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集权公共性”到“分权公共性”:基层政府现代公共性的构建——基于苏州市X区政府公共服务的调研

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的公共性仍然是传统"集权公共性"的延续,而所要构建的现代公共性一定是一种"分权公共性"。政府"集权公共性"的弊端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显露无遗。以苏州市X区政府为例,"大政府"大包大揽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造成了公共服务低层次的均等化;财政经费短缺及人力不足;购买公共服务力度较低;以及即使财政投入不断加大,民众获得感仍然很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将政府传统"集权公共性"转变为现代"分权公共性"。构建基层政府现代"分权公共性"的具体路径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强政府,大社会";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促进其承接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提供;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提升民众的获得感。     

多学科视角下的“公共性”研究及其启示

“公共性”研究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一个具有关键意义、多学科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哲学视角下的“公共性”主要聚焦于对人的存在条件及其实现方式的批判性反思和理性把握;政治学视角下的“公共性”更关注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及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共性”聚焦于结构制约下集体行动内在的“公共意蕴”;城市学科视角下的“公共性”主要聚焦于公共空间的“空间正义”及其社会价值。“公共性”在不同研究领域中拥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多为问题导向的定性研究,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成果。“公共性”内涵需要随时代发展,“公共性”议题需要推进本土化和学科化,中国“公共性”研究需要拓展国际话语权。     

精准扶贫中的阶层合作与农村社区公共性建构——以湖南统一战线参与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精准扶贫为例

社区衰落及附随的公共性缺失是贫困村的现状及精准扶贫的基本背景。传统扶贫的"行政发包"及市场逻辑容易遮蔽贫困作为社会问题的基本属性。应在精准扶贫中贯彻社区公共性建构的目标:将公共性建构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议题;将产业扶贫作为增进社区公共性的重要契机;将社区协商作为农村社区公共性生产的资源,以公共性生产助推精准扶贫,从而活化基层治理。     

论“访惠聚”活动开展以来党的建设的主要成就

"访惠聚"活动开展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从自治区党委到地州市、县下派的工作组干部提高了政治自觉性,全面从严治党得到贯彻落实,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继承和发扬,基层党组织得到巩固,党的基层治理能力得到提升,干部得到历练和充实,具有了新疆特色好干部的基本特征。这些党的建设成就具有了新疆特点,丰富了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创新“治理术”:网络政治视角下的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

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创新事关国家治理的成效。在网络时代,利用网络进行治理,既突破了传统"治理术"上的困境,又可以很及时地回复民众诉求,也可以第一时间公布事实与真相,从而消除集体性抗争。研究得出:当前的乡村治理,最终都会反映在乡村干部的腐败之上,原因在于乡村干部的权力太大而无监督。为此,本文的结论是:第一,加强基层政府在网络上的回应和基层网络建设;第二,于网络政治的角度,基层治理中要学会利用网络进行治理以创新"治理术",从而加强社会建设。     

网络舆论治理与新公共性建构

时代的发展呼唤新公共性格局的建立与完善,网络舆论是公共性复归的载体与平台,但网络舆论也面临着公共性逐渐缺失的趋向,其背后隐含着个人主义的危机。实现网络舆论的有效治理,需采取对话协商机制方式,该方式的基础条件是建构网络新公共性,实现网络舆论治理权威再生产。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启示

马克思从实践观点出发,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阐释了人的社会关系、公共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公共性意蕴。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是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其现实意义在于提高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扩大公共利益的共享性加强联结多元治理主体的纽带,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架起政府与社会理性沟通的桥梁,培育多元治理主体的公共精神。     

非正式政治何以影响扶贫资源分配——以河南省Y村为例

从河南省Y村的精准扶贫实践来看,在村庄这一精准扶贫的微观场域内,驻村扶贫干部、村庄经济精英、村庄干部以及村民这几个不同的行为主体通过"关系""人情""面子"等非正式政治影响了扶贫资源分配。在此过程中,非正式政治虽然阻碍了精准扶贫资源的精准配置,但也降低了精准扶贫工作在村庄开展的交易成本,在正式政策与乡土社会之间起到了润滑作用。非正式政治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是复杂、多元的。非正式政治之所以能够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是由制度的压力与空间、乡土社会催生的非正式治理路径依赖以及精准扶贫工作本身的特殊性共同作用形成的。非正式政治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影响过程表明:国家尝试通过制度化、正式化的治理手段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治理,但在村庄实践中,却往往遭遇政策、权力无法下渗,导致公共政策的失效。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已有的非正式治理途径,一方面对国家正式治理手段产生了消解,另一方面也对国家正式治理无法触及的领域形成补充。因此,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需要协调好基层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政治的关系,使得二者能够相互补充促进,从而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良好开展。     

“三权共治”确保“微权力”运行

正为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实到基层、延伸到农村、触及至底部,新都区纪委不断创新治理方式、治理理念,积极探索建立上下结合、内外联动、参与广泛、公开透明的治理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权共治"理念,通过界定、规制、杜绝、规制"自由裁量权""任意搁置权""选择监管权",逐步构建起全区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体系。规制"自由裁量权"——三明一释,释为核心"自由裁量权"即村(社区)干部对群众请求办理的事项,在法律法规规定的     

社区公共性何以可能?——中国的论辩与拓展

社区公共性既是社会建设的价值追求,也是基层社会内在秩序的基础性支撑。中国社会公共性经历了理论的辩驳与实践的检验,由此形成了制度主义、结构-功能、微观公共领域、内生动力与制度互构四个视角,在深化社区公共性研究的同时,也忽略了部分特征。随着公共交通、公共服务均等化、"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社区公共性的未来研究要注重历史维度的社区演进逻辑、村改居社区、社区的文化心理层面以及社区公共性中层理论的研究,形成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公共性理论。     

我国社会组织的公共性困境及其治理

社会组织承载着公共利益表达、公共服务提供的功能,公共性为其根本属性。我国社会组织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公共性的危机。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营利冲动及低水平的专业服务能力都在弱化其公共性,侵蚀社会组织的根基。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方能帮助社会组织走出发展困境。在合作治理理念下,政府需变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对社会组织由管控转向服务;社会组织应持续增加自我资源供给,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构建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三位一体"的监管制度,不断增强社会组织的公共性,推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及建设策略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党的基层工作的一部分,与党的基层执政能力息息相关。基层党组织在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同时,根据新形势需要,要加大与基层社会的广泛联系,拓展其社会服务性与社会公共性范围,实现党的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金山区“六大工程”提升服务能级

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提升服务能级,既是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内在要求,也是优化基层治理的重要支撑。金山区以"六大工程"建设探索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坚持党建引领,创新社会治理,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取得了一定成效。     

公共行政变迁中的公共性研究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在官僚制行政中,公共性意味着政治中立以及行政的专业化,而这只能实现形式的公共性。在市场制行政中,随着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引入,结果却导致公共性的式微。只有民主的才是公共的,民主制行政将民主价值贯穿于公共行政之中,排除暴力和金钱的干扰,公民在民主参与中捍卫公共利益,公共性才能充分完整地实现。     

公共性及其一般类型

随着公共性问题的日益凸显,人们就公共性的内涵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包括公共物品说、公共需要说、公共事务说和公共领域说等.这些看法所揭示的所谓"内涵",其实只是公共性得以实现的载体、途径或外部条件.本文认为,所谓公共性就是指公共领域所体现出的为他的属性.公共领域由社会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两部分组成.以社会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各自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为依据可以将公共性划分为结构的公共性与沟通的公共性.因此,对于公共性及其一般类型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将有助于我们对公共性的深入理解,从而对于公共性问题的合理解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公共性的基本特征与政府责任分析

公共性是指事物或存在对象涉及两个以上社会主体利益关系的规定性。公共性除了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大本质特征外,还具有程度性、层次性和相对性三大基本特征。可以依据公共性的程度性确定市场调节、社会自治和政府责任,依据公共性的层次性划分基层自治组织和各级政府责任,依据公共性的相对性适时调整市场调节、社会自治和政府责任。     

“形式”抑或“实质”:中国基层政治参与的实证分析

政治参与是民主治理的核心,而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是政治参与的关键要素。国外已有研究论证了基层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参与意识的正向影响,而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利用全国性数据,在基层政治参与的框架下分析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积极参与选举投票以及维权抗争,但对其政治参与意识没有显著影响;而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对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有积极影响。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居民的基层政治参与行为可能是一种"形式主义",难以对微观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宏观的基层政治制度产生实质影响。实际上,基层政治参与的有效落实,需要基于社会转型的"中国经验"合理调节政治参与行为和意识的关系。     

“党建和创”促共赢发展

正长海县全面推广"七携手"城市基层党建品牌,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着力在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社区共治共享共建等方面,推进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探索接地气、人性化的社区治理新实践,拓展社区服务内涵,努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持续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在“三严三实”中锤炼过硬作风

<正>当前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在新常态下,作为"管干部的干部",基层组织部长要坚持"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四项标准,把好四条准线,努力在践行"三严三实"中锤炼过硬作风,争做组织放心、干部信任、群众满意的组织部长。以讲政治为前提,把好理想信念的"红线"。讲政治,就是要旗帜鲜明地跟党走,坚守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作为基层组织部长,要把讲政治作为前提,忠     

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村级治理结构及其效能——基于宜都市罗村“人情风”整治的历时性考察

行政与自治是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两种基本工具，其不同组合方式生成了行政支配型、自治主导型、行政适配自治型三种村级治理结构。基于罗村“人情风”整治实践考察发现，行政适配自治型治理结构因基于村民同意的内生性公共规则能够获得权威基础，“共识+强制”规则嵌入能够获得普遍约束力，村民间的弥散化问责能够最小化治理成本，从而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实践表明，治理人情异化现象并不必然以国家在场作为前提条件，乡村自主生产的公共规则可以部分约束人情内卷化困境，而行政力量适时嵌入则可以进一步提供规制权。在实践中，要通过处理好村民公共性与行政嵌入的关系，找回乡村主体性。通过行政与自治力量在乡村场域中的有效互动，形成行政适配自治的善治局面，从而最大化基层乡风文明建设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