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和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

一、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 美国经济学家哈特认为,在以下两个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公司治理问题将产生.其一,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代理问题,或者说是利益冲突问题;其二,存在着交易成本,从而代理问题不能通过一个完全合同来解决[1].也就是说,企业无论大小,存在代理问题和不完全合同的情况下,公司治理问题都将产生.公司治理可以看作是对初始合同中没有特别规定的问题作决定的一种机制.     

如何为公众做个好交易?——四维模式下的合同制治理

新公共管理变革使传统的官僚制层级管理逐渐转向合同管理,进而影响了一系列政府事务的运作方式。文章在深刻剖析菲利普·库珀提出的"二维纵横模式"的基础上,增加"法律授权"与"协商方式"两种变量,按照法律授权的递减程度和政府角色转变所衍生的四种不同型态构建了新的四维政府合同治理模式,并结合库伯介绍的美国政府购买经验,提出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和政策采购、雇佣等合同外包事务中各阶段的管理策略,这对我国政府合同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内卷化”及其矫正——基于B市G区购买服务的经验分析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存在"内卷化"现象,"内卷化"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的官僚化和行政化、契约合同过程的指令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形式化和选择性。造成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内卷化"的影响因素,包括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体制、外生性所造成的资源依赖和由此导致的嵌入性控制、志愿失灵造成的专业主义缺失等。矫正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内卷化"的路径应包括建立服务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三维"制度体系等。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半正式治理的作用重建——以上海市Q村为例

半正式治理是理解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视角。当前,学界对半正式治理的解释呈现出"资源内生论"与"国家构建论"两条脉络,后者以治理主体变化为基点,认为半正式治理已无法实现"简约治理"的效果。然而,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仍存在丰富的非正式治理资源,半正式治理对于缓解乡村治理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构建"有效性—合法性"的分析路径发现,"资源内生论"代表"高有效性—高合法性"承载,"国家构建论"代表"低有效性—低合法性"承载,导致承载变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国家构建中的过密治理、压力治理与规范治理。以主体与资源为内容的治理有效性再造和以认同与参与为内容的治理合法性再造,在互动中重建了半正式治理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市Q村的实践为该分析路径提供了现实的例证,不过,半正式治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边界与时空发展差异的挑战。     

城市基层治理何以有效:国家 基础性权力的视角

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而现实中却存在"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问题。观察我国基层治理实践,由于基础性权力的"嵌入"视角整合了社区发展轨迹和治理现代化转向,因而其成为探讨城市社区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分析范式。研究发现,以行政权力为表征的基础性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双向嵌入、沟通对话及二元互构,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参与、决策制定和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但是,基础性权力的"振荡"变化也可能导致行政过度干预或治理失序无效。因此,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应坚持"让民作主"的治理理念,适时调整基础性权力的强弱运行,并注重对社会权力的培育和推动,以使两者在彼此互动中走向共生互强。     

技术合同的经济“成本”打量及其哲学思考

技术合同作为技术成果商品化的法律形式,有着特定的范式、内容和要求。文章对技术合同的经济"成本"打量进行了分析,并从哲学角度对技术合同进行了思考,认为技术合同存在着对立与统一、形式与内容、可能与必然的哲学命题。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社会治理方式变迁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部署,并将其摆在突出位置。作为一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制度安排,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使得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结构和社会治理能力等发生重大转变,并积极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与完善。文章将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管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于社会治理方式的作用变迁,即引入多元主体,实现单一向多元治理转变;依托项目合同,实现权威向契约治理转变;强调互动协作,实现静态向动态治理转变;坚持效益导向,实现粗放向绩效治理转变,以期为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体制的发展创新明确方向进路。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式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过渡型”社区的治理生态分析:社会资本的解释视角

"过渡型"社区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衍生物,集中表现为城市失地农民的安置社区,它与乡土原始村落和都市成熟社区在结构属性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过渡型"社区的治理提升本质上与社会资本的内涵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必然联系和结构性依赖。"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实现即通过丰富社会资本,实现国家、社会和居民的协同式治理。"新治理"中提升"过渡型"社区的治理需要引入社会资本为新的分析范式,拓展社会资本的生态自生性,将社区居民互动式参与、互惠式信任纳入到"过渡型"社区治理当中,构建多元交互合作参与"伙伴式"的协商"共治"模式。     

从有“竞”无“合”到有“竞”有“合”——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竞合制度的历史演进

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竞合是随着两责任形式的分立即存在的法律现象。在法律的确定性价值和正义价值的博弈中,竞合制度经历了"责任非竞合"到责任竞合、从有"竞"无"合"到有"竞"有"合"的演进。有"竞"有"合"代表了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竞合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     

政府合同制治理的风险识别及策略选择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公共服务实现了权威治理向合同治理模式的转变.合同制治理的兴起既有思想基础,也有实践根基.同时,这种治理模式也存在着目标一致风险、监督风险、合法性和寻租风险.为此,要从提升公共管理的能力、实现政府角色转换以及加强行政官员伦理建设等方面寻求破解策略.     

“四直为民”机制:基层整体性治理的新探索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广泛和最基础的部分,当前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和困境主要表现为基层政权的悬浮化、基层政权的内卷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碎片化和行为模式的运动化等方面。贵州省凤冈县探索实施的"党群直议话民事、干群直通连民心、县乡直达惠民利、民生直办解民忧"的"四直为民"机制,是基层整体性治理的新探索。通过"直达"实现整体性治理层级的整合,通过"直办"实现整体性治理功能的整合,通过"直议"建立整体性治理的协调机制,通过"直通"建立整体性治理的信任机制。整体性治理理论解释了这个新机制是如何突破各项困境,进而提供符合民众需求的精准公共服务的。"四直为民"的整体性治理实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以及整合、协调、责任、信任的技术理性,使得"善治"成为可能。     

“师市合一”体制下石河子市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研究

石河子市社区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探索出"师市合一"体制下社区治理的特色模式,在推进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的背景下,文章从石河子市社区治理的基本做法出发,归纳总结石河子市社区治理的经验,并具体分析其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对石河子市社区治理进行展望,以期为石河子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提供参考。     

权力的强力干预是乡村善治的最大挑战——本刊专访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英洪博士

正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既包括乡村的自我治理,也包含国家对乡村的治理。乡村治理是个大课题,必须把其放在整个国家治理结构的框架中和社会变迁的进程中去认识和理解。因此,要跳出"乡村看乡村",跳出"乡村治理看乡村治理"。那么,目前乡村治理还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有序推进?为此,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专访了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英洪博士(以下简称"张")。     

论“村转居”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及其选择——基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樵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村转居"社区。"村转居"社区是一个新生事物,在社区治理方面还需要进行不断摸索,以取得成功经验。"村转居"社区在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同质性,化解矛盾,解决问题,需要创新治理理念,强化文化建设,推进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能转变。     

乌鲁木齐城镇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管理"的理念逐步向"治理"演变。对于乌鲁木齐城镇社区来说,在治理实践中总结了一些经验,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城镇社区治理没有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居民的参与作用,治理中忽视了民族因素,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不足、治理的法规政策不完善等,为此,应从理念转换、合理界定社区职责、构建共同参与机制、社区队伍及政策法规建设等方面来推进乌鲁木齐城镇社区治理。     

作为总体性存在的“治理工具”:实践特性与理论确认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治理工具的创新和使用,亟需科学、前沿的社会治理工具理论提供支持。检视20世纪中期以来的社会治理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工具"向"治理工具"的演进历程。"治理工具"是一种全新的工具形态,是政府工具与非政府工具的总体化存在。"治理工具"的实践特性初步体现为存在的总体性,兴起的必然性以及社会建构性。不同于治理视角下的政府工具研究,"治理工具"的研究是在合作治理的意义上开展的总体性研究,即从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合作的立场出发、以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行动工具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多样化的治理工具之间的组合、协同与统一的机制和原理。     

村域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与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伴随着农村治理方式的改革,中国村域社会从"集权式"治理发展到了"选举式"治理,现在自然村屯中还出现了"参与式"治理,形成了如"社区理事会"、"农民议会"、"党群理事会"等有效治理方式。但是村域基层自治和社会治理的有效实现,还需要把握好一系列问题。村民自治发祥地广西宜州市在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中,推行的以"党领民办,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党群理事会"无疑是解决问题的较好的选择。     

以“全周期管理”思维推进城市治理

"全周期管理"意在把城市当作生命体、有机体,将城市治理视为系统工程,在城市治理的前期规划、中期建设、后期维护等环节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实现全链条、全流程、全要素、全时空的城市治理。"全周期管理"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全周期管理"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助力,"全周期管理"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实践表现。但目前存在分割式治理弊端突显,风险危机应急能力不足,系统全要素把控不力,缺乏城市运行全生命周期意识的问题。对此,要建立协同性的"全链条"治理体系、整体性的"全流程"治理体系、精准性的"全要素"治理体系以及动态性的"全时空"治理体系,以"全周期管理"思维推进城市治理实现现代化。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以山东临沂部分社区为例

在城乡二元差异性发展背景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村改居"农村建设日益规范化、标准化。但是"村改居"社区一般是由多个村庄整合而成,因此在从"村"到"社区"的转换过程中,社区治理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和难题。本文通过研究山东省临沂市L街道及该街道管辖下的8个"村改居"社区建成至今的发展及治理等状况,从中发现其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社区公共空间治理混乱、社区自治性差等,并结合现实情况分析问题产生的三个原因,最后从居民、社区、政府和社会四个方面提出相关的治理对策建议,以期破解当前"村改居"社区存在的社区治理难题,提升社区的治理效率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