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与公民行政合作的理念及制度构建

合作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状态,是人的自身需要.合作不仅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政府与公民行政合作是一种新的行政理念,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行政合作使行政法的模式由政府与私人对抗关系的管制行政法转交为政府与私人合作信任关系的服务行政法.应加强行政合作基础理论、基本原则的研究,并构建行政合作的制度体系.     

政府规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经济行政法的考察

经济行政法是法律层面重要的政府规制工具之一。我国经济行政法律制度在理念、体制及运行方式等方面仍有待改进。对经济行政法的考察既有利于政府规制公益和私益平衡下的正义诉求,也有助于经济行政法制变迁方向的导引。政府规制过程中经济行政法的政治一经济属性表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放松管制,实现经济行政法的制度变迁,是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路径选择。     

行政法视野下的自我规制

自我规制作为行政规制的替代或补充,在社会乍活中得到广泛运用,然而,自我规制在我国行政法学领域鲜有提及.行政法视角下,通过对自我规制内涵、自我规制应遵循的原则及自我规制的行政规制探析,有助于我们从行政法角度认识和规范自我舰制.     

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平衡论"与行政法理基础

行政法治要求有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法理论 ,针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出现的各种主张和观点有 :平衡论 ,控权论 ,管理论等。在平衡论者看来 ,行政法平衡是指行政法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格局达到了结构性均衡 ,这一主张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及行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     

我国法治形象的演进与行政法理论创新——以社会转型为分析背景

在社会转型时期,公法建设迫切需要法治形象的良性导向作用。我国对法治形象的塑造经历了"非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中国"的演进,并且在多种语境中展现出多样化的"面孔"。我国各种行政法理论也曾描绘出一定的国家法治形象,但与法治实践中所倡导的法治形象并不完全一致。未来行政法的理论创新应当回应建设"法治中国"的需要,加强"善治政府"的制度供给。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之维

当前,社会管理创新已经引起各地区、各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有关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学术研讨、实践尝试也正在向多领域、多角度展开.社会管理创新呼唤法治: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坚持法律原则、运用法律手段、完善法律制度、突出法律规制、实施法律救济.唯其如此,社会管理创新才会又好又快地向前推进.     

威尔逊的规制政治理论述评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詹姆斯.威尔逊对经济学界的规制理论,尤其是对规制俘虏理论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为了弥补经济理论的不足,威尔逊以规制成本与收益的分布为主要依据,将规制政治分为四种类型,并提出了影响规制过程的内外变量。威尔逊认为,在规制研究中经济利益和理念都是不可或缺的变量,因为它们都会直接影响规制政策的形成。威尔逊的规制政治理论为解释多种规制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但其理论中的制度制约等部分内容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新中国70年刑事程序法治理论创新与发展

新中国70年刑事程序法治进程经历了孕育时期、曲折时期、初步发展和逐步完善四个阶段。新时期刑事程序法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形成程序性制裁理论、合作式诉讼模式的两种本土形态、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新型配置以及司法权运行的"中国模式"等理论成果。我国刑事程序法治的未来发展应以权利保障和权力约束为主流价值取向,以程序正义为标准、以审判中心主义为理念进行制度设计,并以三个维度的横向融合为其提供法治保障。     

行政权正当性理论变迁的行政法意义

行政的核心或实质是行政权,行政权是行政法的"起因和归宿",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行政权正当性理论的变迁,推动了行政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使行政法由传统行政法向现代行政法过渡,从而对行政法变化与革新具有重要法治意义.     

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规制消解

网络谣言的传播引发了诸多的公共危机与公共问题,其规制消解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府公共治理的重要职责。不过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效果很不理想,影响了网络文明、网络文化和网络生态的发展,与公共治理的要求相差甚远。鉴于此,我国务必要按照现代公共治理的要求,以依法治网、建设文明法治网络为契机,以绿色美丽网络建设为目标,坚持人本化与法治性为主的价值理念,从外延拓展、方式整合创新、主体素质提升、制度与条件供给以及评价督导机制的构建等层面着手,建构起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机制,以此推动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工作科学化、常态化、法治化与协同化发展。     

西方社会规制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启示

当代西方的社会规制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研究者们试图追问社会规制过程这个黑匣子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为此,他们深入社会规制行动者内部,借用委托-代理理论、博弈论等研究方法,分析了作为规制者的政府内部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规制实施的影响,作为被规制者的企业内部因素,如雇主的法律意识、雇员在健康安全方面对雇主所施加的压力等,对被规制者行动策略乃至规制效益的影响,提出了一些与旧有规制经济学不同的观点;研究者们还运用流行的制度主义理论探讨了规制制度设计与变迁,规制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等问题。对以上西方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进行评介后,指出了它们对中国社会规制研究的启示。     

“参与式行政”视域下行政法理念的反思与重塑

参与式行政的兴起提出了对行政法制度变革的要求,而行政法制度的变革,首先是行政法理念的变革,这种变革要求我们对行政法理念进行反思与重塑.传统与晚近的行政法理念都已无法完整地反映参与式行政语境下的行政法基本精神的要求,需要重塑体现民主、正当、协商、合作等当代公共行政基本精神要求的参与式行政理念.     

论对儿童广告的法律规制

儿童广告包括三种类型即面向儿童的广告、有儿童参与演示的广告以及一切可能影响儿童的广告.外国法律大都对儿童广告作出严格规制,表现为限制播出时间、场合和技术条件,限制广告的内客与表现形式,限制儿童参与广告演示等.规制儿童广告是为了特别保护儿童父母及其他亲友的合法权利、儿童所在家庭的利益以及间接保护儿童自身的权益;并且保证儿童身体、心理的健康发展,接受良好的社会教育,建立正确的道德准则.我国应当从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加强和完善对儿童广告的法律规制.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之维

当前，社会管理创新已经引起各地区、各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有关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学术研讨、实践尝试也正在向多领域、多角度展开。社会管理创新呼唤法治：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坚持法律原则、运用法律手段、完善法律制度、突出法律规制、实施法律救济。唯其如此，社会管理创新才会又好又怏地向前推进。     

论社会管理创新与有限政府的权力规制

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日益突显,迫切要求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主要目标是将全能政府模式转变有限政府模式,即政府让权于社会,实现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在现代民主社会,有限政府模式是一种法治型政府模式。由于权力扩张的冲动,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常以"创新"为由,突破宪法与法律约束,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权力。因此,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通过完善宪政制度与健全法律体系,对有限政府的权力进行规制。     

宪政视域下的行政权规制模式分析

行政权是国家行政主体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时所享有和行使的国家权力,是行政法的起因和归宿,亦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行政权规制模式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权力资源的分配和公民权的定位。本文试图通过表述宪政视域下行政权的演进历程,分析特定历史背景下行政规制模式的选择原因,并以此来界定影响行政权设置的基本因素,建构起评价行政权的基本的宪政维度。.     

现代行政法意义上的城市空间利益

现代社会的城市化高度发展使城市空间利益作为一种集合性利益的特征愈加明显,我国尚缺乏系统的城市法研究,亟待我们从行政法的角度构建城市空间利益的概念。对此,首先要将城市空间利益作为城市行政法理论中的一个概念进行考察,从城市空间的本质把握城市空间利益的公法权利属性。其次,要考察城市空间利益在行政法上的制度设计。参考日本代表性的集合性利益理论提出的制度构想,我们可以从城市规划设定规制地域的范围和规制内容的程度这两个方面确定某个地域内的集合性城市空间利益,并从行政程序参与权、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团体诉讼等方面为城市空间利益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治理规制创新——基于GHM模型新进展的思考

近年来公司治理日益得到重视,进行公司治理规制创新、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是学术界与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文章以合同理论为基础,结合合同理论中重要分析工具与理论模型——“GHM模型”研究的新成果,提出了进行公司治理规制创新的新思路.公司治理实质上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达成的不完全合同,是解决各方利益冲突的参照点.公司治理规制创新需要刚性合同与弹性合同相结合,其核心是利益相关主体的非正式协议与再谈判机制,关键则在于建立新型的市场竞争与监管机制.     

水污染行政合作规制的制度障碍及其克服

制度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能降低交易成本,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愿意对水污染进行合作规制或者不能进行有效地合作规制,是因为存在制度障碍。当前,应当着重从完善行政合作协议、改变政绩评价标准和选择合适的流域机构管理模式等方面谋求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