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下的经济法

经济法运用整体主义的方法分析市场失灵的原因,指出为了公共利益,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的国家应当对经济进行干预.公共选择理论使用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利用经济人假设,政治是交易过程,政府也是经济人,它不会从抽象的公共利益出发制定政策,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公共选择理论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经济人假设和交易的政治观,动摇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正当性,对经济法构成了严重挑战.     

我国政府权力宪政制约探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不能泛化，且政府权力不应介入市场功能的有效边界内。在对政府及工作人员权力“软约束”无效的条件下，必须引入宪政框架对政府权力予以约束。这既是宪政国家内在的本质规定．又是我国政府权力运行的现实要求。针对我国政府权力制约面临的现实障碍与宪政困境，必须从政府权力法制化、重构三权关系运行等方面入手，建立有针对性的政府权力制约机制。     

国家干预家庭暴力的限度研究

鉴于家庭自治的局限性和私权与公共利益保护的迫切需要,国家干预家庭暴力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目前国家干预家庭暴力的态度积极,但是部分干预方式差强人意。国家干预家庭暴力必须保证婚姻家庭内部规则的有效运行,应当秉承切忌法律万能论、尊重家庭自治和适当注意的基本原则,其具体干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维持家庭内部秩序、建立家庭自治的约束机制和适当增加强制性措施等。作为国家干预家庭暴力的典型例证,《反家庭暴力法》必须尊重家庭内部规则,建立家庭自治的约束机制,确保国家干预家庭暴力的适时性和有限性,这是《反家庭暴力法》有效运行的基本途径。     

利益博弈视角下我国大气污染控制制度设计问题研究——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与经济法界限

大气环境容量资源作为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其在资源配置中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国家以经济法的形式干预大气环境容量资源配置.考虑到政府干预界限应该与法治能力相一致,大气污染控制制度设计应界定政府经济人界限,合理进行收费权、处罚权等部门配置,避免部门争权夺利而影响监管效率;界定经济法干预成本界限,定量化对比政府干预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选择理性干预;加大大气控制制度处罚力度,处罚数额高于其治污成本的2倍以上,保障制度的有效性;实现大气污染总量控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有效控制大气污染,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创意激励的知识产权困境与自治进路研究

建立专业、高效、公正的纠纷化解机制,培育规范、有秩序、合作型的创意市场是创意激励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现有纠纷化解机制未能与创意激励实现理想的契合,呈现出一些实质性的困境。这些困境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到知识产权自身属性限制,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运作效率与效果等的影响。创意自治具有自愿性、专业性和市场导向性,可以通过充分发挥本领域专业人士的作用有效突破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下的创意激励困境。为促进创意自治的实现与优势发挥,需要在立法、公共政策层面以及司法层面采取有效的措施。     

论后果模式与法律遵循──基于法经济分析的视角

法律规则的后果模式直接改变经济人的成本──收益结构,使经济人不因违法而获利,不因守法而受损,从而激励经济人作出遵循法律的选择。但在实践中,后果模式的设定失当和实现障碍不能有效地改变经济人的成本──收益结构,因此有可能导致经济人作出不遵循法律的理性选择。     

公司法中的国家干预适度性分析

公司法作为公私结合的法,其中适度的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因其可以解决公司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但国家干预必须适度,否则会影响公司的健康发展。国家干预的适度性主要体现为国家只在适当的领域以适合的方式对公司自治进行干预。     

法官地位的经济学分析--以美国为范例的考察

法官地位问题是目前司法改革中遇到的核心问题之一,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的基础上,以社会分工为逻辑起点,沿"经济人"理性选择的路径,探讨初始产权的界定以及法官所面对的内外约束机制对于法官地位形成的重要意义,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司法改革应借鉴美国法官地位确定的经验,建立法官排他性产权的制度保障,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实行审级中的双轨制和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有限参与.     

国家干预的法系差异——以证券市场为重心的考察

大陆法系国家与普通法系国家的一项重要差异在于,前者有着通过主动干预来限制、取代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偏好,特别是在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这种差异根源于两大法系在自由观、历史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并持续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现实。国家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不利于财产安全、合同自由和经济增长。对证券市场而言,过多的国家干预具有特别的消极意义,其不仅不利于解决市场纠纷,还会造成金融资源的损失。不过,为增强市场机制而实施的监管需要与为替代市场机制而实施的国家干预必须区分开来。我国对证券市场的治理也应减少过度的国家干预,而应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同时必须保持应有的监管和执法。     

公共政策的人性预设

公共政策过程应当遵循一系列前提性的人性预设,即假定经济人都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自利者,政治人在任何意义上也都不是天使,都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恶,政府机关的存在乃是“必要的恶”。公共政策过程不该以信赖为基础,而当以猜疑为基础。公共政策的基本职责在于,约束经济人的无赖行为,约束政治人的创租行为,约束政府机关的恶治行为。     

论合同订立中的格式之战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格式文本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商人们往往无视双方格式文本内容的差异，照常进行交易，从而引发“格式之战”。为平息“格式之战”，各国基本上都经历了“镜像规则”──“最后一论规则”──“第一枪规则”──“相互击倒”的道路。我国《合同法》没有对“格式之战”问题作出规定，因而应在充分考虑合同法效益、正义的价值目标和现代合同法特征的基础上积极地进行完善。     

论市场经济的效率价值

效率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思想理论中具有不同的道德合理性内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提倡综合的效率观,即突出和强调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综合提升和改善。市场经济的效率取决于行为主体的结构效率、制度效率和行为效率;效率实现的客观结果还受到经济体制、产权制度、政府行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证制度的完善

中国的公证制度应当在提高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安全性、预防和减少社会纠纷和诉讼活动、节约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方面,发挥独特的功能和作用。本文拟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证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角度,寻求进一步发挥公证的功能和作用的有效途径,从而完善我国的公证制度,实现法律公平和经济效率。     

经济转轨 政府定位与“新的法律秩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相应地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计划经济缺乏市场经济那种优越的信息机制和强大的动力机制,使得经济系统效率低下,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发起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府能否实现从过去的无限、低效政府向有限、高效政府转变是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好的市场经济”能不能最终确立的关键。为此,政府要科学设计改革方案,增强自身改革的动力;尤为重要的是要积极推进“新的法律秩序”的形成。     

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公正问题研究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公正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必须重视实现和推进社会公正。不可否认,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不公现象,影响了改革的进程,甚至威胁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国企改革和社会公正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促进国企改革在维护社会公正的前提下展开。     

论经济行政法的效率导向——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研究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经济行政法应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为导向。这是因为经济行政主体干预经济的理由在于克服市场失灵,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但是由于存在公共失灵的问题,经济行政主体难以实现其效率的目标,需要经济行政法对经济行政权力进行控制,以便克服公共失灵的问题,因此经济行政法存在的理由在于通过控制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干预行为来促成社会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状态,其必然是效率导向的。     

从信息视角看经济法基本功能

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及错误是信息失灵主要表现 ,它们对市场效率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 ,因此需要由各种制度对其加以克服 ,在诸多制度中 ,经济法具有独特的优势。经济法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使市场信息充分、对称、准确 ,从而提升市场效率。     

试论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实现途径

市场作为促成教育资源供求在总量和结构上协调的因素,是教育资源有效配置的实现条件.在教育垄断市场下,教育产出进入经济系统具有较大的障碍,教育系统内部组织低效,整个教育系统失去了自组织的刺激机制,无法促进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高等教育卖方市场的形成将不断促进教育系统的创新.教育系统也惟有在外界社会经济系统的作用下,不断地进行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才能在与社会经济系统的适应过程中获得发展的物质条件,在国际教育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其市场化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基本方向,但仍需依赖政府干预以纠正市场运行的偏差.     

强化诚信意识 确保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遵守承诺的契约基础上的经济,诚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我国的诚信缺失给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在全社会强化诚信意识,使我国的市场经济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The balance between equity and efficiency; reflections on the goals of the new Nigerian competition law

In January 2019, the Nigerian Government finally enacted its first competition law after several attempts to do so previously failed. Since all competition regimes advance one or more goals, the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what the goals of the Nigerian Competition Law ‘is’ or ‘are’ and/or what they should be. This paper posits that discussion on goals must relate fundamentally to the true reason(s) the nation ‘needs’ an antitrust legisl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reasons (as reflected in the preamble of the legislation) and the prohibitory aspects of the law.Although the goal of competition is generally thought to be relating to promoting economic efficiency, however,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Nigeria), competition must compose of an important equity dimension. Ironically, the work uses the ‘developed’ experience of the EU in later stages to show that the goals of an antitrust policy are never static but dynamic and may not necessarily always admit of ‘efficiency’ considerations. This paper’s argument is that Nigeria needs a welfarist approach to competition which means efficiency should sit as a top objective and that any compromise on economic efficiency as the goal must be accommodate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basic principles of a market driven competition is not harmed. Consequently, the work reflects on how the new Nigerian law has provided a balance between market efficiency and other goals of competition and how the new Nigerian competition body can operationalise this bal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s antitrust policy. In this regard, the EU also provides some important enforcement less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