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别称词的显性文化特征刍论

汉语别称词的文化特征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种情况。其中显性文化特征是指汉民族文化结构中介于表层物质文化和深层精神文化之间层面的文化，也称中层文化或制度文化。它一般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风俗习惯、组织制度和人际关系以及依附于它们的原理、原则和规范等等，还包括由此而产生出来的汉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群体组织和制度规范等文化特征。汉语别称词的显性文化特征集中而突出地反映在它们往往具有政治文化色彩、人性意味和民俗特征这三个方面。     

也谈汉语的副名结构

副名结构(程度副词+名词)作为目前汉语中流行的一种语言现象,已经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专家学者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产生的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程度副词修饰名词是有条件限制的。一般来说,那些表示程度高的副词和具有性状义的名词比较容易进入该结构,词语之间的组合从根本上说是词义之间的组合。副名结构以其简洁、生动、幽默、含蓄等独特的语用价值赢得了人们的青睐,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语言动态发展的必然。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词汇互借研究

词汇借用是语言文化交流的记录和印证,依据词典信息建成的语料库可为词汇分析提供详实的语言材料。本文参考Cannon(1988)对英语中的汉语借词所作的统计分析,根据《汉语外来词词典》建成汉语中的英语借词(英源词)语料库,比较汉英词汇互借的异同。本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汉英词汇互借呈现三方面的特征:所借词汇总数悬殊,汉语从英语借用的词汇总数大大超过英语从汉语借用的词汇总数,前者是后者的三倍以上;所借用义项的比例具有相似性,高达93%以上的借词只借用了一个义项;所借用词语的义类有显著差别,汉语中的英语借词主要来源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领域,而英语中的汉语借词主要来源于食品饮料与生物群两个门类,多为与中国饮食文化和奇异生物有关的词语。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而言,文化强势与弱势造成了所借词汇总数与义类的差异。     

训诂中的法文化反映

从《尔雅》及其注疏等训诂资料入手,对“刑”、“法”、“律”、“礼”等词语的产生和字形、意义的演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考察,可以把握传统中国法文化的特征。训诂资料及古代文献表明:汉语表法的词来源于“刑罚”与“范型准则”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的法是刑法,是礼法,礼是积极的规矩,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刑是消极的处罚,是惩罚于已然的制裁。     

再论汉语词:字组、韵律、约定——基于汉英对比分析

在《字本位视角的汉语"词"》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汉语词内涵:表达一个概念、具有一定约定程度的单字和字组合就是汉语词,具体讨论了汉语词的三个内涵,即字组、韵律和约定,同时阐述了汉语词通过韵律和约定组字成词的原理。     

汉语动词的复数表达

语言的"数(Number)"基本可以分为单数和复数,一般认为语言中的数范畴是属于名词的,但是动词也具有数范畴。具体而言汉语动词搭配动量词、时间副词、事件参与者的数使用时可以表达动作的复数。数和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语言是否具有量词性决定了动词的数表达的不同。一般量词性语言不具有复数标记,但汉语是既具有量词也具有复数标记的语言。我们所谓的动词复数标记为动词重叠,认为动词重叠表示动作的复数,即动作不止一次发生,能表达动词复数,因此将动词重叠视为复数标记。     

副词“大不了”及其词汇化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2005),现代汉语中词汇化了的“大不了”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作为副词,表示“至多也不过”;二是作为形容词,表示“了不得”.副词“大不了”可表示对极度消极结果的估计和对极高程度量级事例的凸显,且前者的主观性程度更高.跨层非短语结构“大不了”经过重新分析成为形容词“大不了”,再在足量准则的作用下经过语用推理的固化形成副词“大不了”.     

字本位视角的汉语"词"——基于汉英对比分析

本文从割析现行汉语"词"的定义入手,讨论了定义汉语"词"的困难,然后从字本位理论视角,探讨了汉语"词"的字组合机制和词化程度,认为表达一个概念、具有一定约定程度的单字和字组合就是汉语"词".     

随行义动词“从、随、跟”的演变模式

“从”在先秦由各动词义产生对应介词义，并由副词演变为连词：“随”在汉魏间由各动词义产生对应介词义．并由副词发展为可配对用作连词；“跟”在元明间由“随行”义产生各介词义，并由伴随介词演变为并列连词。三词介词义形成分工和互补。源义相同的三词语法化过程各异，说明在平行虚化规律作用下。词义演变仍会遵循“特化”的原则。三词并非都符合“伴随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的演变路径．证明词义演变在一般认知心理驱动下，尚有民族特色文化心理的干预。     

“豕、彘、猪”的历史演替:基于出土简帛新材料

上古汉语具有"家畜猪"概念的词主要有三个,即"豕"、"彘"、"猪"。这三个词分别来源于上古方言和共同语,它们的共存体现了古汉语的层次性,它们的历史演变则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局面。根据出土简帛材料,这三个词的竞争始于战国末期。到了秦代,由于语言政策的变化,"彘"成为官方认可的正式用词,而"猪"则被禁止使用。这一变化使得"猪"在秦统一后突然在文献中消失,直至东汉才恢复使用。但由于"猪"一直作为通语活跃在口语中,因此最后取代"豕"、"彘",成为表示"家畜猪"的唯一形式。     

程度补语"煞"的历时来源及跨方言考察

煞是杀字的俗体,本义为杀死、弄死。中国古汉语中出现了作程度补语的用法,现代汉语普通话已经很少使用,某些方言中还有残留。目前,还没有专门对程度补语煞的历时来源,煞程度义获得的机制和动因,程度补语煞的词性及程度副词作补语的认知理据等问题展开论述的文章。文章立足于程度补语煞的历时演变过程,同时结合汉语方言的使用情况,认为程度补语煞的来源经历了两个步骤:先由自主动词演变为非自主动词,再由非自主动词演变为程度副词;并探讨煞程度义获得的机制及程度副词作补语的理据。     

民族地理背景、传统地理视角与方位文化词探析

汉民族生活在特定的地理背景中,形成了面南背北的传统地理视角.这种背景和视角反映在汉语中,是阴阳、左右、纵横、经纬、上下等这些本有所指的词语也用来表示地理方位.     

警学论文语言的品位与风格(二)

警学论文的自然语言就是汉民族使用的书面语言。一是警学术语,是警用语言的基本成份。它分为两个层次,即警学基本术语和复杂术语。二是外来词语,有意译词、音译词、半音译半意译词。警学论文吸收外来词语是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为我所用,是丰富警学词汇的途径之一。三是文言词语,它们在警学语言里仍富有较强的生命力,掌握一定量的文言词语,对警学论文写作语言有益。     

汉语方言复数标记界定论

汉语方言用附加成分来表达复数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汉语方言复数标记的界定要从语法意义、结构功能、普遍性程度等三个方面出发,其基本参项可设定为"构形功能"、"固定形式"、"复数意义"、"普遍性程度"等四个,由此可以得出判定汉语方言的某个语法单位是否为复数标记的三条综合性标准。汉语方言复数标记界定标准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汉语颜色词的两极性语义

汉语颜色词两极性语义是一种“文化义”,表现为其词义、词素义和言语义,隐含于其词内和词间的贵贱、尊卑、高低、是非、好坏、善恶、正反、顺逆、生死、臧否、增减、老少、春夏秋冬和东西南北以及男女等两极性语义,存在于人们认知的权势、价值、生命、情感、经济、时空和性别范畴里,是汉语颜色词词义及其演变的结果.     

贵州汉语中的若干侗台语底层词

贵州汉语中有一批词语在汉语古籍文献和其它汉语中都找不到相应的词语,但却在侗台语诸语言中可找到与其语义相当、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说明它们来自侗台语,可以定之为“底层词”。贵州汉语中存在着侗台语底层语言的事实,对探索贵州汉语发展史和民族关系有重要价值;进行贵州汉语中侗台语底层词的研究,对保护侗台语这一濒临灭绝的、具有地方性的、民族性及古老文化特色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音译词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源于音译词涌入汉语,成为汉语词汇中一种新现象。它们出现范围广,使用频率高,大多是首先进入强势方言区,开始只在特定的地域内使用,然后再向其他各地传播开来。音译词具有义类、词形多样、和汉语原有词语造成同音词等特点。     

从詈语的使用看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

语言是历史文化的一扇窗户，我们可以通过它，来透视、认识和了解在语言中积淀的一个民族独特深厚的文化历史和文化心理特征。本文以来源于《汉语大词典》中的“詈语”词语为语料，通过对它们的梳理，探寻它所承载的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与发展历程，并根据这些詈语的使用特点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规范伦理的阶段、摆脱束缚阶段、冲破禁忌的阶段与走向文明的阶段。     

张爱玲色彩图中的绿色色块

"绿色"在汉语文化中被视为"间色",但张爱玲凭借丰富敏锐的色彩感觉和对绿色的钟爱,使其作品中的"绿色词"大放异彩:一方面,张作中绿色词的构成形式丰富、表现力强,在继承传统通俗小说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另方面,张作中的绿色词具有丰富的情感和情绪意义,并通过通感和一定的修辞手法将这种独特感觉传达出来。     

香港地区报刊港式中文与内地同形词语的差异分析

文章探讨了香港报刊港式中文和内地中文同形词语的差异 ,并将它们分为三种 :理性意义不同的同形词语、色彩意义不同的同形词语、语法意义不同的同形词语 ,认为造词偶合、词语义发展不同步、借用、多文化变化方向等是造成差异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