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另类面孔”:民粹主义的价值偏向及其中国应对北大核心

民粹主义是一种假借“人民”名义谋取自身私利的社会思潮,它在解读“人民”时存在制造抽象概念以解读“人民”含义、强调政治对立以解读“人民”矛盾、模糊理性因素以解读“人民”作用的价值偏向。中国共产党人民观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逻辑、“两个结合”的文化逻辑、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实践逻辑三个维度,实现了对民粹主义误读“人民”的超越。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民观对我们应对民粹主义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坚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以引领社会思潮、建立预警机制以防范民粹主义变异、客观认识现实诱因以提升治理效能。     

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百年历程、经验及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强化党的领导和推进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强支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实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后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新时代以来通过深化思想建设与体制完善不断推进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科学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辩证统一,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始终坚持宏观把握与微观治理的辩证统一,始终坚持思想建设与制度防范的辩证统一,始终坚持依靠人民与发动人民的辩证统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现实启示在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全面领导机制、理论引领机制、协同参与机制、评估预警机制、责任落实机制和开放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提升重大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为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夯实根基。     

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人民至上”的研究综述

“人民至上”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的重大创新成果，是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的集中体现。学界主要围绕“人民至上”的内涵要义、生成逻辑和价值意蕴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在未来研究的过程中，学界需要进一步增强“人民至上”的学理研究，深化实践路径、拓宽研究视野，对“人民至上”的基础领域和关键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丰富发展“人民至上”的思想体系。     

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转化为网络公共事件的成因分析和对策建议——以余姚“菲特”台风灾害救助为切入点

网络对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进行围观,政府救灾不力、行为失当或者舆情应对失效,可能引发网络公共事件,造成社会风险。防范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转化为网络公共事件,要厘清其转化机制,掌握转化阶段特征;着力加强政府救灾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灾害信息发布机制,增强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改进官媒灾难报道方式,发挥主流媒体作用,同时完善网络监管,倡导网络自律。     

马克思“跨越”思想的“世界历史”维度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跨越”思想是马克思晚年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东方国家特殊国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为马克思“跨越”思想提供了时代境遇。在“跨越”思想中，马克思以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作为基础转换理论视角，在“世界历史”语境下对东方社会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将“世界历史”的方法运用于分析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从“世界历史”高度把握“跨越”式发展的价值意义。“世界历史”维度是把握马克思“跨越”思想创新本质的重要逻辑线索。深入研究与正确理解马克思“跨越”思想的“世界历史”维度具有重要当代启示，包括立足马克思关于时代性质判断来认清我们所处历史方位，坚持以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奉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引领社会发展进步，在把握历史主动中充分利用全球化加快发展步伐。     

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的整体性逻辑北大核心

从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来看,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在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多源性与联动性交织的整体性特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也就成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方法与关键环节,从而达到凝聚民心与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的意识形态工作目的。意识形态风险的整体性特点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性,即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需要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谋划意识形态工作策略,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提高意识形态工作实效,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统合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建构起意识形态工作总体格局。这就形成了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怎么认识—怎么处理—怎么做好”的整体性逻辑理路,充分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结合的意识形态工作特点,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后发优势，既涵盖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体现了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深刻认识。从理论维度看，这是对西方理论的超越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历史维度看，这是来自于对世界现代化历史、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实践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从价值维度看，这是彰显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坚实的战略支撑和一系列成就组成的扎实基础。从实践维度看，这是落脚点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为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坚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全过程。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复杂严峻,给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带来巨大挑战。科学高效应对和处置疫情,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要求我们加快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理论依据、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向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问题，这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革命”的逻辑规定为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清晰呈现了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脉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继续书写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新篇章。     

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

<正>强化“四个导向”推动调查研究走向深入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善于从价值导向、问题导向、过程导向、结果导向四个维度共同发力，深入实际察实情，系统梳理获真知，科学决策收实效，力戒“调研秀”“问题秀”“成果秀”，促进调查研究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一是强化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哲学意蕴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挑战是当前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课题。应从世界观、方法论、实践价值三个维度阐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挑战的哲学意蕴。风险与挑战是客观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固有现象,是唯物辩证法矛盾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现实体现,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意,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基本发展规律使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动态地看待和处理各种问题与风险。防范化解风险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时代新局面的基本功,是我们党淬炼成钢的基本功,也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功。     

我国文化现代化的人学意蕴及其建设路径

文化现代化是文化领域建设现代化的过程，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作为现代化建设主体的人所具备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综合能力和主体意识，主要涉及外在物质性变革和内在精神性变革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的变革过程又是文化的生成过程。我国文化现代化的领导主体、社会性质、根本方向、发展重心等都充分彰显了鲜明的人民至上性，决定了推进我国文化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和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我国文化现代化，应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重点应做到认识到位、举措得力、形成合力。     

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韧性治理及其策略

与普通城市相比,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高,灾害事故成因复杂,源头防控工作难,基层保障能力薄弱。一旦出现重大突发危机,城市社区作为危机应对的“最后一道防线”至关重要。而且,社区作为超大城市应急管理的基本单元,处在突发危机应对和防灾救灾的前沿阵地,是筑牢基础,抵御各类危机危害的“最先一公里”。本研究对韧性治理框架下的社区韧性特征分析,从社区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提升,治理功能的重构以及应急管理模式的转换等三个方面,描述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构建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结构韧性、功能韧性和行动韧性等能力,并提出韧性治理的主要策略,包括加强主体协同,强化社会动员;促进资源整合,建立韧性网络,增强基层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调适、自我恢复的能力。通过完善韧性治理体系,提升社区韧性能力,将危机减缓做到前端,落在基层,防范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实现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治理。     

中国共产党百年斗争精神的历史诠释与现实建构

“斗争”一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到今天的新时代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词汇,其内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被赋予了强大力量。在此演进过程中,“斗争”与中国精神相结合,不断嬗变并具有了反映时代特质的新内容。在新时代,百年大党强调斗争精神具有时代必然性,充分体现出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的本质要求,应对社会矛盾转化的现实需要,亦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防范化解风险的关键之举。发扬斗争精神,需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政治能力、维护人民利益、增强底线思维,为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积蓄能量、砥砺前行。     

人民至上理念的形成理路、核心要义与价值意蕴

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第一个坚持”,其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汲取与创新、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人民立场的赓续与传承上的。新时代人民至上理念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坚持人民至上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必须不断造福人民、必须牢牢植根人民。新时代人民至上理念蕴含着深刻的价值意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归，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立场，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底色，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从一定要把洪灾治理好到伟大的抗洪精神

我国地形复杂多样,平原、高原、山地、丘陵、盆地五种地形齐备,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何正确应对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高度重视自然灾害防治,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一次次领导和组织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保证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政局的稳定,防灾减灾救灾成效举世公认。     

巨灾风险防范的中国范式

中国近年应对包括1998年洪水，2003年SARS，2008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和汶川地震等巨灾的实践申，充分发挥了国家政治制度在应对巨灾时的特殊功能，即：“举国应对巨灾”的范式。在这一范式中，各级政府的坚强指挥起到了核心作用；军队、武警及公安等组成的应急武装力量起到了关键作用；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较强国力起到了保障作用；广大群泉及各类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起到了推动作用；各类媒体的积极舆论引导起到了凝聚力量的作用。我们称这一“举国应对巨灾”范式为“巨灾风险防范的中国范式”。在这一范式中，“五个作用”的整合展示了中国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结构与功能体系的优化，从而体现了巨灾风险防范的高效率，这一点对一些西方国家防范巨灾风险有借鉴价值。然而，在这一范式中，防范巨灾风险的效益仍需要做全面地改进。借鉴一些国家建立的巨灾风险转移的经验，发展巨灾保险与再保险业务；提高各类基础设施的设防水平和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提高全民防范巨灾风险的意识和掌握基本逃生技能；完善巨灾风险防范的预案和信息集成网络及指挥平台等，可全面提高防范巨灾风险的资源利用效益．     

“坚持理论创新”历史经验的意识形态逻辑北大核心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理论创新”作为党的宝贵历史经验加以凝练和明确,强调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重要概括本身就是在坚持理论创新。回顾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运用“阶级意识·科学·意识形态”三者统一的思想理论建设方法论,建构并深化了“坚持人民至上,反映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两个结合’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让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意识形态逻辑,出色地完成了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引领事业发展、创造伟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研究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策,是巩固党执政与领导地位的必然之举,亦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面临的重大风险涉及各个发展领域,包括国内的新旧矛盾、潜在的不稳定因子与国际复杂的局势,且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重叠。要妥善防范化解中国发展建设面临的重大风险,就必须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思维解决风险矛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切实贯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     

风险治理中志愿服务参与的路径探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危机事件,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事件,从事件本身的内部与外部看都高度契合"风险社会理论"。政府虽然是风险社会治理中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但仅仅依靠政府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即政府不仅引导社会,还要依赖于社会志愿者、公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与互动的过程。志愿服务有着广泛、平等、有效参与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过程,在具有灵活、迅速、贴近群众的优势的同时,却还面临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组织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受制、缺乏有效沟通等困境。因此,必须从完善法治建设、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改善制度环境、提升专业能力、基于"互联网+"志愿服务风险治理等方面优化志愿服务参与风险治理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