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银行风险生成机理及稳健发展路径研究

中小银行既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中小银行的风险防范工作面临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也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中小银行的风险生成主要包括过于依赖同业负债及资产性投资收入导致流动性风险、风险预估不足和风控能力较弱导致信用风险、治理机制不健全和缺乏有效监管导致治理风险等三个方面。可以从加强顶层设计和完善政策、明确经营定位、加强金融科技创新、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推动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管协同完善等方面,构建我国中小银行可持续稳健发展的路径。     

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的形式主义治理路径研究

形式主义是一个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复杂社会政治现象,具有多方面的生成诱因和表现形态。在现代复杂性社会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式”“被动应付式”“单一施策式”等解决思路和治理对策对形式主义治理显得捉襟见肘。新形势下,要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通过持之以恒深化治理改革、优化治理结构的角度去寻找解决良策。协同治理理论与解决当前形式主义问题在理念、举措、机制和效果诸多方面具有契合之处,有助于识别形式主义现象与本质,挤压理论泡沫,提升治理效能,实现标本兼治。在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应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强化观念培育、推动结构耦合、注重科技支撑、加强效果集成等方面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实现形式主义治理的治理主体协同、治理理念协同、治理举措协同、信息数据协同和治理效能协同,切实提高形式主义治理效能。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探论

区域社会数字治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区域社会治理方式深度融合，使数字化转型这个“最大变量”成为驱动区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在区域社会协同治理中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动态分析，能够重构区域社会治理范式，促进线下线上融合的协同治理创新，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治理机制的创新、制度机制的协同，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对跨域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在探讨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和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可从进一步优化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规范体系、夯实区域社会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等方面探寻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进路。     

系统化构建与体系化运行:后脱贫攻坚时代返贫风险治理的政策框架

我国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之后，防治返贫成为“后脱贫攻坚时代”须高度关注并有效破解的重要课题，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要任务。返贫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必要在明晰其系统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系统性的治理框架。基于风险管理观念以及相关理论，立足返贫风险的发生规律和现实预测，可构建一个以“风险因子—政策体系—运行环节—应对机制”为核心的系统化返贫风险治理政策框架：针对灾害、产业、就业、医疗、教育等重点返贫风险因子，明确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运行原理、政策主体、责任配置，通过动态监测、协同治理、政策帮扶、督查考核等施策机制，实现监测、准备、帮扶、评估各政策环节的体系化运行。该框架旨在通过提升“系统化”和“体系化”，来矫正实践中返贫风险应对的“零散”和“断点”式局面，进而为后脱贫攻坚时代的接续贫困治理提供制度性启鉴。     

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逻辑进路、现实梗阻与破解路径

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外溢性和公共性，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原则的属地治理方式难以解决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性问题，新时代推进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是有效履行政府治理职责和环境治理改革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在治理理念、组织结构、制度供给、协调机制以及评价体系等五个方面面存在一定的障碍，为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府际全面、充分、有序协同，必须从突破传统治理理念、完善治理组织载体、加快有效制度供给、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五个维度完善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路径，以更好地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动态治理：新加坡国家治理的经验和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进一步提出要在2020年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抉择，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现代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推进新乡贤融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思考

“新乡贤”作为农村基层治理重要的非制度性主体,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规划部署,有助于汇聚社会多方力量、统筹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有助于实现农村基层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以“新乡贤”为建构主体的“乡贤文化”有助于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文化建设。但是,“新乡贤”在农村基层治理纵深拓展的过程中却呈现出融合难、效果低、留不住等突出问题,限制了“新乡贤”内在功用的发挥。因此,应该从拓宽“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渠道、完善“激励—约束”并重的风险防控体系、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入手,以期为“新乡贤”有效融入农村基层治理,进而提升其治理效能提供有益参考价值。     

“流域治理—固碳增汇”耦合协同的实践形态与优化策略——基于云南省抚仙湖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

以流域为典型代表的生态资源富集区通常面临“两线三区”等绿色门槛约束，资源开发受限、资金投入过高，地方财政普遍面临“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已有关于流域治理研究大多是从“输血”的角度进行探讨，少有研究聚焦流域本身的生态价值，探究如何激活“造血”功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多部委联合印发的《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实施方案》也明确指出要“推进生态系统碳汇交易”。作为流域治理的典型、生态系统碳汇开发的重点，抚仙湖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表明，“流域治理—固碳增汇”耦合协同的关键在于优化治理体系、实施多维系统治理和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以此打通生态系统碳汇的“巩固—提升—转化”通道。本文提炼了“流域治理—固碳增汇”耦合协同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提出要把“自上而下”目标和“自下而上”参与结合起来，从理念转变、政策优化以及动力转换等方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使地方发展摆脱“输血”依赖，激活地方“造血”功能，促使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新安全格局下社会治理转型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概念以来，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不断进步，并取得突出的建设成效。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关国内社会秩序稳定和经济安全发展。当前我国面临愈发严峻的国内外安全风险，社会治理也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调整。社会治理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趋增强，与国家安全形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在整体上呈现“统—分—统”的关系，既是对社会治理概念理解逐渐加深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持续完善的过程。党的二十大开创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之下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从而实现了新安全格局下社会治理的新转型。     

社会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与治理效能转化

社会治理体系是由主体—规则—机制—目标等四个要素构成的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其中,治理主体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主体及其在一定规则下形成的职能职责定位和网络关系结构,治理规则指社会治理体系运行应遵循的规律和法则,治理机制指治理主体间协同的运行机理、方式、方法,治理目标指社会治理的价值愿景与追求。这四个要素相互作用,其健全程度直接决定社会治理效能的高度,相互之间的耦合与互动程度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达成度。我们党在推动社会治理进程中不断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调适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质的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会治理的"全景式"领导,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坚持和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构建社会治理规则体系;坚持和完善"四化互动"的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坚持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把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三高四新”战略背景下湖南前沿科技领域创新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应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湖南省前沿科技领域创新治理体系经历初步发展—快速发展—创新发展阶段，目前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存在着前沿科技创新治理战略性目标不明确、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对前沿科技领域产学研创新主体缺乏系统认识、创新治理体系中政府治理约束性过强以及创新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基于湖南省现有的资源配置机制，构建和完善湖南省前沿科技领域创新治理体系，对于提高创新治理效能，贯彻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社会治理：价值变革、治理风险及其应对

数字社会构造的虚实相融新社会图景描绘了人类数字时代的价值变革趋势，体现为虚实互构、虚实共生、社会赋能。深度介入时代特质的数字社会治理，也面对一系列治理风险，如数字世界的原发性和脱域性风险、虚实交融中的工具性和外延性风险、现实世界的替代性和挤压性风险。为此，应创造性地确立以人本、包容的价值规范为主的治理理念，建立以优化算法、提升算力和丰富场景为主的技术治理体系，形成以体制机制、数字生态规则体系为主的制度路径，真正建构公众参与基础上的多元主体治理协同型数字社会治理格局。     

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探析

伴随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协同治理应运而生,治理主体逐渐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如何在治理过程中,有效整合各方力量,探寻多主体治理的协同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探寻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需要首先理清多主体共同治理的维度。多主体协同治理应当有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及管理职能的协调三个方面。健全协同治理的机制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治理主体自身的建设,这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与社会组织的完善;二是治理主体责任机制的建立;三是多主体联动体系建设,包括加强信息化建设,组织网络衔接以及工作制度衔接。     

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基于H市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协同治理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目标—政策—资源”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并结合H市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标协同维度存在时间和主体两个子维度，在时间子维度上要实现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间协同，主体子维度上要加强政府内外多主体目标间协同；政策协同维度包括纵向和横向协同两个层面，在纵向上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实现政策协同，在横向上环境政策应与经济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保持协同；资源协同维度涵盖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协同，人、财、物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信息协同提供数据支撑，从而增强协同治理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制定区域协同目标、提高政策协同度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路径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国家金融安全视角下的保险资金运用风险与治理——基于经理主义理论的分析

进一步规范保险企业的公司行为与市场行为,关系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对建设创新国家提供金融支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目前保险企业在公司治理、资金运用中的风险问题,分析这些现象的具体成因、表现及经济后果,发现经理主义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保险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效率低下、资金运用风险高等问题。应该在明确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成因的基础上,从完善"董监高"的个体治理、加强内外部治理力量、夯实监管机制及充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等层面,加强我国保险业治理,以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及经济的稳定发展。     

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进路与优化

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效治事的效用逻辑以及撬动改革的发展逻辑。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体系调整、治理过程优化,进而释放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实践层面,通过对以北京“接诉即办”和上海“一网统管”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虽然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不同,但是技术和制度都是影响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且二者相互作用。从整合性、过程性视角出发,协同理念、组织、技术与制度四要素,未来优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复合路径,同时推进技术和制度双重变革,并在机制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     

再综合化：常态与应急态协同治理制度体系研究

基于社会形态特征的学理性分析以及常态和应急态下的治理行为特性比较研究发现,协同治理理论框架是实现跨阶段协同的重要基点,需要围绕多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协同决策、协同规则、协同行动、监测评估等过程要素进行系统建设。要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多要素多环节多情景的协同治理结构;深化结构性改革,完善政府组织制度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健全机制为抓手加快制度性协同创新;强化制度保障体系建设,为协同治理赋能;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协同体系。     

协商共治: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广西南宁“逢四说事”的案例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科学决策和重大判断,是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基于对南宁“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的研究分析,建立“共治动机—协同组织—规范流程—制度保障”的逻辑框架,揭示基层协商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路径参考。     

国家治理框架下的执政转型

一、国家治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转型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不仅为中国未来发展设定了方向指引，同时也蕴含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重大转变。在新社会背景和执政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加注重从现代治理理念出发重构党的执政思维，注重从一元执政到一元主导和多元参与；从一党治国理政到社会协同参与的执政机制转变。因此，国家治理不仅是中国全面改革的目标定位，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维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