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新路径

治理理论的出现为避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社会管理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需要向社会治理转变,需要转变政府职能。为此,应从管理到治理重塑政府理念,从一元到多元构建治理网络,从纵向到多向再造权力流程,从失范到规范完善治理法律,从而不断推进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改革

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研究与深刻反思过程中形成了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在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的同时,更加强调要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可以对政府改革进行全新的审视,并拓展对于政府改革的认识,其独特视角对于我国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努力打造富有淮安特色的社会治理样板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新部署、新要求。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这是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体现了从＂管理＂国家向＂治理＂国家的理念飞越,进一步彰显了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关系平等化、治理手段柔性化和治理理念法治化的发展趋势。     

体制涅槃: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基于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理论探索

缘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认识的差异,西方社会学者对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基于此理论视角,中国学者在分析社会治理问题时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思路,预设了不同的操作路径。主张重塑"国家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主体性互构论",强调在社会治理中实现"国家在行动、市场在行动、社会在行动",推动"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合作共治、互构互强,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相呼应,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思考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发展,以其独有的特质和优势参与社会治理领域,并承接了大量社会治理的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社会组织的存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成为国家治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织形式。本文分析了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重要作用,并从规范管理、拓宽融资渠道、加强监督和制约等几个方面提出积极对策。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我国社会治理创新

和谐社会不仅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而且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方法论诉求。和谐社会蕴涵的科学高效的治理价值与理念,预示着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在我国,由政府单一化的治理走向公共治理模式,是和谐社会的构建中的必然趋势。就现实视角看,推进社会公平、整合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成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创新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现实着力点。     

社会治理创新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推进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有其必要性。地方政府在治理中面临诸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理念偏差,社会治理创新能力的缺失,社会治理资源的缺乏等困境。地方政府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就是树立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提高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进一步转变社会管理职能,大力发展和培育非政府组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等。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以宁波市为研究对象

基层社会矛盾运动构成了宁波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治理变革的内在驱动力,而一个相对成熟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对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宁波市从"包容性发展"理念和价值观的确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扩展和优化、合作治理机制的构建等几个方面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而基层社会服务供给二次分工机制作为基层社会服务领域资源配置方式的创新,丰富了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宁波市的创新实践产生了社会管理互动性、服务性、专业性和社会自主性水平的提高等效应。     

福建晋江“554”社会治理创新经验的启示

福建晋江2010年10月确定为全省唯一的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单位。三年来,晋江探索了一条具有晋江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其主要做法和经验可以概况为"554",即:"构建5大体系,促进5大创新,实现4大转变"。晋江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成了晋江经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554"经验对正在进行中的县域社会治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和示范意义。     

协同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协同治理成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作为全球语境下的一种治理新理念,它的理论基础是复杂性管理范式,前提假设是"多中心"理论,以信任为基础,坚持上下互动的权力向度与资源整合的权威来源,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福利的改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四大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以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传统关系格局,由于传统政府治理范式的时代不适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一治理主体的"失灵"困境和多元治理主体的产生等原因,中国政府向协同治理范式转变具有了现实必然性。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实现政府传统治理范式向协同治理范式的转变,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前提之下,加强协同治理的行政生态文化重塑,推行公共服务取向的政府再造,积极培育"第三部门",壮大公民社会力量,构建一整套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     

《社会治理》栏目约稿

<正>2015年本刊改版后增设《社会治理》栏目,旨在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国家社会治理水平的治理目标,为推动社会治理领域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理论研究平台,为地方政府创新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供政策咨询和理论支持。本栏目选题方向侧重以下方面:社会治理基本理论的新观点、新视野、新成果;政府部门社会治理的典型做法和经验总结;社会领域治理实践的新探索。     

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研究

社会动员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基层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发挥社会动员的独特优势,积极引导社区居民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当前,在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动员行动范式表现出分类精细化、机制结构化、逻辑明晰化等鲜明特征,在利益选择、社区资源、归属感、社会力量等方面面临动员困境。亟待通过社会动员理念重塑、社会动员共同体构建、社会动员技术更新、社会动员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抗逆力提升等,提高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效率,同时,准确把握社会动员的适度边界,实现居民参与基层治理与社会动员在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     

以全周期管理思维推进宁夏全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全周期管理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要理念，其精髓在于系统管理。在全国率先推进全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宁夏，要坚持全周期管理，将全周期管理、全域社会治理引入社区治理领域，体现了宁夏社会治理范式的转型和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建设的新起点，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新趋势，对社会治理各项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要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从全流程、全要素、全场景的维度提升全域社会治理水平。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创新路径探析

当前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从法治理念、法律体系、法治平台以及治理能力和化解矛盾等等方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同时要积极探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和途径,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意蕴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是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极大提升,它赋予社会治理新的时代内涵,蕴涵重大创新举措,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形式科学化、治理过程民主化、治理体系全面化以及治理目标明确化。     

从流动人口管理走向流动人口治理——我国政府流动人口管理中行政范式转型的制度设计

流动人口管理问题已成为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从政府行政管理而言,需要构建以"治理"理论为基础的新的理论框架和制度设计,从而实现流动人口管理中的行政范式转型.     

化解社会矛盾与构建新型社会治理体系——以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视角

1952年7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进步与变革,在新的视域下认真审视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建设和谐社会再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国家社会管理方式、社会治理理念的升华.本文以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视角,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的特点以及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对化解社会矛盾、构建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的启示.     

党建引领片区治理的机制创新和实践路径——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

基层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心，当前基层社会中的矛盾和困境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基层治理碎片化、政府治理的条块分割和治理体系内在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上海市徐汇区以党建引领片区治理提升治理效能，从治理单元、组织体系、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等4个方面推动治理模式创新，强化资源要素在片区整合，构建“扁平化”的治理体系。立足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要求，未来应在探索党建引领的工作机制、片区融合发展、治理机制范式创新、打造功能性枢纽平台上进一步推进片区治理创新发展。     

从政社关系到党建引领:理解社区治理的范式转化与经验嬗变——基于对上海沪街的实证研究

社区治理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所在,也是理解和破解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场域,这种现实驱力将社区治理带向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然而,既有的研究要么停留在对产生于西方国家语境下的理论资源进行移植或套用,要么受制于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框架而忽视了基层社会的微观治理生态。此次研究将党社关系带回基层社区治理研究视野的中心,提出"社会本位"应成为新时期社区治理的新型研究范式。这一范式既彰显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政治属性,又体现了党对社区发展的社会属性,从而形成党社互构的交互关系机制。研究表明,上海沪街的社区治理实践较好地诠释了党社互构关系模式下的双重增能效应,即基层党组织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下,聚焦社区深层需求、培育社区活力、推动社区再组织化,以不断推进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社会化格局。     

和谐社会与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和谐社会不仅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而且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方法论诉求.和谐社会蕴涵的科学高效的治理价值与理念,预示着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在我国,由政府单一化的治理走向公共治理模式,是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必然趋势.就现实视角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优化阶层关系、协调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公平,成为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公共治理的现实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