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政制度视域下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长期的制度实践下,中国财政制度存在着政府事权边界不清、央地配比失衡、事权与支出责任相互脱离以及政府权责不统一等问题。根据财税改革基本要求,需对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进一步规范,并明晰央地财政关系,适当扩大地方财政自治权,明晰事权范围,在明确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基础上强化权责统一性。     

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财权与事权的合理划分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 ,也是我国行政体制设置与合理划分行政权力的重要内容。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的划分是非常模糊的 ,而借鉴西方典型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对我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范畴与职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关系探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权力逐渐增大。由于激励和问责机制的不健全、"行政区经济"的弊端及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乏力,一些地方对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采取消极贯彻执行的对策,出现不合作博弈现象。当前,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确保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事权的演变、经验与启示——央地关系视角

高等教育事权关乎高等教育领域的央地关系,是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变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权围绕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断探索调整,从高度集中统一于中央逐步发展到分级管理、以省为主。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权不断扩大,事权的法治化进程加快。高等教育事权七十余年的发展经验表明,要进一步加强中央宏观调控和省级教育统筹,全面推进依法治教,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以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纵深发展。     

三层互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正和博弈

根据对弈双方的合作程度,博弈可分为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也称零和博弈和正数和博弈.以往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往往是建构在零和博弈的基础上.在这种分析框架下考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很难实现中央与地方的良性平衡,即使实现了也难以长期保持.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范式,即正和互动范式.文章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实行正和互动范式的可能性,并提出把社会引入到中央与地方当中,形成中央、地方、社会的三层互动.     

城市环境治理投入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

文章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城市环境治理上的博弈,并提出地方政府应提高自身的政策执行意识和服务意识,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物质激励,政治晋升方面的激励,循环经济的推广使用;环境治理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投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构建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日益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然而,现阶段我国村公共物品存在着供给机制的不公平性、决策制度的不完善、地方政府职能的模糊以及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等问题.由研究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机制,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基于地方自治的韩国央地分权研究

韩国的央地事权划分以地方自治为载体。从历史来看,地方自治与央地分权经过了初试、转型、复苏和深化等不同阶段,不过,在各阶段具有不同的动力来源。从法律角度来看,《大韩民国宪法》和《地方自治法》是央地事权划分主要的法律依据;从基本特征而言,韩国的地方自治与央地分权属于国家权力体系内的分权,并以大陆法系为底色,其主导者仍然为中央政府,并具有多重二元结构。韩国地方自治与央地分权的实践在思想认识基础、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借鉴外来制度、央地沟通协调机制和公民参与等方面,对于我国的央地事权划分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中国住房市场的博弈分析

从我国住房市场改革以来的发展路径看,地方政府在住房市场上典型的变化在于从过去的行政执行主体转变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主体与经济调控主体,进而成为地方经济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一方面地方政府是住房市场的参与者,是住房经济运行过程土地一级市场上土地资源的唯一提供方,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是住房市场调控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市场的裁判者。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权力和义务两方面的基本倾向刚好相反,由此便构成了两者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     

地方政府间跨地区公共物品供给的路径选择

在市场化与分权化的不断影响和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合作不断加强,但是在地方政府跨地区合作供给公共物品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制度供给困难、信息不对称等阻力,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合作共赢。本文将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分析治理存在的困难及原因,进而提出解决的思路。     

农村税费改革中的政府责任

农村税费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乡镇政府的收入规模,进而影响到乡镇政府能否有效地承担其责任。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导致了乡镇政府的责任困境。为了摆脱困境,政府在伦理价值选择上采用了一种无为而治的价值取向。然而,在历史上曾经是维系和延续中国传统皇权的无为而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却显得不合时宜。中国政府在推动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在制度上要保证农村公共财政足以供给农村政权的正常工作,并能为农村地区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此外,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后,还必须改革公共物品的投入体制和方式,使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并在机制上保证不会反弹。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建立起乡镇责任政府。     

试论农村医疗保障体制中的政府责任

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物品一般分为二部类：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和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由于公共物品具有利益外溢性特征,并且公共物品的提供需要大量资金,公共物品由公共部门（政府）来生产能实现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对有效性。而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城乡分割体制的存在,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处于一种缺位状态,作为准公共物品的医疗保障也是如此。因此,本文从公共物品的角度对我国目前农村的医疗保障体制进行了分析,剖析当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在农村医疗保障体制中政府责任的重要性。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外交职能及其关系——中国的视角和经验

经济外交是政府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要表现.中央政府的经济外交职能包括制定和实施经济外交战略,加强涉外经济法规建设,推动对外贸易等各类国际经济合作,调控汇率与稳定金融市场,参与国际经济机制建设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地方政府的经济外交职能包括实施中央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推动地方对外贸易等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贯彻和执行国家涉外经济法规,加强地方涉外经济法规的建设;防范本地区外国短期资本风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外交既存在主辅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应该站在经济学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研究课题的高度,来把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经济外交职能及其相互关系,以便相互促进、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完善我国政府间责任划分与支出分配的法律思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责任划分及支出分配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核心,也是财政体制力图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我国政府间责任划分与支出分配的法律制度现状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应建立以《宪法》为根本,以《预算法》、《政府间责任法》、《税收基本法》为主导,以《财政收支划分法》、《政府间转移支付法》等相关法律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使我国政府间责任划分与支出分配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责任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严重障碍。但是,期望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和市场化的主张无助于根本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矛盾。必须明确政府供给的主体地位,强化各级政府的供给责任,让更多财政资金进入农村公共产品领域,优先保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针对政府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又须完善法律保障和政策设计,建立监督评价体系,增强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责任探讨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突出特征是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和运转中承担主体责任。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从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要发挥主导作用的意义上看，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主要关系：一是责任承担方面的中央政府责任和地方政府责任的关系；二是财政责任方面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三是激发工作动力方面的领导干部考核机制和做好社会保障工作的关系；四是完善制度建设方面的地方政策和全国各地衔接的关系；五是协调利益机制方面的政府决策和农民意见表达的关系。     

试论农村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加强

随着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发展,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筹集途径、决策机制和供给结构等方面存在问题,应该加强政府供给,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物品.     

政府公共服务事权划分混乱的成因与对策

公共服务事权在政府间的划分是建立分级财政体制的核心和基础,然而历史和现实原因使得我国当前的事权分配较为混乱、不尽合理,造成诸多问题。本文详尽分析了事权混乱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公共服务事权划分的基本原则与思路。     

新时代中央政府职能与作用的重新审视

在有关中国改革的理论解释影响之下,当前的政策研究并没有给予中央政府足够的重视。中央政府极为关键,但是尚未被发掘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创造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创新其本质是"中央搭台地方唱戏",在这场大规模工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只不过是其中一环,其职能与作用的凸显完全得益于中央政府在背后保障了这项大规模工程的持续推进。其次是解决地方政府自主决策权所带来的副作用。放权地方政府之后,自主决策权带来的不只是政策创新,还有与之相伴随的不良行为。这些不良行为常常导致严重后果,都需要中央政府加以应对。总体来看,中央政府是整个大局中的核心部分,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给予中央政府更多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