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阶层分化下的边缘人口内涵界定与特征探析

韦宇红在《桂海论丛》2013年第6期撰文认为,边缘人口是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中出现的特殊群体,他们的产生源于体制或制度的缺陷,对社会资源占有的非公平性容易使其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边缘人口的构成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就现阶段而言,我国的边缘人口主要包括农民工、失地农民、     

文化资本视角下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研究

文化资本具有丰富的社会救助内涵,是激发低保边缘人口脱贫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但低保边缘人口所积淀的文化资本相当贫瘠,导致低保边缘人口应对生存环境挑战能力较差,严重阻碍了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政策的落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身体化"文化资本滞后导致思想观念不协调;二是"客观化"文化资本匮乏导致心理隔离;三是"制度化"文化资本质量低导致能力欠缺。可见,提升低保边缘人口的文化资本是社会救助的关键所在。文章正是立足于此,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提出三个方面完善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的对策。一是优化家风建设,重塑"身体化"文化资本;二是扩展公共文化供给,丰富"客体化"文化资本;三是促进教育获得,提升"制度化"文化资本质量。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以及相关的经济社会数据，探讨了该地区人口空间分布总体特征，并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这一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整个经济圈人口整体呈现出边缘地区不断向中心地区聚集、不均衡性持续加剧的空间分布格局；可能对这种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影响的因素按作用大小排序依次是：滞后效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医疗卫生机构数>第三产业占比>普通中学专任教师人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房均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每万人医疗卫生床位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其中，前八个变量与经济圈内人口中心化聚集和不平衡分布程度正相关，即其水平提升将导致人口进一步聚集和更大的分布不平衡；后四个变量负相关，即其水平的上升趋于弱化人口中心化聚集和分布不平衡性，可能的原因是以重庆、成都为代表的核心区域对为数众多的边缘地区产生了过强的人口虹吸效应。     

村民自治: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治回应

农村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社区，农民作为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群体，他们的变革和发展具有本原性意义，可以说他们的状况是衡量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不能想象没有农村的现代化，这个国家会进入现代化的行列！中国现代化一直具有某种分裂的特征，即没有形成城乡现代化的整体推进。1978年以前基本上是将农村抛在现代化进程之外，农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化的弃儿。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1、我冒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决定了农村成为现代化的边缘地带。中国的地域广博，民主的“＿启蒙不可能一下子深入到广表的农村，更不可能很…     

2021年第二季度民政八项重点业务工作进展情况通报

正7月28日,民政部举行2021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对第二季度民政重点业务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通报。民生兜底保障方面: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巩固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成果"回头看",全面摸排核查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以及其他低收入人口407.5万人,将其中符合条件的56.9万人及时纳入低保、特困救助供养,对8.9万人次实施临时救助,将其他不符合兜底保障政策的341.7万人纳入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范围。     

贫困中的妇女发展:社会性别与差异--以《大山的女儿》"华北卷"、"西南卷"中妇女口述为例

《大山的女儿》是一部以口述史为主反映贫困妇女和性别差异的研究著作,书中华北汉族妇女和云贵苗族妇女都生活在贫困地区,他们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反映了他们作为边缘群体的不公正性,但由于历史和社会等原因的影响,他们无论是否有成功的经历,都认为女性不及男性。尽管他们中有的人不安于现状,希望变革,但自身仍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局限,以致难以改变现状。     

关注“边缘人群”

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要关注“边缘人群”。所谓“边缘人群”,是指“农不农、工不工”的一族。而之所以把这一人群定义为“边缘人群”,因为他们几乎“不被关注”——刘福秀原来是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游仙村5队的农民,现在随“城市化”浪潮而转为城市人口。据她介绍,在失地拆迁之前,家中共有1.6亩耕地,养了1000多只鸡,此外家中还自办了一个220多平方米的养猪场,里面圈养了200多头猪,一年收入高达三四万元。如今,耕地没有了、养猪场没有了、也没地方养鸡了,干了一辈子的农活,离开了土地很难在城里找到…     

美国的黑人青年文化

一、黑人的文化与经济对美国的黑人青年和他们的文化的任何思索,都必须看到生活在当代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广泛背景。黑人文化本身是在反对贫穷和种族歧视中产生的。应当看到,在总的社会阶级关系中,特别是在种族比较上,黑人青年存在着失业率高和违法犯罪率高的状况。黑人的社会阶级关系,由于种族的缘故而被扭曲了。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业资本家为了不断积累利润,需要制造出可以随意处置的劳动力,这就是需要有一支劳动力后备军。他们是按照供需法则产生反应的边缘的剩余人口的组     

中缅边界少数民族无国籍人口问题研究——以建国初期云南省福贡县外流边民群体为中心

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过千万的无国籍人口，其中在中缅边界云南省境内怒江州福贡县分布的无国籍人口群体，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和国家给予的相关保护，导致生存艰难，成为当地基层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这一群体较早可追溯至建国初期因入缅避难而丧失户籍、国籍的人口。他们先是栖居于缅甸，后于1980年代回流，目前成为云南省基层社会治理和沿边侨务治理面对的重大问题。加快加强对此类无国籍人口的甄别、入籍归化政策，推动这一群体的安定团结，是新时期中国沿边侨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的缺失及完善

农民工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农业人口流向非农产业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他们在我国城市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原有的工伤保险仅仅覆盖城镇的企事业单位的公民，作为城镇居民之外的边缘人群的农民工却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农民工的职业安全与工伤保险是中国城市化建设乃至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不可忽视的问题。     

关于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研究

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已达1亿多。实践表明,大量出现的流动人口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不容否认,流动人口的出现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治安问题。可以这样说,流动人口犯罪业已构成了对城市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社会治安的主要威胁,因而研究流动人口及其犯罪显得十分必要,而且相当紧迫。     

浅析流动人口非正式组织的作用——针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治安管控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数量庞大的务工人员作为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流动人口聚居区作为大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定居方式,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出现多年了。流动人口自发组成的非正式组织是自身满足社交需求的重要方式。流动人口非正式组织对于公安机关的治安维持和人口管控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安机关应该重视对流动人口非正式组织的监控和管理。     

流动人口的社会化与犯罪防控

随着流动人口犯罪率的逐年上升，外来流动人口逐渐成为城市违法犯罪的主体。对广州外来人口犯罪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社会化程度偏低是目前引发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诱因。建立服务型管理模式，加强社会化教育，提高流动人口的规范意识，是实现对流动人口犯罪防控的有效途径。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他们无法得到城市、农村两地政府的有效服务和管理,导致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偏低。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8年12月在陕西省X市LH区对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以政府信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西部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高素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信任感低;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农民工越信任流入地政府;政治活动参与意愿越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农民工则越不信任流入地政府。     

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探索

我国一些地方为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专门建立了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制度,但实施困难、认同度低,而且还把城乡二元结构移植到城市,违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与其重建一套制度,不如在改革城镇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分层、分类直接把农民工吸纳进入城镇保障体系,不但可以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而且有利于城市化进程,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本文认为,目前官方的关于2009年城镇化水平达到47.6%的结论,只是一种表象,原因在于官方城镇人口统计中的农民工群体,其目前的生存状态无法与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市民相称。农民工市民权的缺失表现为非正规工作、社会保障的有限性与不平等性、政治参与和利益代表不足、家庭分离的居住形式、平等教育权的缺失。文章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了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制度安排和结构性压力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指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在于外部"赋能"与自身"增能"。为此,需要:(1)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对农民工的市民化予以高度重视,对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定位、路径安排等要有整体性的规划与布局,要将农民工看作是公民而不仅仅是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2)国家全面、系统地改革现行的社会政策体系,而不仅仅是考虑改革户籍制度甚至取消户籍制度本身;(3)让农民工获得足够的收入并拥有支付城市生活费用的能力,特别是组织能力和市场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研究的理论与前瞻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的社会目标,也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方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问题可以找到市民化的可能突破点。由于社会流动、婚姻挤压、双重边缘人的身份尴尬、婚姻策略的盲目调整等方面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特性,丰富了婚姻内涵的同时又带来了很多的社会管理难题。因而以婚姻家庭为突破口,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分层化、专门化研究,探索在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的进程中如何缓解成婚难问题,改变婚姻迁移循环式流动的窘境,减轻抚幼赡老维持家庭的经济压力,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重要内容。     

整体性治理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

农民工随迁子女实际上是城市第二代移民,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是公共管理的重大议题,但当前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举措过于碎片化。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障碍,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思路,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必须建立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和平台;其次,帮助农民工子女克服升学和就业瓶颈;再次,要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第四,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和吸纳;最后,以社区和学校为主要平台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     

农民工法律维权探究以——皖北农民工群体调查为例

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农民工因自身受教育程度不高,其自身的话语权受到其教育水平的影响,法律知识的缺乏,使其在处理问题时要么妥协退让,要么铤而走险,以极端的方式来进行维权;传统社会文化中对无讼倍加推崇,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农民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政府在政策制定的设计上,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农民工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缺失,也影响着农民工维权的效果;农民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在法律的范围内维权,和谐维权是农民工维权的正确出路,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不影响他人的合法权益,进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增强农民工对党与政府的政治认同。     

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的实现

如何实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是我国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和社会保障权的基本现状为基础,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实现的重要意义和存在的主要障碍,指出了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实现的途径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