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真实性判断及其效力认定

一方面,计算机网络极大地方便和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计算机网络犯罪也对公民的私权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严重侵害.于是电子证据这一以高科技电子介质为载体的证据形式也随之进入新刑诉法的司法视域中,对我国原有的证据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刑事案件侦查中,在对电子证据进行搜集和取证的同时,如何判断其真实性及法律效力,就成为目前公安司法机关亟待解决的问题.     

比例原则视角下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完善

近年来,比例原则已逐渐渗透进刑事侦查取证中,就传统证据类型的取证而言,比例原则通常以其目的的正当性、匹配性、必要性和相称性发挥着保护公民权利和打击犯罪协同的作用。电子数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在侦查取证的过程中以其自身特点,在取证主体、取证方法、取证程序三个方面适应比例原则的要求。对于电子数据取证的完善,也应从比例原则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电子数据的取证主体、取证手段和取证程序制定符合电子证据自身特点的法律标准和最具有司法效益的最优制度,从而达到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完善。     

国内外数字取证服务体系现状及发展趋势

数字取证涉及计算机科学、法学及侦查学三大学科知识,目前数字证据的有效性、合法性、科学性以及取证过程的合理与否受到很多质疑,加之数字证据的法律地位何去何从问题,数字取证工作往往面临中止的威胁。为此,对当前国内外数字取证服务体系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深入了解当前数字取证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促进数字取证服务人才培养和机构建设,促进数字取证程序的规范化发展,将是今后数字权证服务体系之发展趋势。     

论云取证合法性的价值分析

云取证是计算机犯罪案件侦查中的重要环节,由于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高速性,对云取证的研究就不能局限在已经普及使用的技术范畴内,要求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紧跟计算机技术的最新发展,针对可能出现的关键问题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完善取证体系。所以深入探讨云计算电子证据取证的合法性显得十分必要,具有重要的学术以及实践价值。     

侦查取证与人权保障

侦查取证包括发现证据及其线索和收集证据两个部分.其中,证据及其线索的发现一直游离于立法的边缘,有必要对其加以规制.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不仅完善了证据收集的手段,而且构建了遏制非法取证的机制,对侦查取证工作的整体推动具有重要意义.以刑诉法修正为契机,转变侦查取证观,坚持自由裁量以人权保障为标准,丰富和发展侦查取证措施是必由之路.     

论刑事诉讼大数据证据的效力

大数据侦查已经广泛运用于侦查实践,由此带来的大数据证据效力问题并未得到刑事诉讼证据理论完整、权威的解释。判断大数据证据的效力,首先,要从获取大数据的侦查行为上判断,只有依法定程序实施的大数据侦查行为,才是取得大数据证据的合法途径。其次,要从证据的形式上审查,只有符合法定证据形式要求的大数据才能作为"呈堂证供",目前只有电子数据和鉴定意见两种大数据证据形式,立法应当赋予其他基于大数据的"衍生证据"以诉讼证据的地位。再次,从证明力上审查,只有符合证据真实性、相关性特征的大数据证据才能作为诉讼证据。不能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和解释的大数据证据不具有证明力,"鉴定或检验"可以成为审查判断大数据证据证明力的主要方式。     

国际邮件走私毒品犯罪取证思路研究

国际邮件走私毒品犯罪案件具有发案率高、隐蔽性强等特点,且受查验场所、查验对象和查验技术等现实条件的制约,使得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容易陷入困局。因此,国际邮件走私毒品犯罪的取证工作需要进一步强化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规范证据收集工作的合法程序。并拓宽侦查取证的思路,围绕涉毒邮件、犯罪嫌疑人的通讯方式、毒资的支付、案件相关人员以及域外证据五个方面,收集、固定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提高对国际邮件走私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     

刑事诉讼法中证据定义的矛盾评析

对于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定义,学者们认为有三大矛盾:定义表述存在的逻辑矛盾,证据与事实的矛盾,证据作为事实与需要查证属实的矛盾。其实,这三大矛盾是不存在的:在证据定义的表述中,定义项与被定义项可互换位置,并不影响其词项的周延;任何证据都具有"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功能;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属于证据本体论的范畴,而证据审查属于证据运行论的范畴,所以,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据的审查并不自相矛盾。     

常见刑事案件的基本证据及取证要点

常见刑事案件的基本证据主要包括:(一)案件来源的材料;(二)抓获经过;(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材料;(四)犯罪嫌疑人的自然情况;(五)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及证明材料;(六)与案件相关的物证材料;(七)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八)赃物估价证明。除了上述刑事案件基本的证据以外,对于不同性质的案件,取证的侧重点及要求也不同。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是指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不得再行取证或不得擅自取证，否则在涉诉后其自行收集的证据将被认定为无效证据或瑕疵证据的证据规则。     

论刑事错案与口供证据规则

刑事错案范围的界定必须考虑到对被判刑人的权利保障,因此无罪错判有罪和轻罪错判重罪的案件才属于应当纠正的错案。错案的发生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密切相关,导致刑讯逼供的原因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形成的口供中心主义的证明机制。对待口供证据应持理性态度,不应抛弃口供证据,但应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限制口供的运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口供任意性规则、口供排除规则以及口供补强规则,可以规范口供证据的使用。     

计算机犯罪案件动态取证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随着计算机犯罪行为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的凸显,科学有效地运用计算机取证技术已成为侦办此类犯罪案件的关键。运用现有监控理论技术制作而成的计算机动态取证系统,其内容包括注册表状态监控模块、文件操作监控模块和网记录监控模块,通过使用动态取证系统,侦查人员能实时监控犯罪活动,获取更多的犯罪证据,从而为计算机犯罪案件的证据获取和分析提供新的思路。     

从民事诉讼法修改谈电子书证识别与保全

电子书证是指以电子技术形成的,以其记载或表达的思想内容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的证据形式.它与电子证据、传统书证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电子书证存在原件和复制件之分,为确保其原始性,实现电子书证的完整、安全和可读,必须在保存和管理电子书证时采取相应的技术性措施.对电子书证原始性的证明不应仅限于技术性手段,也应包括行政性和私人性的手段.     

论“大物证观”在现场勘验中的运用

"大物证"并非对应某一单独证据种类,而实为一组证据群,它们以实物证据为中心,包括对实物证据发现、提取、保存、送检等各个环节情况所作的说明。"大物证观"是侦查取证中关于"大物证"的思维方式,将其运用于现场勘验,旨在提倡一种现场勘验的新观念,这种新观念将克服"传统勘验取证观"的局限,以满足当前刑事诉讼之需要。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的立法审视

构建科学可行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制度实现日臻完善的重要措施。我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证明标准、证明方式等规制,标志着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初步建立,也必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制度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该规定关于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规定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审视和完善。     

侦查阶段瑕疵证据问题探讨

当前,侦查阶段的瑕疵证据主要表现为:总体上普遍存在瑕疵证据,但就个案而言瑕疵证据数量并不多；瑕疵证据集中在实物证据,且主要是书证类瑕疵；言词类瑕疵证据数量较少等.存在瑕疵证据的原因是:法律规定的矛盾造成对瑕疵证据认识不统一,办案压力导致侦查机关取证粗糙,辩方对瑕疵证据的制约作用十分有限等.有效减少和规范瑕疵证据要求,法官要充分认识到审查瑕疵证据的重要性,解决法院审查瑕疵证据的时间问题,注重瑕疵证据的补救方式及审查等.     

对电子数据之独立证据地位的几点思考——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

刑诉法修正案的通过,使得其中新增的电子数据这一法定证据种类首次纳入法律层面,这一规定对其他两大诉讼法领域的证据种类将起到重要示范效应。但是刑诉法修正案并没有赋予这一证据种类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而是态度模糊地将之与视听资料同条设计,也没有对电子数据的内涵、外延、证明规则进行明确界定。因而,仍须进一步出台细则或颁布司法解释甚或制订专门统一的证据法,指导电子数据在司法实务中的应用。     

《刑事诉讼法》修正后证据法学的教学内容研究

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证据法的改革,证据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内容应随着形势作一些调整和增加,首先要加强对证据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包括哲学基础问题、证据制度规范对象问题、证据制度基本原则问题;其次,要加强对证据采纳规则体系、采信规则体系、证明技术、证据规则本土化、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等具体问题的教学和研究。     

大数据时代刑事电子数据证据的法律规则

大数据时代电子证据具有自己的特征。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步,电子数据这一新兴的证据种类也逐步成为司法领域新的确认事实的重要方式方法。大数据环境在给刑事电子证据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问题和困惑。应对大数据与刑事电子数据证据有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制定符合大数据时代电子证据基本特点、能够有效规范大数据时代电子证据的刑事诉讼规则,进而实现最大限度的"趋利避害"。     

论诽谤罪的真实性证明

"真实性证明"在诽谤罪的认定中处于核心地位。真实性证明,是对已经具有违法性的行为的一种程序上的自我救济,当真实性证明能够完成时,仅仅是阻却刑罚的处罚,真实性证明应当属于刑罚处罚阻却事由。通过举证责任的改变,被告人承担的证明责任有所降低,并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的免责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