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与治理研究——对上海的调查与思考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人口、房地产、城市规划等经济社会数据的分析可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已出现了经济、社会和人口等空间结构演变趋势。大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使得居住分异现象日益显现,社会公平性问题开始突出,加大城市空间资源整合日益重要。维持经济发展、社会秩序与空间匹配之间的有效平衡,需要从更高的社会经济制度层面上思考城市如何治理。因此,建立法治社会,规范政府行为,加强房地产投资的引导与控制,推进市民利益维护机制建设,制定合理的人口战略等城市空间调控政策迫切需要出台。在"和谐社会"治国理念下,城市空间治理将日益重要,因此,需通过对大量城市的实证研究,总结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特征、机制、趋势、效应,并对比中外城市空间演化的差异,反思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构建新型的城市治理架构,并以此规范人口流动、提高城市化质量、消除城市社区隔离、规范住宅房地产发展、保障弱势群体空间公平分配。     

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态势剖析与治理反思——基于上海的调查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成为当代中国城市转型的主要特征。通过对上海人口、房地产等经济社会数据分析可知，当前上海人口、居住等社会空间正呈现剧烈的演变态势。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未来社会空间将呈现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城市社会空间两极化、城乡结合部居住形态多元化、城市社会结构重构、城市“双城”现象凸显、弱势群体居住边缘化、城乡二元结构空间显现、城市部分社区老龄化等演变趋势。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将带来类似西方城市居住隔离、空间剥夺、阶层矛盾、公共空间漠视等负效应。在“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下，反思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提出城市规划公共利益职能归位、加强房地产投资的引导与控制、推进市民利益维护机制建设、推进“以人为本”的混合型和谐社区建设、制定合理的人口容量战略、制定合理的人口分布战略等新型治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链块结合: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超大城市社区的出现在解决城市居住问题的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城市发展悖论”迫切需要政社协同治理。基于公共服务链和模块化理论,构建了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分析框架。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对该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发现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包含横向“链”和纵向“块”两种混合治理机制,其中,“链”有利于扩展公共服务分工,提高公共服务的敏捷响应能力,“块”有利于增加多元公共服务主体,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两种机制之间的相融互补,对政社协同治理的有序运行与效能产出产生影响。     

基于复合空间视角的超大城市韧性建设路径思考

面对复合型城市危机,复合空间视角可为超大城市韧性建设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以风险发生的可能场所为标准,复合空间可划分为物理、虚拟、经济、社会与规范空间.基于系统理论,通过分析国内七个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现状与困境,借鉴域外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经验可知:只有明确复合空间系统结构、充分剖析各子空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才能实现空间潜力的最优配置与整体效益最大化.研究发现,不同空间组成的"三生空间"可以基本涵盖超大城市韧性需求,未来须保障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推动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形成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的支撑系统.     

“城中村”治理问题浅析——以山东临沂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区规模的扩张,临沂市的"城中村"治理问题日益凸显。临沂市在"城中村"治理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民的居住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然而,"城中村"不仅仅是一种房屋形态,更是一种社会形态。"城中村"的治理是一个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利用制度、集体资产处理、村民自建住宅政策、投融资体制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工程。借鉴总结已有的经验,临沂市在"城中村"治理问题上,要更注重"城中村"社会形态的改造,把加强"城中村"改造与城市社区建设相结合,促进"村民"向市民的转变。在治理时要注重民意,关注民生,坚持依法处理土地权属和改造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另外,要坚持"城中村"改造与保留城市历史相结合,注重城市历史记忆的开发,建设具有自己独特历史发展轨迹的文化名市。     

规模与韧性:城市风险治理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对

我国的城镇化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人口和资源快速积聚到少数特大超大城市的格局与趋势，给城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考验，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应急治理现代化建设。城市治理韧性有赖于国土空间的合理规划，以及在此基础上公共设施、服务与资源的科学而公平的配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环境下，必须以国土空间优化布局为抓手，推动公共设施、服务与资源在不同城市和区域之间的合理配置，以安全韧性理念引领城市建设和治理，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促进韧性城市构成要素之间的均衡发展，因城施策提升城市韧性治理能力，从而强化国家和社会治理韧性。     

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韧性治理及其策略

与普通城市相比,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高,灾害事故成因复杂,源头防控工作难,基层保障能力薄弱。一旦出现重大突发危机,城市社区作为危机应对的“最后一道防线”至关重要。而且,社区作为超大城市应急管理的基本单元,处在突发危机应对和防灾救灾的前沿阵地,是筑牢基础,抵御各类危机危害的“最先一公里”。本研究对韧性治理框架下的社区韧性特征分析,从社区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提升,治理功能的重构以及应急管理模式的转换等三个方面,描述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构建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结构韧性、功能韧性和行动韧性等能力,并提出韧性治理的主要策略,包括加强主体协同,强化社会动员;促进资源整合,建立韧性网络,增强基层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调适、自我恢复的能力。通过完善韧性治理体系,提升社区韧性能力,将危机减缓做到前端,落在基层,防范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实现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治理。     

论城中村改造的政府空间治理

在"棚改"中,扶贫的国家叙事与城市叙事介入个人和集体空间,"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模式诱致城中村改造呈现改造主体外部化、改造目标公共化、改造知识去地方化、改造结果士绅化等空间生产困境,大多数城中村常住人口居住处境改善程度有限。基于可持续人居目标,批判和导正空间异化的现实逻辑,政府应将空间正义作为价值导向,以房屋使用价值回归为焦点,通过包容性和整体性空间治理,促进城中村改造主体的多元合作共治、过程的包容开放、成果和收益的普惠共享,实现对弱势利益相关者的特别关注,构建空间再生产图景,实现既有企业家城市治理逻辑的突破与空间治理绩效的提升。     

城中村治理:问题、困境与理路——以城湾村为个案

城中村是当今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城中村和城郊结合部作为一种特殊的社区类型,是城市社区的自然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治理不能离开该类社区。办州市姑苏区葑门街道"城湾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该城中村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环境卫生问题突出,公共服务设施薄弱,乱搭乱建、乱堆乱放现象较多,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融合难,需要进行有效的治理。但是对城湾村的治理又存在资金缺口大、政府积极性不高、政府部门以应急管理代替长效管理、外来人口需求常态化等问题。基于此,需要将城中村治理改造纳入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在考虑外来人口需求的同时,控制城中村流动人口无序流入,建立城中村治理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中村两大群体的社会融合。     

空间视域下流动老人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

伴随城镇化和老龄化,空间转换过程中流动到大城市的老人在居住环境、经济状况、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等方面出现空间排异。年龄、同住人数、居住年限、是否农业户口等人口特征变量以及人均住房面积、个人月收入状况、自评健康状况、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社区满意度、邻里交往频率、社区参与情况等因素均显著影响流动老人的生活质量。基于此,建议政府广泛利用多种就业形式促进流动老人的人力资源开发,加快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老人异地养老保障水平,重视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组织开展多样化的社区活动,合理规划城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并提高流动老人的生活质量。     

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进路与优化

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效治事的效用逻辑以及撬动改革的发展逻辑。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体系调整、治理过程优化,进而释放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实践层面,通过对以北京“接诉即办”和上海“一网统管”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虽然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不同,但是技术和制度都是影响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且二者相互作用。从整合性、过程性视角出发,协同理念、组织、技术与制度四要素,未来优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复合路径,同时推进技术和制度双重变革,并在机制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     

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正义理论及其治理启示

空间与正义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城市的观察,揭示了由资本的逻辑所导致的阶级居住分异的空间非正义现象。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力图生动而具体地展示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本质及空间正义问题,为当前城市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城市空间分异与空间正义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需要积极面对的治理议题。     

城市大型居住社区营造的多重逻辑及实现机制——以“中心—耦合”型治理网络为分析框架

近年来,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出现了一些大型居住社区,既有研究缺少对这一对象的关注,特别是对选择何种理论工具分析大型居住社区营造的独特性缺少深入探讨。从结构上来看,由执政党扮演领导核心角色、其他主体扮演参与者角色的"一核多元"的"中心—耦合"型治理网络,是城市大型居住社区营造的结构形态。我国城市大型居住社区营造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棘手性,呈现党的领导与多元参与相结合、共识培育与尊重差异相结合、社区赋权与社区增能相结合、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相结合的多重逻辑。从实践来看,基于"中心—耦合"型治理网络,可以通过凝聚基本共识、推动资源整合、搭建协商平台、引导自治开展等多种手段,推动我国城市大型居住社区营造的实现。     

论南通“城中村”现状及发展出路

"城中村"不仅影响城市的美观,也阻碍城市化进程,制约着城市的发展,成为扩大城市现代文明辐射力、影响力的一个"瓶颈"。各城市的"城中村"情况不尽相同,但具有比较高的共性。因此,以南通的"城中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城中村"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出路。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需要关注的几对关系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在实现工业化、现化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社会变迁。城镇化过程的重要表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转换；二是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三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世界各国城镇化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超大城市（日本）和中心城市辐射型（韩国）为主的集中式城镇化模式；另一种是以中小城镇主导型（德国）为主的分散式城镇化模式。     

城市社区管理需要重构熟人社会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的社区管理也面临着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形势、新特点和新问题，如何加强和创新大城市的社区管理，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笔者在走访联系居民区、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实践中发现，随着城市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上海基层社区楼组里弄的“熟人社会”正在被解构，许多新兴住宅小区甚至出现了对门而居互不相识的现象，被戏称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日益陌生化的社区产生了诸多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增加了社区管理的难度。笔者认为，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城市社区管理，需要重构社区熟人社会。     

从中国大城市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看城市管理及社会治理(上)——以北京市街道办事处管理体制改革为例

本文通过研究北京城市政府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中国大城市管理及社会治理之道。研究对象为以街道办事处为主的城市管理系统;研究内容是街道与区政府及其各专业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权限的划分,街道内部各机构管理职能的科学界定及整合,街道向上与区政府相关专业管理部门的职能衔接,向下到社区居委会、居民、住区单位、承担公共服务的企业和中介组织以及社团组织、志愿者组织的职能延伸;研究目的是探索如何科学界定城市基层政府的职能,理顺街道与上级政府专业管理部门的关系,理清并整合街道内部各科室的职能,以便为实现社会治理之道搭建制度性平台,为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功能拓展更大的治理空间。     

广州黑人聚居区的形成与族裔居住隔离现象的萌发

族裔居住隔离严重阻碍了社会群体间的良性互动,容易固化和放大种族对立,因此,一直被视为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广州市开放程度提升,大量外籍人口特别是非洲裔黑人移民广州,非洲裔黑人聚居区出现,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居住空间分布格局、政府管理能力还是社会分层现状,都具有避免族裔居住隔离形成的优势。有鉴于此,应围绕"以服务促管理"的原则,制定相应的治理和疏导对策,避免广州的非洲裔黑人聚集区由居住分异固化、沉淀为居住隔离。     

问题倒逼与平台驱动：超大城市治理重心下沉的两条路径

治理任务与治理资源的“时空错配”,一直是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大难题，治理重心下沉成为大势所趋。以京沪两地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政府尝试运用数字化等手段，在政府体制结构和资源条件相对稳定的状况下，突破治理重心下沉的传统困境，实现城市治理能级提高。文章从动力来源、运行体系、运行机制与绩效控制等层面构建分析框架，将北京“吹哨报到”与上海“一网统管”案例进行比较，展现了问题倒逼与平台驱动的差异化创新路径。在讨论以上两种路径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提出稳定高效提升治理实效的复合式创新路径。     

深圳福田水围社区探索出租屋"旅业式"管理新模式

深圳市是一座典型的快速崛起的现代化城市,与其他城市一样,"城中村"也一度成为各级政府规范外来人口管理、整治社会治安问题的"老大难"。福田区在辖区的水围社区大胆地搞了一个试点,他们将社区的出租屋"旅业式"管理模式经过改造嫁接至"城中村"的出租屋管理上来。半年多来,该社区实现了盗窃案件无一例发生,社会生活秩序井然,房租连连攀升的可喜现象。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鸿忠近日在市出租屋管理工作会议上,要求"旅业式"、"物业式"两种管理模式在全市推广。