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农村社会中的法治结构分析--从中国农村的乡土性看民间法的法治意义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本质特征所作的一种概括.乡土社会中的法治结构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治二元结构.在现代化法治建设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在法治二元结构中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关系,在重视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民间法的法治意义,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发展模式.     

法律解释的民间法面向

在法制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司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国家法律与乡土逻辑的冲突,这成为当前建设农村法治的瓶颈问题。为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需要在司法的层面上明确民间法司法适用的条件、场合与方法,从而使法律解释具备本土化的民间法面向,这对于通过司法支持基层自治、通过司法审查制约民间法的合法作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和紧张具有积极作用。     

法律结构论与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结构

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法律结构的界定不同决定了我们法治建设的发展模式的不同。从法律结构角度进行考查,我国的历史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律二元结构,我们应该在法律二元结构模式下进行法治建设。     

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探析

乡土社会与民间法问题是我国目前学界关注的议题之一.本文从法社会学视角,就概念、存在价值及其缺陷等方面对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进行分析和探讨.     

乡村治理视野中民间法的完善及策略

在当代中国,民间法不仅是乡土社会的内生秩序,更是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本土性资源,鉴于目前国家法不可能完全取代民间法的国情,我国乡土社会的法治化应善待民间法,给予民间法一定的生存空间,强化民间法的司法介入,发挥民间法的司法功能,完善民间法的惩罚功能,重塑民间法的权威,同时,还要推进乡村治理,为民间法的运行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基层法治建设与民间法再造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基层法治建设面临着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碰撞,然而民间法与国家法并非水火,民间法根植于乡土社会,旨在规范民众行为,与国家法形成互补,既有助于国家法发挥统合基层社会的作用,也有助于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还可以培育基层社会崇尚规则的习惯。在实践中,再造民间法并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可通过律师下乡、完善调解制度与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来实现。     

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中国的法治意识土壤中存在公权力偏好,在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上存在倒置、虚化和随意化现象。这种意识在制度层面导致宪政政体中政府和社会关系界分和设置的混乱,在机制层面上导致司法不能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中立裁判者,从而导致法治之"法"的权力依附性和法治之"治"的落空。作者认为对于后发性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来讲,首先要树立现代的权力和权利观,在宪政体制中界定好政府和社会的制度关系,进而确立符合法治目的和运作特点的机制模式。     

国家与社会:民间法的研究范式——基于问题的中国性

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历史基础、学术传承和分析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存在市民社会和乡土社会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这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实际上都体现了理论产生的具体的社会文化特质.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民间法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的独特性而丧失分析范式的规范性,所以基于问题的中国性,必须确定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适用限度,这一范式对民间法研究的描述性意义在于确定国家之下的广大日常生活世界作为研究视野,规范性意义在于确立民间法的契约向度作为法治本土资源的选取标准.     

论民间法在法律接受中的作用

民间法与法律接受都具有的主体间性使得二者具有相契性,并因此民间法在法律接受中的作用得以发生。民间法在法律接受中具有三种主要的、独特的作用,即作为社会主体进行价值衡量的尺度;整合法治资源;培育自身生长点。这些作用的发挥不仅可以在法律接受中勾连整合民间法与国家法,还可以实现国家、社会和公民的良性互动。同时,这些作用被社会主体的法律接受行为串联成为一条"作用链",共同促成"良法善治"的法治愿景的实现。     

论ADR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制度设想及其实现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中国法治建设遭遇的最大困难也在农村.现代城市社会维持秩序的规范是法律,而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在很多方面,起作用的是礼.在众多纠纷解决方式之中,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正是符合乡村社会解决纠纷要求的理想方式之一.中国法制要摆脱在乡土社会的尴尬境地,提供在乡村中适时对路的法律产品,凸显诉讼功能,加强法治,解决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就必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