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短工化”视角下的“民工荒”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我国当前的"民工荒"现象并非绝对的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一种结构性、技术性劳动力短缺。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微观层次分析,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行为,是形成我国"民工荒"的最直接因素,也是"民工荒"现象最有力的解释。因此,要解决"民工荒"问题,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的"短工化"行为,而市民化是改变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根本途径。     

“民工荒”“涨薪潮”现象的原因与应对策略: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民工荒""涨薪潮"现象并非是我国劳动力市场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所致,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有两个标准:一是农村过剩劳动力是否全部转移到工业领域,二是劳动力短缺是否是"持续性、永久性"短缺。研究显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全部转移到工业中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只是一种表象,是供给的暂时性短缺,劳动力供需的拐点即"刘易斯拐点"并没有真正到来。我国出现的"民工荒""涨薪潮"现象是由于农民工主体发生变化,新一代农民工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人性化管理等方面期望远高于老一代民工所致,而且由于通货膨胀,农民工的生活成本提高,农民工的实际工资缩水,出现涨薪的客观要求,并且,由于"民工荒"现象,劳动力市场供小于求,也助推"涨薪潮"。企业应针对"民工荒""涨薪潮"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用全面报酬的理念破解此难题。     

用脚投票:权利自救下民工荒的一种解释框架

用脚投票是农民工对工资长期徘徊停滞不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劳工权益保障缺乏的抗争。民工荒的背后实质上是农民工"用脚投票"的一次权利自救。依法救济农民工劳动权利,需要完善农民工权利的司法救济机制、优化农民工权利的行政救济机制、提升农民工权利的社会救济能力、规范和引导农民工正确使用私力救济方式。     

供给侧改革下的工会农民工工作

农民工群体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民工的结构性短缺,及其表现出的以"高流动""水平化"为特征的短工化趋势,既影响到经济结构的转型,也制约着供给侧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工会组织的农民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发挥工会大学校的作用,推动完善劳动关系机制建设,积极推进农民工职业化转型,积极主动参与推动农民工生产体制的解体。     

我国农民工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探源

我国农民工群体就业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即就业需求和就业供给不匹配,一方面是用工地区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赋闲在家,工作难觅。究其原因,主要有:城乡分割的制度体系,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长效机制难以形成;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工资福利等就业环境落后致使务工缺乏稳定性;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其诉求多元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转变,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央惠农政策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使农民工外出成本增加,区域用工竞争加剧。     

关于"民工荒"的再思考

2003年至今,困扰东南沿海的"民工荒"未见收势,高烧不退.从昔日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呈现的这一独特社会现象的巨变,诠释了这样一个道理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如何切实维护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迫在眉睫,丝毫不容懈怠.     

“民工荒”背后的哲学思考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一只重要力量。特别是在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向直接影响到社会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最近出现的"民工荒"是我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结果,也是农民工自主意识增强的结果,面对这种情况,尤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关键阶段,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企业和农民工的"双升级"才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     

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研究:基于“服务三角”模型的建构

随着农民工文化服务需求意识的提升以及需求结构的不断多样性、复杂性,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供给不足与低效、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权益的实现。如何为农民工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已成为城市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实证调查,从我国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暴露的问题出发,借用"服务三角"模型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提出以农民工需求为导向,发挥供给理念、供给系统、人力财力资源等三大系统整合优势,同时健全运行维护机制,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与有效运行提供技术和制度上的保障。     

农民工的进城方式与职业流动——两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

利用社会关系网络结伴外出、依靠"亲友介绍"工作是两代农民工初次外出与求职的共同特点,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代农民工进城主要追求经济利益,新生代农民工则主要追求个人发展,农民工外出倾向于低龄化,童工现象比较严重。农民工进城之后,"跳槽"频繁,就业层次低,多数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只是一种"平移",并没有带来职业地位的提升。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层次比第一代农民工高。     

"荒"与慌

时下的"民工荒"、"保姆荒", 着实令一些企业主心慌,有关部门心 急火燎,也令一些城市家庭措手不及。 明白人告之,此乃自招之荒, 其一、劳资关系不和谐,农民工的工     

新时期“二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再思考——基于“工作耐受力”角度的分析

通过在城市工作并逐步摆脱农民身份是二代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的主要有效途径,以"工作耐受力"为准将二代农民工与一代农民工,城市80、90后居民进行对比,重新分析二代农民工的特点从而探索一条农二代城市归属的新途径。     

转型期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85位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是转型期中国劳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当前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劳资纠纷和冲突处在可控范围之内。农民工有明确的劳动关系改善诉求,他们希望政府加强劳动关系管理。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与其收入正相关,他们的劳动就业、工资收入、劳动条件、社会保障和权益维护状况直接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调查显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主体缺位,文化福利资源获取困难,文化供给形式单一,普遍处于"文化福利"缺失状态。为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需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基础上,通过政府、用人单位、社区、文化市场等福利主体共同努力,创新文化福利资源供给方式,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体系。     

受雇农民工的城市劳动关系状况与公平感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受雇农民工的城市劳动关系状况对其公平感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年轻的新生代受雇农民工不易形成社会公平感;劳动获得相对较低不利于受雇农民工形成公平感;劳动保障完善有利于受雇农民工形成公平感;劳动强度相对较大不利于受雇农民工形成公平感。由此可以推断,改善受雇农民工的城市劳动关系状况,或许会成为提升农民工积极社会心态的重要突破口。     

农民工攻击行为的社会认知特点研究——两代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

本研究从内隐社会认知的角度对农民工的攻击性进行了实验研究。内隐攻击性用IAT测量,外显攻击性用自陈量表测量。研究结果表明:(1)两代农民工身上都存在明显的内隐攻击行为,且老一代农民工的攻击性在内隐层面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强。(2)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攻击问卷四个维度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3)在两代农民工内隐攻击性的影响中言语攻击是一个"中介变量",外显攻击性的其它因子对内隐攻击性结果的影响是通过言语攻击而产生的。     

农民工的生活状态——以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为例

本文通过对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歌曲文本的解读,探析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状态、内心状态以及农民工对自身劳动价值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对农民工服务中社工模式进行了反思与探讨。     

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

<正>早期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黏附在二元户籍制度上的利益分配不公的环境下,如何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然而,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稳定就业压力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农民工与市民"双向排斥"的发展困境,     

论中国“经济增长红利”转型——基于大学生农民工群体视角

在新一轮“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得不加入城市农民工队伍行列,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亚群体,他们在提高了农民工队伍整体素质的同时也加快了我国“经济增长红利“转型的步伐.     

农民工劳动权益状况的性别差异分析——长三角、珠三角农民工调查

本文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4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来分析农民工权益保护状况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受侵害状况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农民工权益受侵害情况要比男性农民工少。婚姻状况以及受教育年限、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行业亦为农民工劳动权益受侵害状况的性别差异提供了部分解释。     

沿海民企遭遇"民工荒"的社会学观察

“民工荒”源于城乡之间的“推拉”和农民对外出打工的理性选择。合理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政府、企业、农民工自身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