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美国霸权战略的调整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金融是霸权的基础。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综合实力，使美国霸权战略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调整：在经济领域，实施经济优先的战略方针，推动霸权战略的“国内化”转向，夯实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主基础；在国际政治领域，加速推进“转型外交”进程，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协作；在军事领域，采取相对收缩的军事战略，适时调整海外军事布局，全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中美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比较

我们谈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决策时,往往把美国当成主要参照物,采用了像“大战略”、“思想库”这样一些缘于美国的概念。但是,中美两国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差异很大。举其荦荦大端,做几点分析,对研究中国外交也许是有益的。中美两国的外交都服从、服务于国内政治,但两国政治的基本区别,决定了内政同外交关系的互动性质不同。美国外交主要受的是党派政治、利益集团(包括犹太人、古巴移民等基于族群的集团)的干扰。在没有出现重大国家安全危机时,在一些外交局部问题上,往往前后摇摆,政出多门;但是在突袭珍珠港、朝鲜战争爆发、“9·11”等紧…     

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沙特合作

习近平主席赴利雅得参加“三环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面向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沙特倡议并承办峰会彰显其“向东看”外交思路和对外经济新战略。中沙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以经济多元化为目标的国家转型进程实现历史性对接，助推中沙双边关系与战略合作进入快车道。峰会达成的中沙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发展战略对接实施方案，为中沙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行动指南，为双方加强战略协同与务实合作开辟广阔前景。     

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提供了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的一大根本背景和动能。两个寓于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密切相连的概念———“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可被用作概览和分析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一项主要工具,据以揭示和阐说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的新特征。本文主要在三个层次上进行这样的讨论:第一,中国外交战略基本目标;第二,中国外交战略缔造机制;第三,中国外交战略工具。最后,经过在“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概念框架内的分层次解析后,还需要多少着重地展示该框架本身的固有局限和外交转型的有限性,以避免就中国外交战略和亚洲国际关系的复杂未来做出简单化的错误判断。     

继续推进“欧洲外交”，发展中欧战略伙伴关系

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未平息、经济复苏乏力之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于2011年1月4日至12日对西班牙、德国、英国三国进行正式访问。李克强副总理的欧洲之行，是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国家领导人2010年访欧后的一次重大埘欧洲外交行动，进一步深化了中欧友好合作，增进了相互理解，巩固了战略瓦信，     

战后日本的“台湾帮”日台关系

冷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进入了重新组合与调整的新时期，中日关系以及这一大框架之下的日台关系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日本国内右翼亲台势力，基于联合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构想，积极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台湾当局则竭力拓展“外交空间”，开展“务实外交”，试图借助外力，抗拒统一。     

培养“知华派”：对高校留学生群体的公共外交

知华派是指了解中国,对中国持友善态度的外国公民。培养外国公民中的“知华派”是中国公共外交工作的基本目标之一。在目前公共外交“从政府到他国公众”的垂直结构与“从公众到公众”网络结构并存的二元实施模式中,通过对高校留学生群体的公共外交是公共外交实践从“官办外交”到“民办外交”的有效转型方式。中国高校是外国青年认知中国的重要平台。应从战略上高度重视高校在服务于国家的公共外交和国家整体形象塑造上的作用。     

时代主题转换与党的对外工作转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和变化。概括起来，就是过去那种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传统战略出发、以“支援世界革命”为己任的“党的对外工作”，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转变发展为“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了，即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总指导思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以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为直接目标、以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为长期战略任务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了。     

试析俄罗斯全方位外交政策的形成

普京掌权以后，先后批准了《国家安全构想》、《军事学说》和《外交政策构想》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在保持叶利钦后期外交框架的基础上，突出本国利益，强调其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对外打出的旗帜是：反对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在外交行动上，普京频繁出访，东西两顾，使俄罗斯恰如雄视欧亚大陆两方的双头鹰，在东西方之间纵横捭阖，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战略空间，表现出实用务实等新的特点。     

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调整

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从老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构想，到克林顿政府的“塑造一反应一准备”战略构想，再到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当前，巨大的战争资源消耗、国际形象的急剧恶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力不从心，使得美国亟须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上台后，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外交战略走向刍议

虽然人们习惯于把俄罗斯外交概括为“双头鹰外交”或“大国外交”,但事实上,在俄罗斯至今仍没有一个一致、明确和完整的外交战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俄罗斯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角色,无法确定自己在21世纪国内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战略目标;第二,频繁的政府人事更迭、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此起彼伏的政治风波等内部因素严重妨碍了对     

中国外交转型中的外交投入

在中国外交转型中,外交投入是外交转型的国内维度和外交转型成功的物质保障。外交投入既是外交影响力的来源之一,也是确保外交运行和外交质量的前提条件,包括国家对外交的财政投入与分配,以及外交部门对经费的使用。但是通过与中国军费投入以及与美国外交投入对比发现,当前中国的外交投入亟须提高,增长趋势需要扭转,外交资源的分配应更倾向于外交主管部门。国际体系的变化与中国国力的增强,提高了外交投入的投入产出比,使其具备极高的边际效益。应抓住机遇对外交进行补偿性投入,提高外交质量,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俄乌冲突背景下德国在欧盟领导角色的式微

俄乌冲突的爆发对欧洲的安全格局造成了极大冲击，作为欧盟重要支柱的德国曾成功化解了2014年第一次乌克兰危机，因此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也被期待可以再次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对德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后表现的梳理，并在领导理论的框架下对俄乌冲突中德国领导角色的出现与否及其影响限度进行分析。总体而言，俄乌冲突凸显了德国在欧盟内领导角色式微的现状。虽然德国拥有领导欧盟的机会与意愿，在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领域发挥了一定的领导作用来缓解局势与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建设，但是军事资源不足、欧盟内部的利益冲突、其他成员国的不满和质疑等因素削弱了德国的政治影响力，挤压了其行动空间。与第一次乌克兰危机中默克尔政府的表现相比，朔尔茨政府在欧盟的领导力明显弱化。德国在欧盟领导角色的式微也将对欧盟未来发展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中国气候外交议题策略探析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的外交话语杈偏弱，特别反映在哥本哈根和坎昆气候大会上，中国总是受到西方的指责，并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减排责任压力。要想提升中国当前的气候外交话语权，应在议题策略上有所突破，最关键的是要提出国际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的核心是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转型的“缓冲期”策略，并在“公平承担份额”的原则指导下，制定“可实现、可完成”的“中度限额”减排方案。在此基础上，中国在气候谈判中还应更多地使用议题联系战略，迫使发达国家妥协，以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全球英国”外交战略：愿景、实践与制约因素

英国政府在2016年“脱欧”公投后提出了“全球英国”理念，作为“后脱欧时代”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以应对变化中的国际环境和自身国际角色的转变。基于“全球英国”理念，英国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大国”，希望借助综合实力以及与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等传统盟友的关系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推出“向印太倾斜”战略，以期拓展盟友圈并扩大对外影响。与此同时，英国外交政策中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趋向更加明显。“全球英国”战略因其自身固有的缺陷以及国内政治中的制约因素，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障碍。苏纳克上台后对“全球英国”战略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其外交政策没有也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     

英国推动“五眼联盟”转型的表现、动因与前景

作为“五眼联盟”的创始国之一和老牌欧洲大国，英国积极推动联盟转型。一方面，英国加强与美国的战略互动，积极参与美国发起的机制整合行动；另一方面，英国尝试更主动地影响转型的方向与内容，利用自身的传统优势推动相关议题发展。英国意欲借助“五眼联盟”转型将“全球英国”战略构想落地印太地区，拉拢更多有利于实现英国利益的地区合作伙伴。但如何在配合美国与实行自身战略之间统筹用好实力与资源，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稳妥处理中英关系，对于目前国内政局动荡、经济萧条的英国来说是一个难题。     

中国2014年经济外交看点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金融合作，是今年中国经济外交的两大重点。中国在经济外交上更加重视“支点国家”的作用，而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联合投资第三国，正在成为新的重要模式。     

中日关系及日本形势——聚焦2008年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是两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出双边范畴，继2006年10月安倍首相的“破冰之旅”、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2007年12月福田首相的“迎春之旅”后，胡锦涛主席不久将访问日本。为加深对当前中日关系和日本国内形势的了解，本刊特请三位专家分别从2008年中日关系、日本国内政治改革、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等三个角度撰文，以飨读者。     

大变局下美国对外战略走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战略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各种新变量相互交织，诸如俄乌冲突、全球性通货膨胀等“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叠加出现。美国拜登政府不断调整外交战略，重点在新兴技术等领域不断加大对华遏压力度；通过“桥接”跨大西洋联盟和远东的“轴辐式”同盟，同时加强同中、俄的战略竞争。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造成冲击和影响。     

萨勒曼继任以来沙特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前景

2015年初萨勒曼继任沙特国王后,沙特外交政策开始由温和向激进转型,特别是在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沙特外交日趋强硬,倾向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外交问题。沙特在寻求为沙美关系注入新内涵的同时,不断提高外交自主性,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中国的合作关系。发展和战略焦虑上升、国内政治出现不稳定、影响外交关键因素和领导人个人风格发生变化,是沙特外交政策出现激进化和自主性增强的主要影响因素。当前,由于激进化外交政策遇到挫折,沙特外交政策开始向温和务实方向回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