偶像剧迷、年轻白领为主。日本电视剧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具有先行快速便捷、客体数量庞大却制作不够精良、受众范围小、影响力大等特点,在中国的影响遍及语言、服饰、饮食、旅游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面临着版权保护难度高、跨文化传播等问题。     

日本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保护

日本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制度完善而具体,历史上曾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二战后其相关制度发展缓慢,许多规定已明显不符合国际亲子法的发展趋势。为全面了解日本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保护制度,需要从非婚生子女的确认规则及其权益保护规则两方面全面解读日本相关法律,并深入分析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及面临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解决中日民间交往中可能出现的子女婚生或非婚生地位的争端。     

Spring offensive 1972

Abstract

These four essays on Confucius, Mo Zi, Shang Yang and Zhuang Zi were published as a book in the Soviet Union in 1970 by Vitaly A. Rubin, a dissident Russian Jewish intellectual who has only recently found sanctuary in Israel. As Steven I. Levine makes clear in his preface, Rubin's book is best understood not simply as an objective analysis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but rather as a personal commentary on the Soviet regime today. In fairness to Rubin as a Sinologist, however, I will first summarize his scholarly views before commenting on the broader implications of his work.     

日本地方政府公民行政参与制度化建设的经验与启示——以日本神户市、名古屋市为例

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离不开城市居民的理性参与和支持。本文从思想观念、制度建设、操作手法、监督体制等方面对日本名古屋市和神户市政府推进公民参与城市建设的经验进行了分析。为实现城市更好更快发展，中国需要认真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构官民共治（协动）的治理结构，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体制。     

日本公民馆与公共精神的培育

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们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关系网络中。公民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社会中公共精神培育的重要载体。日本公民馆促进了公民参与网络的构建，增加了民众间的社会资本，培育了公民的公共精神即平等精神、自治精神、参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