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研究》评介

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化转轨的过程中,而土地制度的建设一直是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心.随着我国小康建设与城镇化战略的加速实施,农地作为重要的资产和生产要素,必然要求以商品的形式进入要素市场并在不同主体之间合理流动.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嬗变

我国农村社区大致经历了由文化共同体到生产共同体到逐步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型的嬗变。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村社会的重塑过程,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     

推进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城镇化滞后直接影响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重视大中城市和城市群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积极推进小城市的建设,消除阻碍城镇化的制度因素,把城镇化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切入点.     

从共同福祉到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构——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过程哲学和中国哲学思想的融合与超越,其坚持整体主义发展观,并将实现共同体的共同福祉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以及工业化、市场化的持续渗透,传统乡村共同体日趋衰落,新农村建设面临集体共同体意识弱化、乡村社区文化式微、生态环境污染等困境。借鉴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构建政治民主型、绿色发展型、农民尊重型、社区繁荣型和农业现代型"五型合一"的新型乡村共同体模式,有助于全面推进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城市化主导下的社会变迁与农村社区的现代特征

近代以来.随着市场化、工业化的推进,现代城市开始兴起并成为社会结构变迁的主导力量。在城市化扩张和乡村城镇化过程中,社区概念经历了滕氏理想社区、传统村落社区、现代农村社区三次重大演变,农村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因被引入城市经受城市文明的洗礼而具有了农业工业化、村落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自治社区化等一系列现代特征.从而构成了当前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社会基础。     

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的条件和作用机理

我国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毁坏了农村传统村落的原生态,引起一系列社会变迁,导致农村社会的重大失衡。村落共同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适应、演变、转型等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村落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按照其内在逻辑以隐性的方式缓慢地延续着。村落变迁自有一定的背景和条件,这就需要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人文社会等不同层面来考察。研究村落变迁的发生因素和作用机理,把握村落变迁的形态和村落终结的过程,将有助于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挺住乡村教师的“脊梁”

<正>乡村教师的问题由来已久,从建立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建设以来,国家就一直在探索解决市场化、城镇化大背景下给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带来的难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在民进中央主办的2015·中国教师发展论坛上的讲话中说,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大潮中,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农村正处在     

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转型发展与创新研究

城镇化转型发展与创新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适应经济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要动力。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数以亿计的农业转移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推动着社会结构转变。但随之而来的是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城市拥挤,资源、环境等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使得传统城镇化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这对城镇化发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在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环境质量的同时,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小城镇及智慧城市建设,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转型升级。     

城镇化视角下的农村文化建设研究

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小城镇建设是农村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农村城镇化必须包含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但目前我国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同构化倾向”、乡镇成人社会衰落、村庄消失速度加快、政府职能缺位与错位等问题阻碍了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为此，需要通过合理定位和规划城镇发展类型、推动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的努力，推动我国农村文化建设健康深入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管理问题研究——以三亚市为例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进程中,如何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成为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议题。文章以三亚为例,探讨了三亚在城镇化过程中强化农村社会管理的尝试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三亚快速推进城镇化建设,有助于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也加大了农村社会管理的难度,需要从思想观念、经济建设、制度供给、政府治理能力、加强农村基层自治等五个方面强化管理措施。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个体化趋势及社会治理转型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对个人管控的松绑以及经济方式的转变,农村社会结构日趋离散化,个体化趋势日益显现。社会成员从传统归属中脱离出来,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成为行为的指南,个人选择的自由性与多元性增加。城镇化背景下的个体化变革给农村治理秩序带来了多重张力,也带来了制度再嵌入的困境。农村治理转型要在法治的基础上重建乡村社会认同、推进农村公共性建设,同时应注重将传统治理模式与现代治理制度、策略相结合。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新型城镇化理念引领城郊村发展

<正>城镇化中的城郊村:一种独特的社会样态静态地看,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下,城郊村属于农村的一部分。由农地、农村、农民构成的城郊村边界清晰、权属明确。就其社会性质而言,完全属于农村社会范畴。动态地看,城镇化中的城郊村正处于乡城转变过程之中,呈现为一种交界性、过渡性、不稳定性社会。正是这种介于农村社会与城镇社会之间的交界性、过渡性,决定了城镇化中的城郊村必然兼有城乡两种社会的属性。不再只是农村抑或只是城镇,呈现出"边缘性"、     

历史上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社会转型

公共产品是社会共同体共同需求的产物,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社会产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公共产品的需求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部落首领、豪族、富民先后成为中国古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并成为农村社会的精英.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当前只有转变政府职能,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站在农民利益需求的视角,尽力满足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才能从农村获得更广泛的力量源泉,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     

社会资本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重建的新思路

村庄共同体解体的危机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社会资本作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关键因素,为我国村庄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新的思路。从历史进程来看,我国村庄共同体大致历经了“自然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三个发展形态,与此同时,农村社会资本也经历了从“宗族化”到“行政化”再到“市场化”的转变。随着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村庄“利益共同体”普遍面临衰落的局面,农村人口大量流失,公共空间萎缩,传统价值淡化,社区认同消解。同时,乡村社会资本也发生一系列变化,村民参与网络日趋松散,村民互惠规范日益匮乏,村庄总体社会信任度弱化。社会资本是乡村社会维持社会秩序、整合社会资源以及维系其稳定发展的重要资源。由此,我国必须努力培育乡村社会资本并积极引导其嵌入,进行社会关系和社区价值的整合,以发挥其构建村庄共同体的内生动力作用。     

新农村建设是中国特色城镇化战略的具体体现

从城镇化的内涵、城镇化的目标、城镇化的途径三个方面论述,新农村建设是中国特色城镇化战略的具体体现.城镇化是城乡之间各种发展要素的转变过程;城镇化的目的是以城市文明为代表的现代化文明在城乡之间的普及和覆盖;新农村建设、农村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现代化构成了城镇化战略的总体布局.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应答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对我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超越,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社会风险问题叠加、社会力量增能、公民权利伸张、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发展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而作出的战略抉择,体现了中国治理文明的重大进步。在新的时空境遇中,社会转型和变迁中出现的“原子化”动向、社会转型中的信任困境、现阶段社会参与机制短板掣肘,给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带来了不可小觑的考验与挑战。因此,要牢固树立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大力培育公共精神,积极推进网络化治理结构建设,让平等参与、互信合作、责任共担、风险共抗、普惠共享等公共品行转化为社会行为和价值自觉,从而筑牢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之基。     

东盟共同体建设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影响初探

东盟共同体建设2003年后驶入快车道,如今东盟经济共同体初现雏形,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也在抓紧建设。东盟共同体建设对中国与东盟关系既有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方面的积极影响,也有这些方面的消极影响。中国可采取对策,削弱乃至消除东盟共同体建设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消极影响。     

西部城市快速城镇化中的城乡互动关系——以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为例

城乡关系的研究一直伴随着整个城市发展的过程,对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发展中国家,城乡矛盾等问题尤为突出.我国西部地区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周边还存在广大的农村区域,其城乡关系具有特殊性.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的城镇化过程,对于分析城乡互动关系在经济结构、空间增长、社会文化构成等方面的反映,研究其中心城区与周边村镇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推进陕西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城乡一体化是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需要,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西部强省的必然要求.当前,陕西城乡一体化发展面临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依然存在、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等问题.统筹陕西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以增加农民增收为中心、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重点,创新农村经济管理制度,加快形成具有陕西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