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批判与扬弃：马克思的思想及启示

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对待资本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资本主义二重演绎的时代，资产阶级学者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有鉴于此，马克思从资本作为依托物反映一定社会历史关系的经济形式这一观点出发，深刻诊断出资本式生产实为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颠倒反映。资本因不可克服的超越界限与制造界限的冲突，给经济社会良性运转、人与自然友好共生、人的全面发展等带来深重危害。人类既可选择维护资本逻辑的“消极式”扬弃资本路径，更可采用牵引资本服务人发展的“积极式”扬弃资本路径。重视并利用资本文明成果、辩证应对资本二重作用、熟谙资本扬弃的多元性和共同性，分别是马克思资本批判与扬弃思想启发我们对待资本的总体态度、基本思路和现实要求。     

中国方案为全球化走出困境提供新路径

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间席卷世界，在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实践，其导致的后果也大不相同。经济全球化虽然促进了一些国家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全球化的困境主要是：全球化是各国发展的玫瑰园还是失乐园，全球化是各国的发展路径还是发展陷阱，全球化是进一步演进还是因逆全球化而停滞等。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塑造力主要有两种：西方跨国资本的推动和新自由主义国家发展模式在全球的蔓延。这两种力量致使全球化陷入困境，未来全球化演进的路径需要新的理念和动力来推动。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既是受益者，也是最大的贡献者，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的未来演进提供了中国方案，符合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正义逻辑。     

论马克思早期“社会”范畴的思想来源——从广松涉和山之内靖的不同阐释路径谈起

日本学者广松涉和山之内靖对马克思早期“社会”范畴的思想来源持有不同见解。无论是广松涉所指认的黑格尔“伦理共同体”路径，还是山之内靖所指认的费尔巴哈“经验论社会认识”路径都不是马克思早期“社会”范畴形成的唯一路径。总体来看，马克思早期“社会”范畴在形成的不同阶段存在倾向性差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路径的双重继承与超越，作为历史主体的活动场域，抑或作为由历史实践创生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其现实性和历史性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辩证法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是在两个维度上同时展开的,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超越维度和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现实关怀维度,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辩证法根源于人的实践性存在方式。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日益凸显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辩证法的世界性意义,超越资本逻辑的统治必须充分展现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优越性,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马克思人学基础探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马克思人学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人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人性基础、动力基础、价值基础、历史基础。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性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的本质展开的内在应有之义;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动力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的社会性需要在世界图景中的呈现;马克思人的利益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人的利益生成和发展规律,体现人类的共同利益;马克思人的历史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依据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表征人的发展的现实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人为的"与"为人的"辩证统一,是"依靠人民"与"为了人民"的辩证统一,是世界人民共同建设与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对黑格尔伦理思想的超越——从社会动力、市民社会和道德理想三重意义上阐释

马克思肯定并超越了黑格尔的伦理思想.黑格尔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理性主体,主张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是世界精神,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崇尚精神的绝对自由,而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整个历史的基础,生产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应该从"现实的人"出发克服市民社会,超越政治解放,最终达到人类解放.     

资本逻辑的中国语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使命

当代中国面临着“私有资本逻辑批判”和“公有资本逻辑建构”的双重理论与实践任务.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使命,应该是批判性地反思资本逻辑、规范性地矫正资本逻辑和理想性地引导资本逻辑,从而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哲学方式继续承担起“超越实践”和“反驳实践”的历史重任.     

资本文明的道德困境及其超越——共产主义新文明形态的伦理精神图景

资本文明以交换价值至上的资本逻辑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样式和精神生活图景，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使人类的道德生活陷入诸多困境之中。资本文明构建的道德生活图景及其精神困境表明，资本作为塑造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不仅推动了现代人道德生活方式的生成，而且将现代性道德生活的精神悖论推向极致。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种生产关系的终结意味着一种新文明形态的开启。共产主义作为超越资本文明的新文明形态，通过重构物质生产关系以重建道德生活的现实生活基础，为人类描绘了一幅后资本文明的伦理精神图景。在共产主义的伦理精神图景中，资本文明的道德困境能够获得根本解决。     

虚拟人与当代社会发展

新媒体技术的发明与普及使得人的虚拟化生存方式得以逐渐生成,这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马克思的著作中虽然没有对于虚拟人问题的直接论述,但是,其实践哲学理论和资本批判理论中可以开发出相关理论资源来解读虚拟人问题。通过对相关理论资源的当代解读,我们发现,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潜藏着理想的社会虚拟化的发展路径。同时,其认为,现实的资本逻辑驱动人的虚拟化生存过度生成而偏离其理想路径。我们应该通过以保持理性与价值的张力为主要逻辑,进而探索现代人的可行性虚拟化生成路径。通过开发马克思虚拟人理论,从学理层面,本文拓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从现实层面,本文为当代人的虚拟化生存提供理论指导。     

黑格尔发展观中内在逻辑结构的两次嬗变

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①在黑格尔那里，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被描写为一个过程，人类社会的历史也被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运动的过程。黑格尔独特的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乃至后世直到现在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黑格尔的发展观是包含着“纯主观逻辑”、“理性逻辑”、“自由逻辑”三重逻辑线索的“复调”结构。这三种逻辑音调同时起伏贯穿于整个黑格尔发展观“乐曲”的始终。只是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乐章”中，其中一种逻辑音调上升为导引这一乐章的逻辑“基调”，呈…     

觉解西方"类"哲学理念的中国方式——从费尔巴哈哲学的"类"概念谈起

在费尔巴哈哲学中"类"指谓人的本性,体现人的"内在生活".费尔巴哈对"类"的思想规定导源于对宗教神学、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则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超越了黑格尔实体性思维逻辑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哲学立场,从人的生命活动入手赋予"类"以真实的历史内涵与人性逻辑,真正实现了类和人本性的内在统一.在哲学观的意义上,就"中西哲学"存在相互理解、彼此融通的具体人性根基而言,中国哲学的"仁"道恰恰是会通西方哲学"类"理论的思考视角和阐扬"类哲学"的思想精神.     

正义的转向: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作为西方伦理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把正义视作理性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强调那些形成正义倾向的事物来源于人自身的"我能成其所是"的德性,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是内向性的。黑格尔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内向性正义以"自我沉思"的方式追求正义的局限,主张以法权这一外向性维度完成正义实现的理性必然,但由于黑格尔缺乏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剖析,导致其正义理论仍然带有抽象性和片面性。马克思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发现了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支配这一隐匿着的资本逻辑,主张无产阶级以革命实践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既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和德性的内向汇通,也超越了黑格尔的正义和法权的外向交叉,在历史和社会的生产方式变革中实现了正义的现实性。     

有限理性利益人--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

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是其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以有限理性利益人作为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这既符合人的一般本性,也符合公共政策实践活动的人的特殊本性,更重要的是它为科学地揭示公共政策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提供了依据。公共政策行为实质是一种选择行为,有限理性利益人的行为选择具有价值偏好多元性、智能活动有限性和追求满意性的特征。有限理性利益人假设规定了公共政策学的逻辑起点、内在结构和研究路径,从而规定了公共政策学的整体面貌。     

批判自由主义的不公平何以可能？——兼论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

黑格尔以理性自由主义扬弃了古典自由主义，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并试图以“伦理国家”拯救市民社会的不公平危机，但最终被围困在自己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内，无法找到解决不公平问题的现实出路。青年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的理性自由主义主张，批判其对社会公平认识的阶级局限性，深刻揭示了市民社会的阶级本质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剥削本质，指出私有权社会不公平存在的始源性与绝对性。同时，青年马克思洞察无产阶级中蕴含的革命力量，指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人的解放”才是解决不公平问题的终极出路。     

风险社会的现代性批判

工业文明的发展把人类引入了全球化时代,与经济发展并行而来的是全球性的风险。我们进入了一个世界风险社会。从风险社会概念着手,主要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风险的含义、风险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立足于实践论的角度,剖析了资本逻辑与科学理性在风险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主要批判了现代性在风险形成中的影响。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独特性及其当代意义

与一般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不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独特的视阈和维度。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历史性否定,没有像黑格尔理论和众多后现代理论那样,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深入到感性的物质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现实的超越。而从资本维度对现代性内在逻辑的深刻剖析,使马克思把握了现代性的根本,为人们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指明了实践批判的方向,并为人们探索新型现代性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正是这种独特的视域和维度使马克思不可超越,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学习、研究《资本论》的热潮充分说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没有过时,依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城市的批判性认识及其历史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现实生活，开辟出一条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19世纪“早期工业城市”的空间形态联系起来的现代城市批判路径，其所确立的现代城市观集中于资本积累、产业革命、政治变革及日常生活四个维度进行逻辑展开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城市批判认识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对主宰现代城市生活的资本逻辑的根本扬弃，对人作为城市价值轴心的根本复归，对资本主义城市现代性的超越以及由此生发出对未来城市社会的美好展望，并在方法论上为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我国生态文明教育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与基本面向

基托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布局，“生态文明教育”是人类对历史发展歧途“亡羊补牢”的急迫之举，也是能动地实现人类福祉的必要之举，更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奠基的、明确人对自然之权责的可行之举。它必须坚持“统一性”，超越和克服形而上学“自然-人类”的分离观念；必须坚持“历史性”，在“历史-现实-未来”的脉络中摸索生态文明线索、创造生态文明教育契机；必须坚持“建设性”，在完善既有生态保障制度和法律的过程中解决现实问题。为了贯彻这些价值理念，生态文明教育体系的建构应当从知识、实践与育人三个基本面向入手，在知识中涵化、在实践中认同，最终回归“育人”本质，帮助大众成长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诉求的“生态公民”。     

新全球化时代的儒学出场路径

在时空坐标轴上,尤其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过程中,儒学文明日渐同现实世界发生“脱节”。于是获求超越此断裂途径,便成为新全球化情境中儒学深层的共同“语法”。本文立旨选择交往实践观作为对之分析的方法论,进而提供儒学在当代的出场路径模式。一、儒学文明:主体际之关系或状态呈现中国传统性文化,常为现代人冠之“人文化”、“人伦化”且指征一种“实践精神”、“实践理性”的文化。浓厚的“主体际”意蕴深藏中国文化之中,其内在结构就是“主—主”思维模式;中国儒学本质即内含主体际向度的交往共同体。构成儒文化的五大基本质素…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马克思“真正的民主制”思想的守正创新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真正的民主制”思想中蕴含着清晰的致思理路，以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为逻辑起点，以人民整体掌握国家权力为逻辑主线，以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为逻辑延展，最终以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逻辑旨归。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马克思“真正的民主制”思想的当代表达，既与“真正的民主制”思想在哲学基础、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与目标追求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同质性，又从目标定位、关注视角、理论形态与实践路径四个方面发展了这一思想，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