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协定中非歧视待遇的适用阶段与例外——兼议中国之对策

非歧视待遇包括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许多国际投资协定和与投资有关的协定明确规定的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标准,也是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关键因素。各协定对其适用的时间范围存在较大分歧,焦点在于非歧视待遇是否适用于投资准入前阶段以及允许缔约国保留哪些例外。     

双边投资条约的晚近发展及其影响浅析－以美式双边投资条约为研究对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边投资条约发展迅猛，在形式、数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一些反映投资自由化的规则不断出现在双边投资条约中，对东道国外资管辖权形成了新的挑战，而美国式的双边投资条约更是自由化立法的代表，提出了诸如准入自由、禁止履行要求等诸多高度自由化性质的投资法规则，严重削弱了东道国外资管辖权，值得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     

晚近双边投资条约发展值得注意的几个特点--极力弱化东道国外资管辖权成为趋势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尤其是 90年代以来 ,双边投资条约的迅猛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也成为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晚近双边投资条约中许多条款都反映出明显的进一步削弱东道国外资管辖权的意图 ,这些意图不仅表现在对外资准入自由化的提倡和外资保护水准的提高上 ,也反映在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和投资争议解决方法的国际化上。 2 0世纪 6 0— 70年代为联合国大会一系列决议倡导的维护东道国外资管辖权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和规则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些都是应当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试论TRIM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及其适用

TRIMs协议以多边协议的形式将GATT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引入了国际投资领域 ,但由于对TRIMs协议中国民待遇原则存在模糊的认识 ,造成理论和实践中产生对国际投资领域国民待遇和国际贸易领域国民待遇的混淆。具体分析TRIMs协议国民待遇的产生和性质 ,明确其非投资待遇的性质 ,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适用TRIM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     

国际投资领域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例外分析

国民待遇原则作为一项相对待遇标准,其法律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防止歧视性,还意味着适用于本国投资者的所有法律体系都将同样适用于外国投资者.本文通过对国际投资法实践中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例外规定的具体分析,认为国民待遇适用的投资政策性和一致性,势必要求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慎重选择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明确例外规则的重要性,从而制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投资政策.     

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中国利用外资的变化与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复苏阶段,中国利用FDI的规模、来源地、进入方式、产业布局与地域布局较危机前有所改变。来华FDI增速放缓及其结构性调整将是未来长期趋势。针对这一现状,建议中国应借助全球经济放缓这一契机从改善投资环境、将外资待遇向国民待遇回归、扩大内需、加大对外资的管理力度和引入竞争机制、注重引资政策的产业导向性与地区导向性等方面更好地利用FDI,以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入世与我国外资立法的完善

我国加入WTO ,意味着要按WTO规则办事 ,因此完善我国外资立法应以WTO有关利用外资的协诉为其基本依据。具体言之 ,即在外资准入方面 ,继续扩大外商投资领域 ;在外资待遇方面 ,逐步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 ;在数量限制方面 ,修改或取消进出口销售数量限制的投资措施。     

经济主权原则在投资自由化下受到的限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发达国家掀起了投资自由化的热潮,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卷入其中。基于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各国将不可避免地鼓励和促进对外投资,作为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之一的经济主权原则始终贯穿于对外投资的整个过程,但在投资自由化趋势下,国际投资法制的发展在某些方面限制和削弱了这一原则。一、双边投资条约。双边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投资者及投资领域、投资准入、投资待遇及争端解决。在缔结双边条约时,东道国往往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目标做出一些妥协给予外国投资以优惠的投资条件。根据国际法,缔结条约双方必须…     

海外直接投资之中国投资者论证

确认投资者是研究海外直接投资的先决性问题,对海外直接投资中投资者“中国”国籍的认定将直接决定投资准入、投资待遇、国有化和征收、争端解决等一系列与投资有关的问题。笔者将通过解读条约和ICSID著名案例试图对这个基础性概念进行解读。     

国民待遇与外商投资企业

国民待遇是一个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的问题。投资方面的国民待遇主要指一国在互惠基础上给予他国自然人或法人在投资财产、投资活动及有关的司法行政救济手段上与本国国民同等待遇，简称为‘外资的国民待遇”。一、国民待遇在中国的实践及发展。自对外开放，外资开始进入中国以来，国民待遇一直是我们对外谈判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无法回避。在我们争取“复关”的谈判中，国民待遇问题也突出出来。现代国民待遇是双向互惠的，但由于我国国内条件不具备，不能普遍对等实行国民待遇，因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政策、法律均极少涉及国民待遇。在…     

国际投资法制多边化发展趋势研究

从1948年<哈瓦纳宪章>到WTO的TRIMS,国际投资法制经历了从多边投资条约的失败到双边与区域性投资协定繁盛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但是国际投资法制多边化进程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晚近国际投资法制一致性发展的需要、投资者与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努力推进,使得国际投资多边法制建设产生了可能性也具有可行性.未来多边投资条约中的重要问题...     

论外资国民待遇标准与中国外资立法政策的调适

随着经济全球化、投资自由化趋势的日益增强 ,外资国民待遇标准的处延有逐步拓展、并在形式上有专门多边条约调整的趋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过分依赖给予外资优惠的立法政策已显现出负面影响 ,为因应国际投资自由化和我国经济转型的需要 ,我国的外资立法应采取以维护内外资公平竞争环境为价值取向的政策。     

论《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投资协定性质

《服务贸易总协定》在性质上是各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并非贸易协定,这是由服务本身的性质造成的。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性质和宗旨看,发达国家有意搭多边贸易体制的便车,以服务贸易之名行对外投资之实;从《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服务的分类看,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无疑要伴随着跨国投资;从《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规定看,这里的待遇实际上是给予服务的提供者而不仅仅是给予作为商品的服务;从《服务贸易总协定》对市场准入的规定看,市场准入允许服务提供者在他国进行投资设业,这涉及东道国对外资的审批。《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订,不仅丰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议题,也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行带来了新的挑战。     

论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

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主要涉及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 ,如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国有化或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另外 ,还涉及特许权协议、拒绝司法、外交保护等问题。就外资待遇而言 ,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慎重承诺。笔者通过对国有化问题的分析 ,认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不是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而是一种“合法行为引起的国家责任”。关于特许协议 ,笔者认为它是国内契约。此外 ,在国际投资中 ,还涉及因污染转嫁而产生的国家责任。     

解决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问题的新思考--以《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为依据

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可能会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法律地位较高的国际条约与法律地位较低的国内法相冲突,我们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予以解决;第二种是法律地位相同的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相冲突,我们适用有条件的条约优先原则、解释一致原则、修改国内法和修改国际条约这4种方法予以解决;第三种是法律地位较低的国际条约与法律地位较高的国内法相冲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第7条的规定排除了这种冲突出现的可能性.     

论我国投资机会均等的法律保障

所谓投资机会均等,是指在同等条件下,投资主体享有相同的投资权利和待遇。投资机会均等直接涉及到对外国投资的待遇标准。在双边投资条约中,采用的标准主要有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两种。欲使投资者享有均等的投资机会,必须加强并不断完善涉外投资立法,给投资者以法律上的支持和保障。而我国投资机会均等的法律规定明显不足,应加以完善。     

论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

国际条约如何适用于国内,各国立法、实践不一,而我国对这一问题尚无明确、统一的宪法性规定。因此,构建一套以宪法性规范为核心的条约适用制度已成为必要。建立中国的条约适用制度必须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条约效力优先原则相结合,以专门性立法的形式明确不同层次条约的地位及效力,并对条约的适用方式做出灵活简便的规定。     

国际条约在涉外民事审判中的适用

国际条约作为国际私法一个重要的法律渊源,能否在一国国内法院涉外民商事审判中适用,在国际法理论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基于当前世界各国在这一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情况,分析一国国内法院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适用国际条约的条件和意义,这为我国在“入世”后如何适用世贸组织规则提供了一个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