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社区建设的若干思考

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特殊体制下的社区建设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兵团要在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完善和理顺行政职能，强化社区的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党委重视、行政主导、职工（居民）参与的社区建设新格局。努力打造和谐社区、生态社区、文化社区，更好的发挥社区建设在兵团屯垦戍边的重要作用。     

依法规范社区职能，合力推进社区建设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一、社区职能的调整变化，是城市管理和发展的客观要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律规定表明，社区既不是行政组织，也不是民间社团，而是既承担政府部分工作，也要发挥自治功能的法定组织。     

社会组织化与社区治理研究

在行政改革日益向社会治理模式迈进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化是一个必然的社会内部结构变革的基本特征.而在社会整体的组织化格局中,社区组织化对于社区治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文章以治理理论和社会组织化理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阐述社区治理的本质和社区组织多元发展的重要性,并通过介绍我国现阶段社区组织的现状,发现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为培育社区组织和实现社区治理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社区党建与社区建设的关系

社区建设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建设新型社区，促进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其基本内容一般包括社区事业建设和社区组织建设两个方面。其中，社区事业建设主要内容为五项：社区服务、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组织建设主要包括社区党的组织建设、社区自治组织建设、社区群团组织建设、社区社团、中介组织建设。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社区建设有行政推动模式与自治模式之争,本文认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应该遵循责名求实这一简单的路径,先将社区定位于居委会所辖区域,然后再求居委会自治组织角色之复位,这一定位与复位的过程便是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而定位与复位又是在既有法律框架内的高效低耗的理性抉择。     

城市社区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的崛起

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共同构成了社区发展的三大板块,其中第三板块即非营利组织的作用举足轻重,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社区发展计划中,非常重视非营利组织的作用.我国大连市的“社区服务社”是社区建设的有益试验.     

努力拓宽为民服务新领域

社区组织，这一新型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机构，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独有特征，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应运而生。克山县是黑龙江省西部腹地的一个有百年历史的中等县份，而今正在沐浴着社区管理与服务的阳光和雨露。     

社区微治理的基层逻辑与社区福利建构北大核心CSSCI

社区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交融和互动过程中推进的,其模式也必然与这个过程的特点和需要有关。社区治理的目标诉求在实践中得以更新,从早期的维持社会生活秩序、进行社会管理逐步过渡到当下的为社区居民创造多元化的福利。微治理是社会治理优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体现的是纵横网络的贯通。实践中社区微治理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逻辑方向展开,通过自下而上的居民自组织与自上而下的国家事务催生社区微组织,建构社区福利。社区党组织的建设是突破各种行政壁垒、激发社区微组织活力的关键所在,有利于促进实现以党建为引领的组织的多元整合和横向联合。     

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体制、政策、法律路径

社区作为相对独立完整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有其自身的自组织机制，即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社区通过自身就可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进而实现社区公共生活的有序化，这种自组织机制同时也是一种自组织能力。但是应该说，这种自组织能力还只是一种潜能，不仅需要立足社区共同体自身加以发掘和培养，也需要改善其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系统，为其发展创造外部条件。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信任机制:类型、特征与再生产

社区信任是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前提条件。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行政信任和人格信任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任机制。行政信任是指对社区行政组织的认同,行政主导、行政在场和行政加冕程序强化了行政信任的生产与再生产,使行政信任具有了可迁延性。人格信任是指对社会组织这一外来治理结构的总体性疏离和对其中个体行动者的特殊化信任,具体化信任、功利性信任和总体不信任是人格信任的基本特征,因此人格信任具有不可逆性。超越对社会组织的人格信任需要从建立总体性关联、把社会组织推到前台、提升服务自主性与专业性、加强制度宣传与公民教育等四个方面着手。唯有如此,才能走出社区治理的"共同体悖论"困局,真正发挥社区信任的治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