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经济差距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兼对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主义的思考

本文分析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与苏联解体的关系,认为经济差距、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这一分析,文章论述了发展中的多民族国家应吸取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防止民族分离主义.就经济差距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关系而言,提出要防范民族分离主义,首先应大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其次要充分利用政治资源谋求国家经济社会平衡发展,防止因经济差距拉大而造成中央权威消失,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坐大;最后要尽可能降低各民族独立的预期收益,实现各民族间经济的最优化发展和利益的最大化满足.     

苏联“新历史性共同体”理论的形成与实践

苏联赫鲁晓夫时期提出的"新历史性共同体"理论中宣扬的"民族平等"实际上并不存在,"苏联人民"在宪法中是平等的,但现实中却被割裂为不同的"主权"和"特殊"部分。在民族政策方面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导致各民族中不断出现要求平等和提高自己"民族"地位的运动。因此,苏联的"新历史性共同体"就是"苏联人民"共同体的变形。由于它不符合苏联国情,对社会发展阶段估计过高,因而并未取得明显效果。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的实践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表现为乌克兰化。"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贯彻落实的。强制乌克兰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党员及苏维埃机关中本土民族的成分增加,乌克兰语得到了推广,促进了乌克兰民族教育的发展。但乌克兰的"本土化"是与当时苏联推行的新经济政策的命运密切相关的,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终结,全国中央集权化的加强,民族关系领域的宽松政策也难以为继,导致了对乌克兰化政策拥护者及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的打压和"清洗",乌克兰化政策收缩,乌克兰重又回到了两种语言并存的状态。     

苏联对中亚的语言政策:评论和反思

原苏联的语言政策对中亚民族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在回顾沙俄的中亚语言政策的基础上,阐述并评论了苏维埃俄罗斯政府初期关于语言政策的争论以及对苏联语言政策的影响。本文认为,尽管苏联对中亚的语言政策因领导人的更迭而产生差异,但基本上是围绕着苏维埃俄罗斯政府初期制定的语言方针而运作,并逐渐呈现俄罗斯化的趋势。本文从苏联语言政策的争论、线索、过程及意义等角度出发,从一个侧面探讨了当前中亚的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     

地缘政治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

地缘政治与民族问题固然属于不同范畴的两大理论体系,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本文以中亚地区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为载体,探讨地缘政治与民族问题在沙俄时期、苏联时期以及中亚五国独立后的相互关系,以便于我们对上述两大理论体系之间的联系以及中亚的历史与未来有更清楚的认识。     

苏联民族联邦制浅析

民族联邦制是苏联的国家结构形式,它在社会基础、制度资源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并与联邦制的逻辑内涵存在抵触。由于苏联党政领导人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和行为,民族联邦制失去本来的合法化基础。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成为民族联邦制和整个政治体制的合法化基础。民族联邦制的异化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联民族政策失误刍议

在史无前例的社会革命过程中,苏联政府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始终没能找到一条如何适应苏联国情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以指导制定和执行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虽然其特定的政策达到和实现了阶段性的目的和任务,但是超级国家大厦最终还是由于内部的民族冲突毁于一旦。     

十月革命与俄罗斯北方小民族的历史命运

十月革命使俄罗斯北方小民族从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现代社会。他们与其他民族一样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了各级自治机构。苏维埃政府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文化，对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行改造。苏联的北方小民族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民族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有失误。北方小民族面临着丧失民族性的危险，民族生存出现危机。     

中亚五国民族关系问题

本文主要论述了中亚国家独立后复杂的民族结构和民族矛盾,即突出主体民族地位,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俄罗斯人的矛盾,历史上遗传下来的跨界民族使中亚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化;中亚国家对民族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即奉行民族复兴政策,以巩固新独立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否定民族自决权,倡导文化多元化;强化"人权和公民权",淡化民族观念;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建立和谐民族关系;采取措施缓和与俄罗斯人的矛盾;恪守历史形成的边界,维护中亚国家稳定与民族关系和谐.文章还论述了中亚与中国西北地区的跨界民族问题.     

中亚五国民族和睦政策形成的因素分析

关于中亚五国民族和睦政策形成的因素 ,国内学术界已有过一些积极研究。本文是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中亚民族和睦政策形成的因素做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 ,提出中亚五国民族和睦政策的制定 ,除开五国政府考虑其复杂的民族宗教现状这一现实因素之外 ,中亚五国总结苏联近 70年民族政策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教训是其民族政策形成的历史根源 ,中亚五国客观分析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其民族政策形成的国际因素 ,西方国家“文化多元主义”理论及其重“人权与公民权”、轻“民族”观念的理念是其民族政策形成的理论基础 ,中亚国家民族和睦政策是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