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美宁、石慧荣:数字时代政府组织从有界走向跨界的行动实践与现实启示

数字技术为建构跨越边界限制的政府组织提供了技术工具和现实驱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以跨部门协作和跨领域整合为目标的政府改革,提出了诸如“整体性政府”“无缝隙政府”“协作治理”等概念。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成为驱动重构组织内外关系与促进政府整合的有力工具。     

技术重塑治理关系与数字治理“内卷化”——以“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

目前,推动来自数据资源的技术驱动与政府行政体系融合,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数字治理对民众和政府具有双向赋能意义,但需要有效协同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之间的关系、平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困境。以A市“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数字治理的“内卷化”生发于数字信息在行政体制内运行的不同阶段。在诉求信息输入阶段,信息传播的跨时空性使群众从逐级传递变为直接面对上级政府,上级政府实现对诉求处理全流程的监督和考核,形塑了去中间化治理主体关系,导致治理内容、数量和成本不断增长,同时基层政府自主治理的空间减少。在诉求信息筛选阶段,现实诉求以简化和标准化的信息形式在热线数字系统中闭环流转,治理实践中诉求解决的情境关系出现脱域。原先可以在治理情境中被识别的不合理诉求和反复提交的诉求,伪装成单一诉求从而突破原有治理结构的抑制,挤占了大量的治理注意力和治理资源,破坏原有的治理传统与治理规则,造成“无理”诉求工单在热线系统中的空转。在诉求信息处理或执行阶段,受到科层压力与信息传递的乘数效应影响,诉求治理的责任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由于压力过载产生目标...     

构建数字营商环境的内在逻辑及实现路径研究——以江西为例

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是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堵点卡点的重要方面,也是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途径。构建数字营商环境的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技术驱动、组织变革、社会生态三个层面。实践中,构建数字营商环境面临诸多困境,如数字政府“技术官僚”倾向、增加企业“数字负担”、有关制度体系滞后等问题。基于江西建设数字营商环境的经验做法,需要从多元共治理念、数字政府以及治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入手加快构建数字营商环境。     

在“关注”与“应付”之间:注意力分配视角下的基层政府回应逻辑北大核心

回应性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属性,解析政府回应的运作逻辑是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增进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基层政府回应行为经常处于“关注”与“应付”之间,注意力分配视角对此提供了有力解释。基层政府遵循权威、利益、避责相结合的注意力分配逻辑,并与上级注意力、官员注意力、媒体注意力、群众注意力交织互动,由此形成注意力分配互塑机制。在此逻辑与机制的作用下,基层政府呈现了特征鲜明且治理效果各异的四种回应模式,即运动型回应、应对型回应、自主型回应、常规型回应。基层政府应以人民群众的真正需要作为回应基准,合理运用注意力分配的逻辑与机制,更加注重回应强度的权责一致、回应内容的匹配有效、回应速度的及时合理。     

技术治理与民意互动：数字政府整体智治的实现机制研究——以杭州市“民呼我为”数字治理平台为例

技术治理与民意互动是城市社会治理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的生动体现。数字政府平台的建设要立足技术治理与民意互动，打造数智平台统一收集民意、创新数智场景赋能为民办实事、设置数智模块实现联动督察考评等运行逻辑，重塑群众诉求受理回应机制、拓展民意管理实践内涵、健全民意回应制度体系，实现数字政府的“整体智治”。当前数字政府平台存在“软性”条件建设滞后、代表性“风景”不足、弱势群体权利“被剥夺”、使用不够便捷等问题，需优化平台建设、深化模块应用、强化数智赋能、健全工作机制，提升数字政府“整体智治”的功能绩效。     

现代社会治理下的行业协会行动逻辑研究——基于中关村地区X组织的案例分析

中国目前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凸显。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主体面临的是更加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风险社会。现代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是基于环境状况的变化和社会变迁下秩序重构问题的现实考虑。多元治理意味着主体对于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资源相互依赖。参与治理的各类组织需要通过不断地沟通,进而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行业协会作为市场治理领域中专业类组织,成为影响行业领域及市场秩序的主要力量,通过行业协会行动逻辑研究,能够呈现现实治理语境中不同主体间关系变化的真实状态。文章结合一个服务地区企业的行业协会——X组织的成立、运作及活动案例进行阐述,希望进一步丰富对于组织间关系网络及区域间秩序建构的相关研究。     

让“治理”回归“常理”：基层运行“内卷化”的组织学归因与调适

组织设计及其运行的基本规律可谓组织学的“常理”，基层运行中出现的“内卷化”症状是对组织“常理”的背离。对标科层组织理论所建构的完整严格的规章制度、分工分层的权责体系、非人格化的人事行政等规范性“组织特征”，可发现基层组织运行中产生的走“范式”丢“新意”的路径依赖、强“迎合”弱“作为”的形式主义、重“痕迹”轻“功绩”的痕迹主义等实然性“内卷症状”。“内卷化”现象发生机理包括组织制度性压力下的结果导向逻辑、组织层级性压力下的责任规避逻辑、组织职能性压力下的责任异化逻辑、组织体制性压力下的权责失衡逻辑以及组织晋升性压力下的求稳行为逻辑。为了使组织运行回归组织设计的“常理”，可从权责均衡的平稳运行力场、问责容错的担当弹性空间、务实回应的队伍晋升机制、回归正轨的组织价值重塑等四个“切口”来寻求治理调适路径。     

基层简约治理何以失灵?——以A省C县“一村一警务助理”为例

打造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国家赋权社会激活基层社会内生力量的意图在多层行动者的行动张力下产生偏差，导致置身一线治理情境中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因无力调适权威逻辑与基层社会的紧张关系而选择逃离。多层主体行动逻辑的抵牾本质上源于国家治理机制在科层化和社会化之间的摇摆，使融合国家正式治理与乡村内生资源的基层简约治理创新被科层体制外部化。实现基层治理的简约高效必须突破层级化科层节制，重塑内外均衡的治理情境。深入推进组织调适、政党统合、权责耦合与主体激活机制建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理顺科层体制内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构建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自治双向赋能的基层治理体系。     

“政—社”以何合作？——一个农村环境整治的案例分析

在"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社会治理范式转型背景下,"政—社"以何合作替代"政—社"何以合作,成为"政—社"合作研究的重心。研究发现,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村级组织和农村居民等构成农村环境整治的主要参与者,其分别遵循科层关系下的行政推进、竞争关系下的契约合作、社群关系下的自愿合作以及熟人关系下的道德约束行动逻辑。借助扁平化、透明化的现代互联网技术,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行动逻辑相互调适与耦合,形成了主体间双向互动与传递的反馈型关系。结合"三清洁"五级联动工作体系,"政—社"合作主要通过宣传动员、道德约束、物质激励、行政推进和契约合作机制来实现,政府在合作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强调合作机制的组合化运用。但由于政府压力型体制、"条块化"组织体系与理性化官僚、农民整体素养有待提升和社会组织独立性不足等原因,农村环境整治内生性动力建构不足、市场化运作流于形式和整体性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拓宽。破解上述困境,需要继续深化服务型政府转型,提高社区的自治能力,进而优化"政—社"合作环境。     

技术驱动与治理变革:人工智能对城市治理的挑战及政府的回应策略

人工智能及其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给城市治理带来了全方位挑战,表现在城市治理生态的网络化、城市治理制度的重构、城市治理事务的复杂化和城市治理过程的数字化等方面。人工智能对城市治理的这些影响体现了技术嵌入治理过程、技术驱动治理变革和技术优化治理绩效的运行逻辑。城市治理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挑战并非单向度的被动适应,而是会通过行动响应与策略回应予以积极应对:一方面通过理念变革、政策规划、制度规约和应用创设等行动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另一方面形成支持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的响应策略,主要包括顶层设计、高位政策推动的发展战略,先行先试、试错容错的创新策略,混序共生、开放生态的应用策略等。人工智能对城市治理的挑战及政府回应策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技术与治理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选择性回应裁量权：中央环保督察下的基层政府行为逻辑

政府回应作为探索国家基层治理问题的关键,对于建立健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既有研究虽然表明基层政府会在中央环保督察组的高位推动下更加积极地回应民意,但鲜有研究解释为何环保督察下的基层政府回应行为存在差异化。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件等实证经验数据,尝试提出选择性回应裁量权概念用以阐释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基层政府所呈现的“强弱有别”和“虚实结合”的回应行为逻辑。基层政府行使的选择性回应裁量权,即实质回应裁量权与形式回应裁量权,构成了非常规治理机制下基层政府回应行为的基本底色。此外,基层政府采取的选择性回应裁量权往往会受到成本、历史遗留问题、可见性问题等因素的影响,进而使得高压态势下的基层政府回应民意行为不尽相同。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寻求技术与制度的协同调适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政府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八八战略”实施以来的浙江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为考察对象，依据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目标和效果的不同，可以总结出治理信息数字化—政务流程数字化—运行形态数字化的纵向动态演化链。建构“技术—制度”协同调适的分析进路，发现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演化阶段，呈现出“技术嵌入—制度吸纳”的互嵌逻辑、“技术驱动—制度规范”的融合逻辑和“技术变革—制度重塑”的共生逻辑。面向未来，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应避免陷入过度依赖技术的泥淖，注重发挥数字技术与制度机制的协同创新作用。     

技术治理的适配性：基层治理数字化改革的效度及逻辑反思

技术与治理融合已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形式和基本特征。技术并非简单植入治理场景并必然产生治理绩效，其赋能、赋权效应存在不确定性。技术运用的适配性是技术能否从工具转换成范式，变革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技术适配张力和各种适配性偏差，是导致“技术反治理”现象的主因。从“工具—体系—行动”维度，通过适配性视角考察技术与治理互融互促的结构性、本源性逻辑，基层数字化改革应依赖技术嵌入、结构吸纳与社会协同的并进，达成“技术—价值—结构—生态”的多向度适配，实现系统性治理形态升级。技术与治理形成价值层、结构层、生态层互适融合，从治理工具、治理体系、治理行动全面驱动数字化变革。技术治理最终应走向系统性、适配化的整体治理。     

数字治理中多元场域运行逻辑耦合与协同机制构建——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改革创新的个案研究

数字治理是电子政务的更高级形态，具有革新政府、社会与企业间互动关系的价值内核。数字治理的落地发展需要克服其与我国政府一元管理传统的结构性紧张。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政府创新个案的研究，剖析数字治理改革的基本经验发现，充分调动政府场域、社会场域与市场场域内规范制约参与者行为选择的公共权力逻辑、自治逻辑与价格逻辑，能够在规避政府失灵、自治失灵与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实现多元治理场域运行逻辑的耦合，有效构建起推动跨场域协同的吸纳机制、培育机制、分流机制、监督机制和付费机制。“一码解纠纷”作为一个包含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复杂性系统，在主体间频繁交互的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涌现特性，有效优化了政社关系情境。“一码解纠纷”改革仍存在数字驱动乏力、需求导向暗弱、数字异化隐忧、行政吸纳过度等问题，数字治理充分彰显结构特点与功能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组织再造、内容优化与制度建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三重向度——以利川市的“小院说事”实践为例

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已经成为一种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也是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蕴含着深厚的学理逻辑。政治逻辑层面遵循了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理论逻辑层面体现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关系,历史逻辑层面传承了中国共产党治理乡村的优良传统,现实逻辑层面回应了乡村社会的内在诉求。利川市的“小院说事”创新实践,通过搭建“说事”平台、设定“说事”内容、制定“说事”规范,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和政治引领作用,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提升了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彰显了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促进了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走出了具有本土性、创新性、前瞻性的乡村治理新路。利川市的实践探索有着深刻的理论意蕴和学理价值,体现了“组织—内容—制度”的逻辑框架,通过“组织再造”整合了党组织资源,提升了组织动员能力;通过治理内容的优化,回应了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激发了乡村治理活力;通过制度建构,重塑了乡村治理规范,提升了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行动,要以增强农村...     

论我国公益创投项目政策决策逻辑的理论解释——以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扶持呈现出如火如荼的趋势。文章认为,地方政府基于社会治理框架下设计出台公益创投项目等实现对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政策回应,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基于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公益创投政策文本的分析,通过对地方政府样本及其扶持政策逻辑起点、治理绩效逻辑、外部回应逻辑以及监管逻辑等方面的探讨,文章得出地方政府出台公益创投扶持政策决策逻辑的理论解释:既是政府内部治理改革逻辑与社会体制改革逻辑的博弈产物,又是对社会组织发展、社区服务支持和社工人才三者之间联动发展,实现"三社互动"的产物。     

数字政府:政策、特征与概念

近四十年来中国政府运用现代计算技术的发展过程可以根据重要政策节点划分为三个政策阶段:“政府信息化”阶段、“电子政务”阶段和“数字政府”阶段。与电子政务相比,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在核心目标上立足于推进治理现代化,在顶层设计上依循数据范式,在政策上将“对数据的治理”也纳入议题范围,在业务架构上日益趋向于平台化模式,在技术基础上正在向智能化升级。基于此,数字政府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为:在技术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技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分配信息,在组织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赋能、协同与重构。正在发展中的数字政府表现出与过去所不同的重要特征,并由此带来政府作为一种组织的持续创新与转型,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革命。     

派生型组织如何社会化运作:内外部环境间组织资本的优势转化——以F市禁毒协会为例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派生型组织研究形成了对于"控制—依附"型关系的认识并得出行政化运作的结论,然而,迫于组织目标和生存发展所需,派生型组织存在由行政化运作向社会化运作转型的需要。本研究以F市禁毒协会的运作模式转型为个案,在深入研究内外部组织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引入组织资本概念,强调身份资本、信誉资本与治理资本能够实现优势转化。同时,派生型组织在具体的转化过程中还发展出了相应的操作化方案,总体呈现为适应性权变的行动策略,能够抽象为合作性吸纳、责任性信托与竞争性结盟三类转化机制。这一从行动主义视角切入的派生型组织分析,修正了既有的结构论争中对政社关系的固化认知,且从社会组织研究的角度回应了体制优势向治理效能优势转化的时代议题。     

数字中国视域下国家数据管理机构改革的若干思考北大核心

数字时代,数字、数据及相关技术的发展驱动着国家治理方式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在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布局下,呈现出三个递进交叠的逻辑阶段,即从服务到治理再到统筹安全和发展的重心转移。与之相适应,国家数据管理机构的职能转变和治理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未来的数据管理机构建设中,应持续深化数据管理机构体系改革,统筹数据管理机构在横向与纵向政府间的职责设置,推动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实现数据公共价值的创造,强化数据管理机构组织能力建设,以及构建有力的人才支撑。展望未来,数字中国背景下的数据管理机构建设必将迎来光明的发展前景。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