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创新途径

基层治理意义重大,既是国家实现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目标需要,也是基层社会充满活力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创新基层治理,要创新参与方式,实现协商治理;要改革治理结构,实现科学治理;要密切党群关系,实现有效治理;要规范权力运行,实现有序治理。     

冲击与重塑：网络文化下的政治向心力

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凸显了传统执政模式的弊端，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传统的权力、权威模式以至执政党的政治向心力在网络文化影响下受到严重冲击。执政党须要充分借助网络传媒完成执政模式的转型，重塑自身形象，提升政治向心力。     

电子政务与政治文明发展的互动

政治生活变革 ,政治文明进步的需要是电子政务兴起的重要动力。电子政务的发展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政治运行体系 ,深刻地改变着政治生活领域人们的理念、组织、权力、决策和管理的方式 ,推动了政治组织结构、权力资源配置、政务运行流程、政务服务方式及决策方式等的优化 ,加快了法制化、民主化建设的进程 ,对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机遇、挑战与责任: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在现代化和民主化征程中国家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大实践。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将使中国政治更加主动地融入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轨道,开辟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转型发展的中国新道路,但也对中国共产党带来重大挑战,即要求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党执政的科学化和党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实现民族复兴,构建现代国家,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无可推卸的使命责任,最为主要和紧迫的是:经济领域现代市场体系的真正确立、发展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逐步转型、现代意义上社会治理格局的全面形塑、执政党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系统推进。     

政党与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力量。正确处理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从严治党管党，发挥执政党在国家政治权力体系中领导地位和作用的关键。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十八大以来我国地方治理创新的审视与展望

我国地方治理创新具有工具性与价值性双重意义。对十八大以来地方治理的解读需要在"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下进行。基于"价值—过程—特性"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十八大以来的地方治理创新进行宏观审视与系统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地方治理创新实现了从"生产力政治"到"民生政治"的价值重构,实现了从"政策模仿"到"制度创新"的过程转换,实现了从"制度锁定"到"体制跃迁"的特性建构。未来的地方治理创新会继续沿着民主化、法治化与科学化轨迹前进。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现状及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给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提供了权力空间与发展契机,但同时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利益分化与风险,也给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压力和诸多挑战。应对压力迎接挑战构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图景,建立在权力制度化和民主政治语境下的"相互协调制"是对这一压力和挑战的恰当回应,为转型期地方政府有效治理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变革与展望

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重构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术,即以属地管辖和行政内部发包制为特征、由职权同构和行政分权构成的多层级的地方政府结构为基本治理结构。为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现实要求,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必须根据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设计,对既有的地方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民主化和地方自治促进和改善地方治理,使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以及相应的产权、财税权和人事权等制度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大学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关系:英美澳三国的考察

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权力的有效配置,即在实现权力各负其责、相互制衡的基础上,实现大学的组织目标,同时保证大学的民主精神与发展绩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大学在治理结构上呈现多元与共治的典型特征,在权力配置上实现了决策权与管理权、学术权与行政权、学校权与学院权、委员会辅助决策等多个维度上的权力分解,同时又在学校与行政两个层次上加紧了权力的集中.这从民主化、科学化、专业化等角度,对我国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了诸多启示.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运动型治理:内在逻辑、矛盾冲突与反思超越

运动型治理以一种灵活高效的治理方式,打破科层制的常规运作模式,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通常具有较好的治理效果。运动型治理的发生动因和持续演进有着合理的逻辑因素,即政绩合法性的逻辑、执政党政治的逻辑和地方自主性的逻辑。随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运动型治理方式面临制度性冲突和组织间冲突,导致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资源在政治体系内部消耗过甚,原本具有灵活精确的治理模式变得成本巨大,难以维持。以制度为框架,增强运动型治理方式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耦合性,反思运动型治理的历史脉络、演进形态、制度基础和治理逻辑,有助于深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理论认识和经验总结,超越国家治理的固有范式。     

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包含了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市场化、多元化、科学化、法治化和文明化,而在这"六化"之中,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准,因而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法治化的过程。本文认为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应当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体从推进依法执政、完善立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建设法治政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法治化等方面提出构建法治体系的建议。     

地方政府创新的多维分析与回顾

地方政府创新的内涵式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贯彻落实创新发展理念的应然要求"。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设置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地方政府创新,但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创新存在不可持续的隐忧。文章以具有代表性的"优胜奖"获奖项目为窗口对地方政府创新进行透视,认为治理变革而非政治变革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源泉;政府职能的市场化、行为的法制化、决策的民主化、权利的多中心化是创新的主要途径;在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表现出普遍的公共性、全局性、政治性特点,但是非制度化特点十分突出;由于受结构性因素以及非结构性因素综合影响,地方政府创新在东、中、西部地区间和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考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在新时代条件下,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完善:社区治理价值体系公共化、社区治理制度成熟化、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完善化及组织结构多元化、社区治理过程民主化、社区治理方式智能化以及社区治理绩效考核与评估体系合理化。     

政党协商与地方治理刍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一项新课题,即如何实现地方治理的现代化。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政党协商与地方治理目标是十分契合的,政党协商有利于利益表达和信息交流;有利于决策公开和社会监督;有利于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利于规范政治权力的运行;有利于培育良好的公民政治素养,有效克服地方治理困境。为促进地方治理现代化,必须加强政党协商,增强协商意识,完善体制机制,提升协商能力。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我国警察权的使命

从权力运作逻辑看,公安社会管理创新主要是一种警察权力运作方式的创新。而任何权力都是在特定时空的社会组织体系中运行并实现功能目的及其价值目标的。从近代西方社会管理的经验和警察权理念流变看,民主政治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和公民社会培育三者对国家治理理念形成及其实践方式选择（包括警察权配置及运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历史经验和事实逻辑要求我们把合作治理与公民增权作为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中警察权的使命。     

日本社区治理及其启示

日本的社区经历了统治、管理和治理三个阶段。其中，社区治理以准自治、服务、责任、理性为基本原则。它在政府的主导下，依赖于社区居民、町内会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当前。日本社区治理表现出了社区治理民主化、社区治理市场化、社区治理组织化、社区权力多元化的特征。对日本社区治理的考察为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提供了经验。那就是，中国社区治理发展要求发展成熟的公民社会、转变政府角色：和培养现代公民。     

多元化地方治理结构的构建：协商民主理论的视角

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各治理主体在尊重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交流、对话,遵循公开性、平等性、包容性等原则,认为决策是基于理性的公共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理论与构建多元化地方治理结构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因此以协商民主理论为指导,构建多元化的地方治理结构,有利于实现地方政府与市场、公民社会以及公民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是实现地方治理高效性与持续性的保证。     

政党入宪及其对我国执政党内部治理的影响

中国的政党入宪始于1925年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历部宪法都间接或直接对政党的宪法地位、功能作用、组织活动原则等问题作了规定。政党入宪,对我国执政党内部治理的正面价值在于：它为执政党内部治理规范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最权威的终极依据,有利于促进执政党内部治理的法治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有可能误导执政党内部对执政权和执政地位合法性的认识,从而有意无意忽视执政党的内部治理;有可能间接强化执政党内部的寡头统治趋向,进而影响执政党内部治理民主化目标的实现。     

政党现代化视域下公共权力法治化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这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提出了新的要求。执政党是人民群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联系沟通的纽带,并充当人民群众监督和控制公共权力的利益代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依法治国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坚强而有力的领导。政党现代化已然成为推动二者实现的逻辑基础和主体力量。政党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前提是实现政党法治化和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需要通过培育法治理念、完善制度建设、构建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等路径来实现。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作用

新时代统一战线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对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独特优势作用。统一战线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凝聚共识、荟萃人才、联系广泛、维护稳定等独特优势。统一战线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和国家治理决策机制的科学化。当前,统一战线要更好地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作用于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健全统一战线融入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完善统一战线适于国家治理的方针政策,创新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提升统一战线成员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